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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杨钟健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钟健[1]:

  我们许久是神交了。纵然不曾见面,不甚知你为人,但看仁静、甲荣[2]等的推许,我已猜想是一个如何纯洁勤奋的同志。你发到武昌与我的一封信,正在将启行时接着。以后道途移涉,又因患疮疾,到今抵泸将一星期,乃得回信你,抱歉之极。

  我以前尚未接着一纸关于各科研究会的报告,所以我亦没有什么可以报告你。以前是在假期之中,会员分散迁徙,研究会不易进行,亦不为怪。近来不知可有报告寄到武昌,此地是仍未接着一纸。

  此地因兵事与交通关系,函札来往,迟滞非常。武昌发电与快信有均须一月左右才到的。我因想以此比东京更难通信地方,而总揽督促各科研究会的事权,必且使一切进行不易灵捷。为此,我望你与其他评议员商议另举他人,或由我推陈启天[3]自代。何如?此事我已另函舜生启天,望你加以斟酌。

  我在南京曾力为学会作调和派。调和非我本意,然当会及会后均见学会有树立一定明确旗帜的必要,实无调和的余地。此由:(一)我们对于学会,期望很大,必如此才兴味浓厚;(二)我们责望会员对学会效力地方很多,甚至望会员牺牲其所有以为学会,必如此学会乃有精神可成功,然若目标不明确,期望不能达到,责望亦不能忍受。

  或说,然则何不减低些期望与责望?但我觉这些期望与责望,实在是以前学会精神的所寄托。若太减低了,将一定失去以前精彩,亦令内部许多人会觉失恋(我便是一个)。

  我想假定以“促进生产工具公有”为明确目标,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当然赞成,教育家、文学家亦应赞成;只包不了那些Love wisdom for its own sake〔为智慧而爱智慧〕的哲学家。但是我想除非他们有一部分(如实验主义等)可以与上述的几方面Practical help〔实际帮助〕,不然,那便只好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为想把他与上述几方面的人联成一体,本非事实上所可能的。

  我亦想若认清一个主要的明确目标,那些次等的争论,便当放松一点。例如宗教问题、恋爱问题,不要都当作主体,以致争闹不休,人各一见。

  我私意近来并很望学会为波歇维式的团体,这是年会后思想的大改变,不久将另文陈述。

  总之,我意学会非破裂不可。我在南京态度和缓,其实是已失望,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表示。“其次”又不可得,终于令我想到破裂,以达到最高的希望。

  日葵、君宇[4]在京,请将此函给他们看。

  在此军长杨森,教育科长卢思,再加校长王德熙都可谓好勇过我。只要他们是不倒翁,此间事本有可望。我现已拟定将此校单纯养成小学教师,同时为社会运动家。以后训育教授,尽可能的范围而改进。再利用军力、官力办第二部,办讲习所,建新校舍,创设各县小学,施行强迫教育,加增小学教师经费,宣布服务成绩好的奖励(杨、卢均有些这一类的计划),则川南以改造教育、改造社会或竟闹得成功。此不能说非“利用已成势力”。

  我大概要明秋出川了。

  代英

  载《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通讯录》第一期一九二二年五月编印

  注释

  [1]钟健即杨钟健(1897—1979),陕西华县人。时为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1月病故。

  [2]甲荣即苏甲荣,少年中国学会会员。

  [3]陈启天即陈修平,湖北黄陂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后为国家主义派,青年党负责人之一。

  [4]君宇即高君宇(1898—1925),原名高尚德,山西静乐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1925年3月在北京病逝,葬于陶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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