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刘仁静|恽代英

致刘仁静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仁静：

　　我第一件事道歉于你的，便是不曾得着你的允许，便把你给我的信公布了。[1]我所以这样做的，因为就我的意思，很信你这封信有公布的价值。而且你的为人，学会许多同志都不知道个究竟；若看得这一篇信，极有益于大家对你的了解。然我知道我要请你的允许再公布，你或者又要发誓不准我这样做了。其实你的意思，以为你研究还未清楚，文字亦有许多缺点，最好永远藏拙，这固然不可说不是美德；但我信若等研究到十分清楚，文字到毫无缺点，那便学会每个人只好都不说话，我们全国人只好都不说话。若大家这样藏起拙来，彼此意见永无交换的时候，永无切磋的时候，这岂是社会的幸福吗？

　　毓兰[2]、光耀最近责我好凭直觉，不慎重的擅发议论。我想你亦或者有这感想，但我却另有一种见解。我以为果然有关社会重大问题，只要确有所见，便当发表出来，不能管他是直觉不是直觉。社会的人对于我所发表的意见，只能批评他对与不对，亦不能管他是直觉不是直觉。我只能尽力读书，我只能尽力慎重发议论，但我不能因为怕我的话有错误，遂不说出。我信话有错误，自然是不可免的。以今天这可怜的学问见解，说话固有错误；即将来有一点进步，说话仍会有错误。人不应怕错误不说话，不过说了话总要常常反省，常常欢迎反对论调，这便好了。便令我说错一句话，被人骂得一钱不值，我的价值虽扫地，但是真理究竟大白。这我们没有什么懊丧。我倒想为要保全自己的价值，有些见解不肯公开，受社会批评，是不应该呢。

　　你说乡村教育难以收效，我想亦是不错。我所以注意乡村教育的，其实注重是在靠这去营乡村实业，为同志谋一个生活系累的减免，生活恐慌的避除，以便大家专心为社会主义奋斗。我的意思，仍注意将来都市大工业的运动，并不如一般“到田间去”者的思想。

　　你说大规模发展实业，要盼望社会革命；又说中国的革命，定然比俄国好；Kautsky〔考茨基〕所说阶级的妥协，非中国所做得到。所以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无论如何我信这总是有价值的意见。不过我要问的：我们的社会革命，便令有一天发生了，真个会比俄国好么？从前你定争俄国是民众的革命，不是英雄的革命。不知你现在可仍是这样意思。就我的意见，俄国革命，分明不是起于劳动阶级的自觉，分明是起于列宁等利用革命去贯彻他波歇维克的主张。所以俄国究不能说不多仗列宁等人。中国真有这些人没有呢？我以为很显明的一件事：便是中国如有社会革命，必须有非劳动阶级的人为之指导。这种非劳动阶级的人，他自己并不是过劳动者的生活；虽亦许有几个人本于社会主义的自觉去为劳动者做事，其余或受外界一时的歆惑，或借此另有所谋，这亦是断不能免的弊病。许多好事情一到了中国人手上便坏了。所以“有中国的社会情形”，中国的所谓社会革命，怕亦不见能如你那样乐观。

　　我这样说话，很像张东荪君的意见。但我信却有些不同。依我的见解，我固然不信中国式的社会革命，亦更不信中国式温情的资本主义。若说除了我们外，中国遂无好人，自是一句大笑话；但我不敢深恃感情的革命家，更不能信这些拜金主义的富阀。由这所以我想我们总须靠自力，靠自己最信得过的团体创造奋斗。

　　工党及各种劳工运动，固然多少可使劳动者练习共同生活；然说他们有这种练习，便能过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活，最初改革时便不待有力者的指导，我想这总说得太容易。人若不知群己的真关系，不能过那种似乎不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生活。又何况承今天种种谬误风习之余，自私虚荣的心理，深入于虽是劳动者的心中的时候？若依我想宁信任他们盲动；占据剥夺的现象比今天还要变本加厉。正如这些兵大爷，一天没有了皇帝，人人做督军、巡阅使，横七竖八，大开其荤一样。所以我信指导劳动者的人总是不可少；再说宽些，无论革命与不革命，指导一切人类去过共同生活的人，总是不可少。

　　若上面所说的是不错，那便除革命以外，我们还得怎样指导社会？我们还得怎样结合团体指导社会？我以为中国的将来，资本主义的企业，与群众的革命，都是必然发生，无可避免无可抵御的。我的意思，宁想我们便说革命，亦不是只成为个被动的参加革命者所能了事。我们必须自己站得住，可以自由进退，这才能冷静的观察，灵敏的活动。然我们生活系累不能减免，生活恐慌不能避除，这样自己怎样够站得住？

　　你说上许多乡村企业的不可靠，其实我亦很觉得。但是我们自己若不有个生活的根基，处处要因无可奈何而屈服资本主义之下。我因这所以究信须将我理想的事业，努力去加以试验。你问我何不在城市里帮助青年有志的学生求学，和自己作高深学术的研究。咳！我何曾不愿意这样做？但这已经给了我许多痛苦与羞辱。我总信这是不可安的生活。譬如自己读书，便要钱买书，要钱便要做事；不管你能不能做，不管你愿不愿做，但为几个钱的原故，我们不能不做。若说帮青年有志的学生，更惹出许多要钱的事，更惹出许多要做的事。我良心常为这难过，但是没有法子。现在所谓青年有志的学生，若要给他个彻底的帮助，必不是仅仅教点英文，谈点哲学；我们必须引他过正当的生活，以养成他正当的思想习惯。这样试问要钱的地方几多？我半年来，为这些事违背自己良心的主张，去译书做教员。朋友固然谯责，自己何曾不痛苦？我想我若不自昧良心，断不敢译一本书拿人几百元，教十几点钟功课，每月支将近百元的薪水。我们把什么本事值得这些钱？不过我实在无法，不能不找比较可安的事暂为做去。我因此想若将来每个同志朋友都会与我今天一样，他们都比我多个家累，我看他们会更站不住。那个时候，自己或者还有丧志失节的一天；真能永本这纯洁的心，去运动革命吗？

　　我所以主张到乡里去的，除了想为朋友大家谋生活的安定以外，还有个目的，是打破大家残余的虚荣心。我知道许多朋友是向上，但是究竟多少还存留点歆慕城市生活、学者生活的意思。若不把这种虚荣心打破，将来很易受引诱或受压服。所以我主张好些朋友暂时都下乡去，而且到乡里办穷小学，几乎自己赚不了几个钱。有志的朋友，每每嫌还不切实，还不肯牺牲。学业越高了，地位越好了，享用越过分了，欲望越多了。结果只成就坐大餐间、摩托车的阔教授、阔学者。那个时候，唯物史观、劳农主义，都会只成功为文章或谈话资料，那里真还肯为劳动者谋革命？我以这种见地，所以很主张有志的中学生不要升学，高等学生不要出洋，这样便免许多虚荣心的诱惑，以减少堕落的危机。便说革命，我亦想经过这样锻炼的人，比较要可靠些。

　　我常想现在说革命的，总只从自私上鼓动人，总只从感情上鼓动人，这总不是好事。自然我信群众的革命，非这样无以煽动。但煽动了，多半达不到我们理想的目的。我并不想革命的牺牲太大，我只嫌革命的功效太小。所以我的意思，究望先能如愿的求得生活的安定，再渐而图城市工业的发展，以实力征服资本阶级，以互助训练劳动阶级。这样，我想或者一步一步可以求共产生活的实现。

　　你所说乡村企业的困难，亦是不错。不过只要做事，那里没有困难，我们还得尽力试验去。共同生活的组织，每每发财，看守常所辑《美国新村失败史》（见《星期评论》民国九年新年号，记不清题目了[3]）可知。这个道理，我想是分子勤奋，财产集合的原故。这样似乎合多人以求生活的安定，比人自为战容易。我的意思，亦想若于供给生活费以外，还有余财，可以进图别的发展。但我们能赤心为社会，所谋有成功，亦必有别的同志从各面帮助我们进行。再加之我们朋友中亦还有照习惯当然承受的遗产。这样合起来，说我们有些钱经营别的城市事业，未必尽是痴想。而且我亦觉得只要生活可以安定，即令这一切都是痴想，将来试验之后，改得去谋革命，亦只有我们无牵挂无忧虑的为社会奋斗。

　　我自信我们今天所说的，不是武者小路的新村，亦不是福利耶的大合居。我们的主旨，不是为我们求一个合理的生活，是为自己求生活的安定，以便放胆为社会做事。新村的失败，是他不注意征服恶社会，以自己求得幸福生活为满足。因社会是联带的，所以他反被恶社会征服了。我以为除非人类都得着合理的生活，我们不能，亦不应求合理的生活。我们宁应多刻苦点，自己去多造些武器，多储些粮饷，征剿各部分恶社会。所以我亦不望人家定然仿效我们的共同生活（不过我亦不信我们果有成效，无加入或仿效我们的人），我只望我们有一天有力量办个工厂，我们与工人有一样工作的时间，衣食住的享用，渐次引到能用聪明法子共同管理工厂。我以为这比今天胡乱把工厂给一般愚昧的工人管理，就社会说，比较稳妥些。

　　自然像我们今天谈到有力量办工厂，未免令人听了好笑。不过我想事在人为，若这比别的方法好些，我们总得努力去试验。我这所说共同生活，是榨取我们自己的余利，以伺候社会。所说工厂是榨取劳动者与我们同程度的余利，以求维持发展。所说共同生活，是求我们生活的安定。所说工厂，是求劳动者生活的安定。这样我信劳动者不致像今天悲惨，而且事业亦未必遂不发达。若我们有机会这样试验，我想说长驱直入的打破资本阶级，亦未必遂是妄想。

　　我看见许多谈社会主义的人，自己都享用过分了。这何曾不都是间接从劳动者身上剥夺得来？就我的意思，革命亦罢，不革命亦罢，这些名士生活的志士，一套衣服值六七十元，一餐饭值二三（十）元，没有事情了便谈谈劳工运动、新村运动，我总以为一样是不足取。

　　月刊上讨论共同的主义我亦赞成。不过我亦信要做大一点的事，总得有容异的修养。另详《少年中国学会的问题》篇。

　　没有好环境，不能有好教育，我亦很相信；所以我主张教育家必须同时是社会改造家。我的共同生活运动，主旨便在解决经济问题，改造环境。至眼前做教员，我只说是赚钱之一法而已；虽自信这先天的Inspiration〔灵感〕，亦于人多少有点益处，我不承认这配得上算切实的一件事情。

　　代英

　　九、十二、二一（日），于宣城第四师范

　　载1921年3月《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九期

　　注释

　　[1]刘仁静给恽代英信发表在1921年3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信中提到“乡村教育难以收效”、“社会革命”等问题。

　　[2]毓兰即林育南。

　　[3]原题为《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发表于1920年1月4日《星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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