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学生团宣言书|恽代英

武昌学生团宣言书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

　　自北京学界之有四日义举，举国有血气者莫不敬服。非不知其行动或越常轨。然其激于若不获已之热忱，以出于此若不获已之下策，其心可敬，其情可怜，此正我中华民国未死尽之正气，有以迫之使然。逆料有明达事理之各界人士，盖未有忍更加以苛责者也。日人之谋我久矣。吾中华民族素以宽大平和见称，初何仇于同种同文之日本？苟非日人之处心积虑，必欲灭我以朝食，吾国民何至连年对日若有不可解之深仇，重烦我政府之顾虑干涉哉？我国以积弱之国民，处于层层压制之下，凡可以自安缄默者，固无人敢故为哓哓。抑吾鄂学生又以怯弱为天下笑，苟非关系至大，有不容己于言者，不愿言亦不敢言也。

　　日人谋我之心得寸进尺，永无餍足，而最令吾人痛心者，同立国于东亚，言文化则我为彼之导师，言商业则我为彼之顾客，言土地、言人民我皆十百倍于彼，而彼凭藉其出于意外的暴强，竟从来不以平等国待我。民国四年二十一条之交涉，以我遇事退让之外交部，其通告各国，且言所提条件为无因由，且于中国无交换之权利。又就其通告书观之，该交涉之进行，有中国列席人数，每星期会议次数及讨论方法。中国政府事事悉照日本公使之意愿办理。而每次会议记录由中国政府提议，由双方签字，以备将来参考，使日本所提交涉无亏天良。此等寻常之事，且不见允。又此次交涉我国节节退让，以无因由之条件，忍辱吞声，凡可以允诺者皆允诺之。而五月七日，加我以最后通牒。凡此事实，中外咸知，我无所控告的弱国国民，永铭于心中，一息尚存，所永不敢忘者。此固不得诬我为无理由之恶感，或受人挑拨之谬见也。

　　民国六年，日本派石井子爵赴美，百计劝诱。遂于十一月二日美国务卿阑辛氏宣言：合众国及日本国政府均承认，凡领土相接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故合众国承认日本国在中国有特权之利益，而于日本所属接壤地方，尤为其然，等语。由此以推想民国四年之交涉，除其他无理由以攫取利益者，如旅顺大连之延长租借期，吉长铁路之改定合同，东蒙有满之杂居，牛心台等九处之开矿外，所谓山东、福建沿海岛屿之不得租借或割让于他国，所谓山东紧要城镇辟为商埠章程由日政府承认，所谓汉冶萍公司不准借用日本以外之外国资本，所谓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借款、东蒙南满之铁路借款、东蒙南满各种税课作抵之借款，须先向日本政府商议，等语。何一非欲于我国境以内，立彼所谓特种利益之基础，以渐夷我于彼之属国之列？呜呼！我四万万神明之冑，固亦甘受此非人情的羞辱乎？吾政府为免除误会计，申明因领土接壤发生国家间特殊关系，亦专以中国条约所规定者为限，并再申明：嗣后中国政府仍保持向来之主义，中国政府不因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云云。盖自民国四年以来，吾国与日本所争，即在务求设法避免夷为彼之属国，而犹不能尽获胜利者也。我祖宗辟居此土，垂数千年，声明文物之盛，为全球所景仰。顾今日为三岁小儿以播弄，欲逃脱其羁绊，日不能得此，诚可耻之极。秉笔书此，几无面目以腼然立于人世也。

　　由上观之，则知国人对于日人之恶感，皆日人有以自取之。且日人对于我国垂涎已久，欧战以来，以为列强无暇东顾，急不暇择，见利即攫，其挑起吾人反感之行动，几于项背相望。我国政府笃念邦交，屡禁止国民排日举动。夫日人亦圆颅方趾，同是人类，况为近邻，自应亲善。惟其自绝于我，惟恐不甚。虽以政府之诚意，初不能感化其凶顽于万一，以至今日在欧洲和会之中，仍运用其东亚门罗主义之谬想，以开我外交由彼间接办理之新局面。凡此仍是欲夷我于属国之意，固不独区区土地权利之得失也。

　　我举国上下，皆知争青岛争山东为生死存亡惟一的紧要关头，倘为黄帝在天之灵所默启也。我北京学界，亦惟此故而有四日之举，此正可以使全球之人，注意我未死之民意，以为彼等裁判弱国运命之参考品。即令略有越出范围，亦正见其真诚迫切，以示诸强国总可以略发其恻隐之天良。政府对于此举，自当处以宽大，以助进我交涉之进行。且北京学界所为，实举国之所赞同。逮捕学生既经释放，即当不更深究。举国学界乃至商民，咸翘趾以俟政府处置此事之结果。无论政府或有不原恕学生之处，易激巨变，即令内则群情失望，而外则令敌国快意，以助其外交之成功。想我明哲之政府诸公，必不出于此也。

　　即以北京学生此次对于曹、章之举动，其情亦大有可原。年来国事日非，南北争讧连年不息，其孰曲孰直，同人殊不欲加以批评。惟段芝贵氏以质直之人，为意气所激，受左右趋[驱]使，以使战祸纠缠，生民永不得所安息，此海内所同声惋惜，想即段氏清夜自问，亦必不怒吾等为妄言也。自段氏不惜穷兵黩武以逞其忿，于是曹汝霖以筹兵费尽搜国家利权抵借日本款项，如饮狂泉不知休息。由是而国内之战祸愈延长，国家之主权愈损失。又加章宗祥为之奔走，不惜拂逆舆情，订定所谓军事协定，至南方伍廷芳、陆荣廷等，电请中央，但声明不签字。吾人诚百思不解，曹、章等是何见解，乃倒行逆施，外向性成，如此，其积怨于我国人至深切矣。举国之人于曹、章有何仇隙，而痛恨深切。即北京学生初不知曹、章是何面目，见面则激于义愤，不能自抑，盖其误国之罪，妇孺皆恨之入骨。北京学生之加以痛惩，无异为全国学生代表此与众弃之之心理，亦无异为全国国民代表此与众弃之之心理。吾等更不知曹、章是何面目，尤无仇隙可言，但觉发于本心，不能不与北京学生表完全之同意。或曹、章之所以为国谋，非吾辈所能了解，亦未可知。但吾辈只见曹、章所以为他国谋者，至周且备，实未见其有为本国谋者。此实四万万人同一之感想。由此则知北京学生对于曹、章之所为，固无可厚责也。

　　吾等甚信段芝贵为有能力之人，但须能彻底悔悟，亲君子，远小人，平心静气以谋国事。至于曹、章乃至其同辈，则惟望政府毅然下令斥逐，无令其以老羞成怒之心理，据高位握大权，以做不做不休之事，既虑其摧残学界以复私仇，亦虑其要结邻国，愈以促国家之危亡。彼等好人所恶，恶人所好，日本赖之以遂其私欲。年来事实一一俱在，则凡违经悖理之事，固不能担保其不为。欲绝祸恨，惟去恶务尽之一法，此海内贤者所当大大留意事也。

　　政府观于此次群情之愤激，对于青岛、山东问题，自应愈下坚决之心，有进无退。欧洲和会所谓主持公理，诚为欺人的门面话。然若英法意日，竟欲以彼等私订之密约为根据，以他国土地权利，不经他国允许，擅自授受，在我仍可以六年所申明，中国政府不因外国文书互认有所拘束之原理，否认一切此类之密约。且同是对德宣战结果，或受酬赏，或反受惩罚，名为战胜国，而受战败国同一之处分，此其不平，当不独中国人民感受之，且和会果本此旨进行，则受屈抑者又岂仅一中国？其结果必至使诸小国弱国，皆生不信任心而去。吾国果受屈抑，大可拒绝签字和约，不承认彼等对于青岛、山东之提议。公理既未昌明，杀机总未可免，宁得罪此假托人道的诸强，以静俟其颐指气使之处分。全球讲公理之国家，尚能表同情于我，即令国亡种灭，我内可以告无罪于祖宗，外可以免世界识者之讥议，此吾国民所宜以最大决心拥护政府与和会代表，以勇猛力争，毫无所用其畏怯者也。

　　同人等本于未死尽的爱国心理，发为此种宣言，亦明知言语激烈，徒生听者之反感，行为激烈，徒召官长之干涉，是以公议商决，发言务求平和，一切举动尤戒越出范围。吾辈诚自承认，此仍为吾鄂学生怯弱之旧态。然亦觉政府对于此次交涉之进行，除曹、章辈外，大抵与人民同一感想，不宜横生枝节，贻累政府。惟是所论于日本，所论于曹、章，实苦于不能更有较上所述者平和之论调，此其应受如何之惩罚，同人等惟有束身待罪而己。又如此次交涉，假定竟完全失败，吾之是否遂应甘心承受列强等不公平之支配，以腼颜求为日本之奴仆，不应有任何表示，或国家即至灭亡，吾人是否仍只应守我读死书之死本分，不宜对于国事图任何之挽救？同人等实惴惴于国亡之运命不远，而甚愿我不轻浮不浅薄的通达情理的大教育家，预为解决上述之两疑问。悲夫！吾等今日所处之境，譬如父母病危，周围之人竟公认谓吾等宜专心求学，不宜略尽人子看护之责。吾等何曾不知求学之重要，即今日亦断不敢荒废一丝一毫之学业。以为国家自现在以至将来，吾等诚不能自信，吾鄂亦将有如北京学生之举动。惟是吾等求学，以为我中华民国利益耶，抑为大日本帝国利益耶？若是国可亡，吾等除读死书外，不可说一句话，做一桩事，不然便是犯学规，便是违国法，吾诚不知吾中华民国之学生，亦为国民耶，亦为人类耶？我亲爱之官长，我亲爱之管教员，我亲爱之四万万同胞，吾等同为轩辕黄帝之子孙，邦交固不可不顾，然亦未可只顾邦交，竟将国内苟延残喘的正气，摧残压抑以至于罄净也。

　　载《大汉报》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三日———十七日

　　(1)恽代英在1919年5月10日日记中记载：“作《武昌学生团宣言书》，成，共四千字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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