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创造少年中国？(2)|恽代英

怎样创造少年中国？(2)

　　（二）创造少年中国的分工与互助

　　一个真心要创造少年中国的人，他自然要觉得有联合同志的必要；因为实际上的创造事业，不是一个人从一方面做得成功的，亦不是几个人从几方面做得成功的。若不是各方面同时并举，不但不能成就全部创造的事业，便那一方面或几方面亦决达不到理想的目的。

　　我们打开眼睛一望，便知道中国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现在一般热心的人，他看了一件要做的事，便去做一件；这件事没有完成，又看见别一件要做的事，便又去做别一件；所以弄到疲精竭力，仍然眼巴巴望着许多要做的事，实在再无力量做了；亦眼巴巴望着手里已经揽着的事，实在再无力量比现在做好些了。每每甲便竭全力做了许多事，然而没有一点功效；又劳乙用同样的力再做；又劳丙用同样的力再做；这样的人，我们自然只好佩服，但是不能不可惜他于社会毫无效益，否则亦是只发生了不应那样小的一点效益。何以只能发生这一点效益呢？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把各种纷歧的事业分开了，便力量越小了。这是我们应引为鉴戒的事。

　　但亦不容易便说是这一个人的错，每每这一个若不做某事，那件事便没有人做了；所以有许多人虽然明知他所做的事业太纷歧了，然而想丢亦不忍丢。但是我们细想，这是什么原故发生这样现象呢？第一，是我们没有同力合作的修养，所以不惯与人家在一件事上携手进行。我们常太信靠了自己，太不信靠了人家；我们总盼望人人都要与我一样，有一点不如我，甚至不过仅仅是与我不一样，我便不满意了，便不信靠他了。这样，所以我们总觉得每事都得自己去做。固然照眼前的事看起来，不可信靠的人，亦实在太多了，难怪他要这样想；不过便有可以信靠的人，他亦仍然会像这样待他，使人家不能不生些反感，乃至不肯帮助他，这可要怪他自己呢。第二，是我们平日没有协力分功[工]的预备，所以纵然在求学时代，亦曾有些知己知彼的朋友，然而一到做起事业来了，非感觉得朋友不能为我之助；便感觉得所有的朋友都只出于一途，在这一方面嫌人多了，在别一方面却又没有人去做应做的事。人类的心，每易倾向于党同伐异。主义不同的人，固然好彼此攻讦，便是所学学科不同，亦每每没有同学一种学科的亲密。由此，所以我们的朋友，每是出于一途。及有一种事业到手里来的时候，才知道一个事业不能不靠多方面的力量，然而别方面的朋友以前多半是疏远冷淡的，而且以后亦还会是疏远冷淡的，自然他们彼此是不能热诚的互助了。即就同学一种学科的朋友而说，亦还有些品性才能上的弱点，平日没有切磋琢磨的机会，到了共事的时候，因而这弱点越发暴露，不但无助于一个事业，甚至于还有害于他。这时我们固然亲切觉得能共事的人太少了，其实还怪我们平时完全没有一种协力分功[工]的预备。我们平时既没有预备一般将来披肝沥胆以共图天下事的朋友，事到头来，胡乱的拉拢来一般乌合之众，又怎怪他不合手呢？

　　我们固然不能禁止朋友间有主义的不同，有意见的不同；但是如上面说的，无论我们主义是怎样的不同，创造少年中国，或者总是我样共同的目的。我实在厌闻现在一般所谓新旧之事，我想所谓新的，必不是仅仅穿洋装，读外国文，做几篇解放改造顺应潮流的杂志文，便够了。所谓旧的，亦必不是仅仅哼古文，穿方马褂，吃鸦片烟，做几篇寿序、墓志铭，肉麻的诗文小说便够了。依我的意见，大概新旧之争，总是问我们要怎样做人。果然如此，我们以为没有什么争的。不愿做二十世纪的人，你便做十七八世纪的人我看，做十一二世纪，五六世纪，乃至世纪以前的人我看。不愿做十七八世纪乃至由此以前的各世纪的人，你便做二十世纪的人我看。我从一方面很信唯物史观的意见，他说道德是随经济演化而演化的（我对唯物史观的具体意见，当另为文说他）。所以我信在二十世纪想做十七八世纪或由此以前各世纪的人，是做不到的。Karl Kautsky〔考茨基〕说：“过时的道德标准，还保持他势力的时候，经济的发达进步了，亦需要新的道德标准了。在这时间，靠旧社会状况生存的，便会死守旧道德。但只守得一个名，实际上他仍逃不脱新社会状况的势力。这样，所以发生了道德学说与实际生活不符的现象了。”说死守旧道德的，只守得一个名，这诚然是太挖苦了的话。然而这是事实，不可以口舌争的。我们骂一句孔子便要惹出一些自命为孔子之徒的出来卫道，然这些孔子之徒，无论他不能自安于“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淡泊，不肯做到“好学不厌教人不倦”的勤劬，不配能有“闻义不能徙知过不能改”的忧惧；而且他们的行为，正合孟子所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从皆悦之，自以为是”；他们的谈吐，正合孟子所说“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是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这算是孔子之徒吗？这仅仅是乡愿，仅仅是孔子所说的“德之贼”。这所说孔子之徒，不是一个名罢了吗？我亦不定说孔子之徒一定只能如此；我的意思，要证明这总不是有志青年所愿做的孔子之徒。果然我们仍然愿做孔子之徒，我们总要发点真心，向真正切实的路上走。依我的相信，只要发真心向真正切实的路上走，譬如说忠君，说行王道及这一类的道德，自然有许多说不通，自然还是一天天要倾向到二十世纪的道德路上来的。这不过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自然眼前与孔子之徒一样价值的新文化运动者，乃至革命家，乃至无政府主义家，亦一样是不足道，一样该不是有志青年所愿做的。我亦想便令人类真要返古，亦是要那些肯信新学说的人发点真心，向真正切实的路上走，才会觉得。总而言之，我的意见，不怕人有新旧意见的歧异，只怕一般人坐着没事干，胡乱的喧吵。我想无论是新派旧派的人，只要他肯发真心，向真正切实的路上走，自然可以知道新道德与旧道德真正的好处同坏处，自然可以盼望他们趋向于一致。其实更进一步说，我们此时所谓旧派，原没有人还死主张什么“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亦没有人主张“父命子死，子不得不死”的一些蛮道理；此时所谓新派，一样原没有人主张什么“公妻”“均产”，亦没有人主张即刻实现世界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所以眼面前的路，譬如重教育，尚切实，贵友爱，大半是一样的。既是一样的，至少且可同心戮[勠]力，将这一段路走过去。我们固然预想着把这一段路过了，我们的路便分开了；然果分开与否，现在还不得而知，却先彼此立于对立地位，在可以互相帮助的时间，不肯帮助，倒反互相妨害起来。这是如何可惜的事呢？

　　至于论到创造少年中国，亦许在手段上发生不同的意见。有些人或者主张切实从根本做起，所以注意教育活动，实业活动；有些人或者主张要应急一点，要从大一点地方着手，所以注意救国活动、国际活动；有些人或者主张更要猛烈急进一点，所以注意革命运动。然而这些不同的意见，并不定是互相违反，不能并行。我想只要平情达理的人，他或者不信政治活动或流血是必要的手段；然果遇着显见政治活动或流血，为简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甚至于显见其为改造的独一无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时候，亦没有不赞成取用政治活动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反过来说，如眼前虚张声势，毫无实际的爱国活动，或以往乌合盲动，侥幸成功的革命活动，不但是主张从根本做起的人不赞成，便是性急些的有志者，亦不高兴那种办法。其实我想，在最近期间努力于自身的改造，教育的改造，以这求平民真正的觉悟，雄厚的实力，以为各方面取用各种手段的预备，这或者是人人同意的努力方针。所以我信意见的纷歧，都是表面的事。我们实在并不是真有什么不可调和的殊异。然则我们不知道协同的努力，岂非愚笨？

　　总之主义的不同，意见的不同，不能见协力互助的不应该。而且大家既在最近期间应该做一样的事，更应该大家把力量合起来，以求大些速些的功效。至于所习学科的不同，所操职业的不同，更不可逞我们不聪明的感情，不向协力互助的方面走。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敬箴我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乃至会外知与不知的同志，我们真觉得要救国么？真觉得要创造少年中国么？若真这样觉得，我不但要请大家想想，不知道联合同志，或者便联合了同志，不知道协力互助，是不能成一点事业；而且还要想想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学识才能，不但不能为社会做许多事，又能为社会担任任何一部分特别事业么？我诚然不知道别个，便就我自己说，我知道得最亲切的朋友说，大概我们以往的学识才能，都嫌太肤浅了，太浮泛了。这亦难怪我们，我们既没有先觉指导，又为境地所限，得不了几多好朋友，读不了几多好书籍。而且就将来职业说，社会上既重看万能的人，而且我们得不了一点的正当帮助，我们亦不敢不向宽泛处走。结果自然不能不发生肤浅浮泛的弊病了。我实在有大胆子敢断言，中国除了很少少数的人以外，其余大抵与我们一样。其实我还要说未必人人都能与我们一样呢。我在学校未卒业的时候，亦还在不能不求宽泛知识的情形中，竭力求缩小我预备的范围。我固然不知我卒了业，这萍梗的生涯，飘到那里去；然而我只预备我入教育界或杂志界，我自命为从这两方面预备，有好几年。请问现在一般有志的人，你们曾有这一回事么？然而结果可笑了，等到卒了业，居然便有机会入教育界，而且有机会得一个全权办理的职务；我想了无数法子，用了无限量力，然而计穷力竭，仍然大致不过与没有我一样。回头想想，怪我不应该预备吗？只好说怪我自欺了几年罢了。我们说预备入教育界，以为我们这预备的范围是明确的了，其实这还是一个太宽泛的了的话。我们入教育界，可以说是预备做教员，或预备做职员；可以说是教这一门或那一门的功课；可以说是办这一桩或那一桩的职务；又可以说是在大学，或在中学，或在小学，或在别的学校。教育是一个抽象的总名词，我们人一定要放在一个具体的特别的事务上去。这却是我在就职业以前，未曾梦见的事。所以一到了职业界，我简直茫然无所措其手足，实在只当一点没有预备。其实亦本没有一预备，便说对于教育通论的观念，亦很肤浅，没有什么切实系统的见解。咳！我固然是这样了。请问会内外的同志，各人自信，是怎样呢？我们闲居无事，说不要钱的话，便是什么政府庸懦无能，什么管理教员昏愚溺职；其实自己姑且把那不可一世的无根的自信心，暂且压抑下去，再看看自己真正可靠的本事在那里，社会上恳切需要的人是那一种，你能为社会做那一件事。我想若我们邀[徼]幸肯不自欺，必然亦该恳切觉得一种特殊方向的预备要紧。换句话说，必然亦应觉得赶快自己预备为社会担任一部分特殊事业，便从这一点预备充分些的能力要紧。

　　我们若不是分工的为社会做事，那便社会的事，将总只有一般肤浅浮泛的知识才能的人做。我们既不满足这般人所做的事，我们便不应该不求些专门的——专门中的专门的——知识才能，为社会担任一部分专门的分工的职务。

　　一个人越是感觉得要分工，他越会感觉得要联合。其实天下要做的事很多，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很小，生命亦很短，天下事决不是一个人做得完的，这原是很粗浅的一个道理。却是一般人太自信了，他便觉得只好他一个人做。若他再明明白白的反省一次，我们越是要使自己可信，越是所学的专门，越是自己可做的事范围要缩小，再即如这缩小到无已复加的范围内的事业，仍然不能不靠朋友的协同努力；范围以外的事业，更不能不待我以外的同志分途担任的。做这样，这能不觉得联合同志，协力互助的必要吗？

　　分工了，而不互助，仍然是没有益处。因为天下事不仅仅是一方面做得好的。然而分工与互助，若非先多少受一种合理的计划的支配，仍然要糟蹋许多的精神力量，分工与互助，不能各尽其妙。因之，终不免人自为战的弊病，分工的进行，不能十分安心，互助的组织，亦不能十分圆满。所以要说创造少年中国，不可不注意合理的，有计划的分工与互助。

　　然而要盼望大家受这一种计划的支配，这不是什么可以把法制规约强迫的事；因为人的意志，都有他的自由，没有人应该强迫那别一个。但是大家要受这一种计划的支配，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便怎么办呢？我的意思，先要同受一种计划的支配的人，有彻底的了解。因而大家以他的志愿，同时分途，在这计划底下做工。换句话说，亦可以说是先就已经彻底了解的人，以公共意思建立这种分工互助的计划，因而大家一同在他底下做工。

　　我请问我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我们的学会，是一个已经彼此彻底了解的团体？已经有了一种合理的分工与互助的计划吗？我们若盼望真个我们的学会，能担承创造少年中国的任务，最近期间，我们不应该讨论这样一个计划的设立吗？实在少年中国学会原来所以成立，未必不有些由于分工与互助的觉悟；然而像今天这个样子，我想这总还不够我们的理想得很。我还望我们的同志，人人重新的考虑一番，到底要不要创造少年中国？到底要不要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到底我们应不应该分工？应不应该互助？到底应不应该商量设立一个合理的分工与互助的计划？

　　我盼望我们同会的同志自觉的起来，做这个创造事业，最初而最重要的一步。亦盼望不同会的同志，自觉的起来，亦帮助我们做这一步。但是假令有人以为我们是不可信，不可靠，因而不愿帮助我们呢；我想这亦不是什么要紧。我们时时要自己勉励，自己警惕，总莫走到不可信不可靠的地步。但假令人家一定不能信靠我们，我想他们亦尽可结他们的团体，做他们的事。只要确见事是应当如此做的，纵不屑于与我们一同做，亦没有理由便说是不该做。越是不了解我们，越是要信靠自己，越是要找了解的人，结可信靠的团体。其实我，或者还有好多同志，所以结合于少年中国学会旗帜的下面的，都是看得这样的结合，可以信靠以创造少年中国。倘若真是不可信靠，没有希望，岂但不愿别的同志加入，便我们亦无维持发展他的必要，我们还会宁让他瓦解烟消呢。

　　我们为创造少年中国，故必须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或其他类似的团体；但无论是少年中国学会，或别的团体，我们总望他能在一个合理的计划之下，分功[工]而互助，以完成创造少年中国的事业。可爱的同志啊！这是我们应该大大注意的事，你们亦都觉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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