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恽代英

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我到湖南衡州新城镇友人家里住了三天，预定今天是不能再住了。恰值天不凑巧，狂风飞雪，蜷处一室，寸步不能移动。终日闲谈，无聊极了。回想昨天遇见此地三数学生相互回答的话，很有可供海内留心教育的同志讨论的，因趁此暇日，草为此篇，以请教于爱读本志诸君。

　　我在武昌的时候，就我所及知的中等学生情形而说，大概他们卒业后升学的人，十人中不过二三人。这回听说湖南的情形，升学的十人中可有五人。这些话很不能做我们讨论教育问题什么可靠的根据。但是一件无疑的事，便是中等学生卒业后不能升学的人，至少占中等学生半数左右。中等学校情形如此，小学情形亦然。但是教育界负责任的人，可亦曾想到这是一种可注意的事么？

　　我知道小学生很多中途辍学的人。中学一年级的学生，能守到卒业的亦常不过十之五六。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住不下地的人亦多。大抵这种不升学或中途辍学的人，所以这样做，必有许多原因。不过无论他以何原因不升学或辍学，他所得半截的教育，于他自身乃至社会，果有如何影响？

　　而且更进一步，便令中等学生可以升学于大学专门学校。再进一步，还可以出洋，赚个博士、硕士头衔回国。这可以说受了完全的教育了，这种教育，除了可以给他们做工程师，当教授，赚银元，住西式房屋，吃大餐，甚至于嫖、赌、讨小老婆以外，果然于他自身乃至社会有如何的影响？

　　一般比我还近视的人，看见人家不能升学或中途辍业，便可惜他不能学业完全成就。其实学业便完全成就了，又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影响？我在武昌的时候，向同辈有志的人，大提倡中等学生不升学，高等学生不出洋的怪论。许多朋友，都不懂我的用意。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以为不升学不出洋，便读书不多，学问不大，不能够为社会做什么事。不过以我的愚见，升学出洋，所谓受了完全教育的人，便区区一个中华民国，亦人数不少了。有名无名的博士、硕士，散在南京、北京、上海、武昌以至各处的亦很多。不过中华民国总只是这个怪样子。我亦不知中华民国一共须有几多博士、硕士，才会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一个个有志向的青年，都想着非极力研究学问，无以救中国。然一天卒了业，反成了辱国卖国的人。但是大家却拼死不肯想，这中间有什么应当注意的事？

　　我们要兴办一件正经事，便感觉人才太少了。因此感觉教育要注意培植人才。但许多人不注意一件事：中国教育便再不发达，何致会如此的没有人才，乃至于一国许多事，都不能做？中国亦办了二三十年学校，多少总要成就几千几百人才。这些人才毕了业，便到哪里去了？他们睁着眼睛看见他们的人才，卖国，播[拨]弄是非，与军阀、资本家做走狗。但他们总不信教育除了注意培植人才，还得管什么事情。

　　许多“盲目的向上”的教育家，听见人家说教育是高尚、纯洁、根本改造社会的事业，便自命为他们是社会托命的人。然而他们的教育，除了糟蹋社会上的金钱，做房子，买仪器以外，低的只能给学生一些模糊影响的知识，高的亦只能为学生养成庸懦柔顺的品格，将来最大的成就，只是姓张的学生，能够做刮地皮的官僚；姓李的学生，能够做杀人的资本家。我想这种成绩，只是那些教育家，前生该了姓张的姓李的冤孽债，今生轮着变马变牛的为他家里生一笔利息一样的事情。若说这便是社会托命的良教育，我完完全全不懂这是哪一国的方言。

　　我们自命为终身从事于教育的先生们，细细反省一下罢！我这说的话，固然有些有意开顽[玩]笑，但实在是这个情形。所以我想若我们照今天的样子谈什么办教育，救国家，改造社会，总是一场笑话。

　　然则这种教育便须一律停办么？既然学问不足以救中国，中国便不应讲求学问么？自然我便发神经病，亦还不够主张这等说法。不过无论如何，你们说教育救国，学问救国，以这二三十年的成绩看来，断然你争输了。倘若以后的教育与学问，仍然不过如此，中华民国总还有十百倍于章宗祥、徐树铮、杨度、张作霖之辈的人才出世，我们或者有一天会看见教育的奇效！

　　依我说我们的教育要怎样办法呢？

　　第一，我以为教育若不能使被教育者为社会上有益的人，那便教育者只是与私家做奴隶，不配做人类的教育家。从前富贵人家聘请教师，传授他子弟富贵利达的工具，如八股试帖；或装饰门面的奢侈品，如诗词歌赋之类。他们原不承认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什么事业。一般饭碗主义的教师，虽然面子上借着传道、授业、解惑以自重，其实只是迫于儿啼饥妻号寒的无可奈何，卖身子为东家做苦工，本亦不曾想到教育与社会有什么关系。我想在这种不自然的经济制度之下，许多人会有生活的压迫，读书的与做工的一样，会因无可奈何投身于一件事业之内。既然是因生活的无可奈何这样做，自然不能假充作为改造社会而从事教育的人。自然他所谓教育，亦不定能怎样有益于社会，我亦很原谅这些教育界的劳工，他们不能为社会做什么事，原由于他们处境的无可如何。不过我们一定要记得，有价值的教育，是因为他是改造社会的工具，不是因为他可以为这些劳工减轻生活的压迫。这些劳工固然可以同时兼营一点改造社会的事业，教育的工作固然可以多带一点改造社会的色彩。但是除了这一部分努力以外，其余只等于与私家做奴隶。我亦明知今天硬把这些自命比肩于天地君亲的“师长”，比做奴隶，他们必然不心甘。不过我却自信他们争不过我。然则他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以为教育者真想除了奴隶工作以外，还做点人的事，或者想利用这种奴隶工作去做人的事，必然要注意教育的成绩，要使学生一个个为社会上有益的人。这样，我们的努力直接放在学生身上，间接便都到社会上去了。不然，便学生得了任何益处，我总觉得这种努力，是可耻可怜！

　　第二，我以为要使学生成为社会有益的人，第一层要使他在这种恶社会里站得住，第二层要使他能改造这种恶社会。若就这两层批评现在的教育，我大胆说一句，可以说是一钱不值。现在的教育，只是秉从古以来的养成书篓的宗旨，给学生许多片段浮薄的知识。除此以外，德育、体育，都只是门面话。我亦知道所谓德育，有些人因为敷衍社会，提倡孔教。有些人因为献媚官厅，提倡柔从。所谓体育，有些人因为迷信军国主义，提倡军法部勒[1]；有些人因为迷信义和团、同善社，提倡拳术静坐。然而究竟有真心认德育、体育是教育分内之事的很少很少。所以这样学生，未出学校，嫖、赌、夹带等毛病，已指不胜屈，而骄奢淫逸的生活，且习为常态。这样的出货，说用去改造社会，岂不令人齿冷？亦有些好学生，驯谨和平。但这种学生，十个便会有九个是有学问无能力。一天离了学校，受了职业界许多出乎意料以外的引诱与逼迫，便会手慌脚乱，不知所措，他们中间即稍有能力的，又多孤僻自是，不知道什么团体生活。所以亦一样的会因独手空拳，仍屈败于恶势力之下。好学生变坏的多了。教育者不问这中间有什么秘密原因，只顾责学者无志。咳！何时得玉皇上帝发个慈悲，差遣一般有志的学生来受这般先生的教？不然我看这般先生，永远只能为学校造好学生，不能为社会造好人。这话总不至于刻薄得不近情理。

　　第三，我以为要使学生能在这种恶社会里站得住，而且能改造这种恶社会，我们要就这种标准培养学生的品格、学问、能力。许多教育者的见解，既硬看不出世界上为什么不该有贫富的分别；而且便令这些可怜的教育者，他相信了这种分别是不该有的，这种不自然的经济制度，亦决不为他偶然的喟叹所改变。那便人类的穷者，自然有些只能住小学或住中学，或住国内大学专门学校。为这些人的教育，我们必然不可以只顾给他些无裨生活的玩意儿常识。我们要看清他要走的途径，要到的地位。一切教育都照这样用力。就品格说，自然无论他择何生活的学生，都一样要注意刚健（这种品格，许多奴隶教育不敢提起）、和平、周密、勤劳、刻苦、恒久等美德。但知识、能力，便须视学生将来生活的需要而给他一种正当切要的供给。现在的教育者，只知要学生勤功课，守规则，以办到无违法令，便以为心满意足了。这样，自然学生所受教育，与他将来的生活全然不生影响。

　　第四，我以为今天我们的教育家，须就生活实际上给学生许多帮助。譬如求学择课，升学择校，谋生择业，教育家不可不十分注意给他以合当的指导。照理论说，固然入师范学校的，当重教育；入工业学校的，当重工业。但中国今日社会的情形，学生父兄多于学校内容全然膈膜。学生自身他所以择校，或出于趋时，或出于盲动。所以真想尽职的教育家，为给学生合当的教育，或须在校内设别种补救方法，或须劝学生休学转学，切不可拘守成法，泥执小仁小义，以误学生终身。卒业后升学谋生，普通教师多不认为他有指导责任。若以工人上工下工之例律他，当然学生一出校门，便是他下工的时候了。不过若真想他所教育的学生，能成就个社会有益的人，那便择校择业，还是完成教育功效最要的事。若照这样说，现在做教师的，自身对于择校择业还无一点把握，从那里会办得出有功效的教育呢？

　　第五，我以为要指导学生择课、择校、择业，不可不使学生常与社会接触，而且与某一部分社会生一种关系。许多研究教育的人，只知指导学生择课、择校、择业，不可不注意学生的个性。这话固然不错。却可惜太是白面书生的见解了。倘若社会上完全没有别的关系，可以任每个人顺他的个性做事，而且尽量的发展，自然他们这种个性教育的理想成效，有一天实现。不过社会事实是如何复杂，中国社会的情形更复杂紊乱得可怪。我们要使学生能在这种社会里站得住，而且改造他，那便不可不深知这种社会的内情，使自己一出学校，便有可靠地站脚地下手地。我看见许多好学生卒业以后，不但对社会无有益的贡献，对自身亦无合式的啖饭地方。所以如此的，只因他们在校的时候，全然不知社会情形，与某种职业实际的需要。一般当教师的，多直接或间接把外国的书本讲义裨贩传述下来，内容多少不合中国情形。这些教师，因为学问大了，地位高了，自己以为不必，而且亦不屑考察中国实际的情形。所以谬种相传，这种洋学堂的洋学生，卒业后只好在外国人以至少数中国人所办工厂银行中做奴仆，自己决不能怎样创造小事业，或变通旧事业以纳之于科学轨道中。既然这样，所以学生志气一天天卑下颓唐了。未卒业的人，看见已卒业人的情形，贤者便会丧志，勇者便会灰心。中国学法政的，固然对国家无所贡献；学实业的，究竟又有何种贡献可言？就我想来，为救这些弊病，学生要不但熟悉社会情形，而且要熟悉他要入的某种职业界的情形。这样，庶几能养成个有能力的职业家，一出去便可以改变社会，不受社会的改变。

　　第六，我以为今天我们的教育家，要注意帮学生解决家庭问题。我们盼望学生学业成就，可以急公向上。但不知学生家庭问题若不得着合当的解决，有许多原因为学生急公向上的障碍。在今天情形之下，许多学生父兄，都是饱吸恶劣空气，饱受恶劣经济制度斫丧的人。他们的中心，只有光宗耀祖、升官发财的思想。不能使子弟完成学业的人，他所以送子弟上学，只是盲目的敷衍流俗。勉强能使子弟完成学业的人，他所以送子弟上学，譬如权母子放利息一般。以这种弥漫于全国人心的习俗，所以学生学业越高，父母妻子乃至于宗族乡党期望越大，因而自己受居移气养移体的影响，生活欲望与虚荣心亦随之而越大。加以我们不良的教育，仍然完全把学生作少爷公予[子]看待，优容敬礼，总是加人一等。这样，做学生的越习于贵胄生活，不耐劳苦，不受委曲。以如此荏弱庸懦的青年，而抱许多非理、越分的欲望，能在这社会中站得住已属不易，更何望他改造社会？关于这方面补救的方法，固然要在学校与学生身上努力；但教育者对于学生家庭问题，亦不可不帮他做个合当的解决。那便是说，我们怎样帮学生处置家庭，他便会没有生活恐慌，便会不受父兄妻孥非理的系累，而且便会渐求他家庭改造到理想的田地？中国的家庭，捆死了累死了许多好汉。若家庭问题不得合当的解决，一切教育的努力，都会被家庭一关生生的拦住，一点效力不能到社会上来。许多教育家亦知道须将家庭改造了，教育才有功效。但他不知改造学生家庭，便是他分内的事。

　　第七，我以为今天我们的教育家，要帮学生解决生活问题，且帮他在职业界奋斗。我们职业界的紊乱，这是不待我详说的事。我们办了二三十年学校，不能发生效果，一则由于教育未曾对着职业的需要培养人才；二则由于人才的供给，与职业的需要不能巧于配合，所以便有少数人才，又牺牲了；三则由于人才便得着相当的职业，但因不曾研究社会情形，所以不善适应职业界的环境，因而不能胜改造社会的责任。人总是不能无职业的。学生初出学校，他既不十分懂得他的知识能力最好加入什么职业界，职业界更不十分懂得学生是否有充分加入的知识能力。这时候教师的责任，必须引合当的人到合当的事里。但我们的教师，既与学生隔绝。又与社会隔绝。学生一出了校，他做梦亦不知对学生还有什么未尽的责任。以不合宜的教育给与学生，而使学生自己暗中摸索，在这种紊乱的职业界求个出路，这样从那里盼望学生有胜利的希望？而且人类既不能没有饭碗问题，为饭碗问题又不能没有许多排轧倾陷的各种丑态，教育家自己却不敢想，似乎怕污了自己纯洁的脑筋；更不敢对学生说，似乎怕污了学生纯洁的脑筋。然而因这讳莫如深的结果，学生既无适应的能力，更无奋斗的预备。一天到职业界，似乎到了一个梦想不到的外国。与一般恶劣势力，进既不能战，退又无可守。这样，自然职业界永不能因这种教育有一点清明气象。

　　第八，我还有个最综括最切要的办法，便是教育家必须把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打成一片，用自己所养的人，去做自己所创的事，创自己能做的事，以容自己所养的人，这样才人无不有合当的事，事无不有合当的人；再说显明些，教育家必同时兼营各种社会事业，办学校，只是完成他社会运动的一个手段。换过来亦可以说，社会运动，只是完成他教育事业的一个手段。我看见许多办教育的人，只知辛辛苦苦养出一般学生，学生一卒了业，便交给社会，去任意蹂躏，这种用力是何等不经济。我又看见许多办社会事业的人，只知东扯西拉的弄许多乌合之众在一块做事，这些人既无训练，又不团结，这种用力亦是如何的不合理。所以我们最应当做的，必不可如前所说的两种人，各只做了半截的事业，我们要改造教育，必须同时改造社会。要改造社会，必须同时改造教育。不然，总不能有个理想圆满的成效。

　　好空谈的人，他总要说我这话是过于务广而荒。仅说改造教育，或仅说改造社会，已穷三五人毕生之力还做不到。现在偏想兼营并进，岂非言大而夸？但是他有这种论调，我总疑惑是怪他并不曾有改造教育或改造社会的真心。若果然有真心，他自然会感觉完成改造教育，或完成改造社会的一些困难。他自然会知道有兼营并进的必要。他或者要想：他可以做一部分改造的事，而靠别的人别的团体做另一部分事。但是这都是太说容易了的话。无论现在有改造真心与修养的人很少；便令有几个这样的人，他们怎样改造的理想还是各自不同。有的会悬个军国主义做目标，有的会悬个资本主义做目标，有的会悬个平民主义做目标。倘若一个平民主义的教育改造家，把他所养的人去供给军国主义的社会改造家使用，这岂不糟极了么？同一自信是平民主义的人，各人所相信的，还有种种程度的差异。我们想把一个理想中所产出的人，供别一个理想的事业中用，十之八九会如古人所说，方底而圆盖，断不能契合无间，即断不能望收理想圆满的效果。

　　我亦知道若能使改造教育的人与改造社会的人，彼此交换意见，相互迁就，多少可以使教育有比今天好些的成效。但社会各方面既因种种原因弄到如此复杂谬误，非真有见解真富感情的人，不能做真改造家。倘若他是个真改造家，盼望他肯迁就别人在他心目中所不承认为彻底的办法，这件事便不容易。而且他们彼此迁就，都不能把他们的理想得个彻底的实现，因而究竟的是非永远不得分判，最高的成效永远只托空谈，这亦不是人类的幸福。再进一层，改造的事业是不能必成的。今若改造教育，而以他的学生用途托之于不能必成的社会改造家；或改造社会，而以他所需用的人托之于不能必成的教育改造家；这是如何浅见懒惰的理法？

　　然则定要一个人兼营这两种方面改造的重大事业么？我可以说，实在定要一个人这样做。但这亦不限于一个人这样做，若得两个三个乃至许多人，联合得如一个人一样，自然这样做更容易有更大的成功。但是请问我们侈口谈改造教育，或改造社会的人，亦曾一念及这样联合的重要么？我说的联合，不是说召集一个乌合的会，结合一个稀松的团体。依我的相信，凡人要与社会做点实在的事，都不可不树立一个改造的理想，使多数人在这一致的理想之下分途努力。Dr．J．M．Rice〔赖斯博士〕说，“从前我同别人一样相信，以为教育的不进步，是由于公众的不注意，与由此所生的结果；如学校内部的党争，不完全的设备，不良的教师。但再加研究，则使我相信这都不是主要的坏原因。这都是一种很深隐病的表现。我说的坏原因，只是怪教育者他们自身对于怎样改造没有相同的意见”。Dr．Rice〔赖斯博士〕这话，是就学校内部说。学校内部没有相同的改造理想，固然使教育无进步。学校与社会间没有相同的改造理想，不亦只是一样的事么？

　　我在这里，宁相信政党教育、教会教育，比普通学校还较有意义。说严密些，我信普通学校无论办理好坏，多系没有目的。政党、教会的学校，虽然宗旨不大，手段不正，究比较还有目的些。我知道许多盲目向上的教育家，还正在牺牲一切，去从事他所信为高尚纯洁的事业。但是他们的成绩，至多为他个人或学校博个好名誉，养出一般学生暂时可以娱人耳目。终久想求王通、赵复等旧式的影响，都不可得。这还不值得更加一番细想么？

　　我的意思，以为办教育须使他成为有目的有计划的大规模运动。要想靠改造教育去改造社会，至少不可无办政党、传播宗教的精神，步步扎稳，事事想到的做去。但是我亦要补说一句，像一般办教育的人，疲精劳神于官府无谓的应酬，会社无聊的奔走，朋友无益的访问，这自然不能假托作什么改造社会事业的好名辞，以自掩其不专心教育的罪。至如读我这文的人，或者疑惑我会有些赞成政党、教会的教育事业，我想我的精神，并不曾怪特到这一步田地。

　　载《中华教育界》第十卷第十期

　　署名：恽代英

　　注释

　　[1]部勒：组织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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