致杨钟健|恽代英

致杨钟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钟健[1]：

　　我们许久是神交了。纵然不曾见面，不甚知你为人，但看仁静、甲荣[2]等的推许，我已猜想是一个如何纯洁勤奋的同志。你发到武昌与我的一封信，正在将启行时接着。以后道途移涉，又因患疮疾，到今抵泸将一星期，乃得回信你，抱歉之极。

　　我以前尚未接着一纸关于各科研究会的报告，所以我亦没有什么可以报告你。以前是在假期之中，会员分散迁徙，研究会不易进行，亦不为怪。近来不知可有报告寄到武昌，此地是仍未接着一纸。

　　此地因兵事与交通关系，函札来往，迟滞非常。武昌发电与快信有均须一月左右才到的。我因想以此比东京更难通信地方，而总揽督促各科研究会的事权，必且使一切进行不易灵捷。为此，我望你与其他评议员商议另举他人，或由我推陈启天[3]自代。何如？此事我已另函舜生启天，望你加以斟酌。

　　我在南京曾力为学会作调和派。调和非我本意，然当会及会后均见学会有树立一定明确旗帜的必要，实无调和的余地。此由：（一）我们对于学会，期望很大，必如此才兴味浓厚；（二）我们责望会员对学会效力地方很多，甚至望会员牺牲其所有以为学会，必如此学会乃有精神可成功，然若目标不明确，期望不能达到，责望亦不能忍受。

　　或说，然则何不减低些期望与责望？但我觉这些期望与责望，实在是以前学会精神的所寄托。若太减低了，将一定失去以前精彩，亦令内部许多人会觉失恋（我便是一个）。

　　我想假定以“促进生产工具公有”为明确目标，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当然赞成，教育家、文学家亦应赞成；只包不了那些Love wisdom for its own sake〔为智慧而爱智慧〕的哲学家。但是我想除非他们有一部分（如实验主义等）可以与上述的几方面Practical help〔实际帮助〕，不然，那便只好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为想把他与上述几方面的人联成一体，本非事实上所可能的。

　　我亦想若认清一个主要的明确目标，那些次等的争论，便当放松一点。例如宗教问题、恋爱问题，不要都当作主体，以致争闹不休，人各一见。

　　我私意近来并很望学会为波歇维式的团体，这是年会后思想的大改变，不久将另文陈述。

　　总之，我意学会非破裂不可。我在南京态度和缓，其实是已失望，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表示。“其次”又不可得，终于令我想到破裂，以达到最高的希望。

　　日葵、君宇[4]在京，请将此函给他们看。

　　在此军长杨森，教育科长卢思，再加校长王德熙都可谓好勇过我。只要他们是不倒翁，此间事本有可望。我现已拟定将此校单纯养成小学教师，同时为社会运动家。以后训育教授，尽可能的范围而改进。再利用军力、官力办第二部，办讲习所，建新校舍，创设各县小学，施行强迫教育，加增小学教师经费，宣布服务成绩好的奖励（杨、卢均有些这一类的计划），则川南以改造教育、改造社会或竟闹得成功。此不能说非“利用已成势力”。

　　我大概要明秋出川了。

　　代英

　　载《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通讯录》第一期一九二二年五月编印

　　注释

　　[1]钟健即杨钟健（1897—1979），陕西华县人。时为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1月病故。

　　[2]甲荣即苏甲荣，少年中国学会会员。

　　[3]陈启天即陈修平，湖北黄陂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后为国家主义派，青年党负责人之一。

　　[4]君宇即高君宇（1898—1925），原名高尚德，山西静乐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1925年3月在北京病逝，葬于陶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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