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麦士哈代|徐志摩

汤麦士哈代

　　汤麦士哈代，英国的小说家、诗人，已于上月死了，享年八十七岁。他的遗嘱上写着他死后埋在道骞司德地方一个村庄里，他的老家。但他死后英国政府坚持要把他葬在威士明斯德大教寺里，商量的结果是一种空前的异样的葬法。他们，也不知谁出的主意，把他的心从他的胸膛里剜了出来，这样把他分成了两个遗体，他的心，从他的遗言，给埋在他的故乡，他的身，为国家表示对天才的敬意，还得和英国历代帝王、卿相、贵族以及不少桂冠诗人们合伙做邻居去。两个葬礼是在一天上同时举行的。在伦敦城里，千百个光景慕死者人们占满了威士明斯德的大寺，送殡的名人中最显著的有萧伯讷、约翰高斯倭绥、贝莱爵士、爱德门高士、吉波林、哈代太太、现国务总理包尔温、前国务总理麦克唐诺尔德一行人。这殡礼据说是诗人谭尼孙以来未有的盛典。同时在道骞斯德的一个小乡村里哈代的老乡亲们，穿戴着不时式的衣冠，捧着田园里掇拾来不加剪裁的花草，唱着古旧的土音的丧歌，也在举行他的殡礼，这里入土的是诗人的一颗心，哈代死后如其有知感，不知甘愿享受哪一边的尊敬？按他诗文里所表现的态度，我们一定猜想它倾向他的乡土的恩情，单这典礼的色香的古茂就应得勾留住一个诗人的心。但也有人说哈代曾经接待过威尔士王子，和他照过相，也并不曾谢绝牛津大学的博士衔与政府的“功勋状”（The Order of Merit），因此推想这位老诗人有时也不是完全不肯与虚荣的尘世相周旋的。最使我们奇怪的是英国的政府，也不知是谁作的主，满不尊敬死者的遗言，定要把诗人的遗骨麕厕在无聊的金紫丛中！诗人终究是诗人，我们不能疑惑他的心愿是永久依附着卫撤克斯古旧的赭色的草原与卫撤克斯多变幻的风云，他也不是完全能割舍人情的温暖，谁说他从此就不再留恋他的同类

　　“There at least smiles abound，
　　There discourse trills around，
　　There，now and then，are found
　　Life-loyalties”

　　我在一九二六年的夏天见到哈代（参看附录的《谒哈代记》）时，我的感想是：

　　“哈代是老了。哈代是倦了。在他近作的古怪的音调里（这是说至少这三四十年来）我们常常听出一个厌倦的灵魂的低声的叫喊：“得，够了，够了，我看够了，我劳够了，放我走吧！让我去吧？”光阴，人生：他解、他剖、他问、他嘲、他笑、他骂、他悲、他诅，临了他来——求放他早一天走。但无情的铁胳膊的生的势力仿佛一把拧住这不满五尺四高的小老儿，半嘲讽半得意的冷笑着对他说：“看吧，迟早有那么一天；可是你一天喘着气你还得做点儿给我看看！”可怜这条倦极了通体透明的老蚕，在暗屋子内茧山上麦柴的空缝里，昂着他的皱襞的脑袋前仰后翻的想睡偏不得睡，同时一肚子的纯丝不自主的尽往外吐——得知它到那时候才吐得完！……运命真恶作剧，哈代他且不死哪！我看他至少还有二十年活。”

　　我真以为他可以活满一百岁，谁知才过了两年他就去了！在这四年内我们先后失去了这时代的两个大哲人，法国的法郎士与英国的哈代。这不仅是文学界的损失，因为他俩，各自管领各人的星系，各自放射各人的光辉，分明是十九世纪末叶以来人类思想界的孪立的重镇，他们的生死是值得人们永久纪念的。我说“人类”因为在思想与精神的境界里我们分不出民族与国度。正如朋琼生说莎士比亚“He belonges to all ages”，这些伟大的灵魂不仅是永远临盖在人类全体的上面，它们是超出时间与空间的制限的。我们想念到他们，正如想念到创化一切的主宰，只觉得语言所能表现的赞美是多余的。我们只要在庄敬的沉默中体念他们无涯涘的恩情。他们是永恒的、天上的星。

　　他们的伟大不是偶然的。思想是最高的职业，因为它负责的对象不是人间或人为的什么，而是一切事理的永恒。在他们各自见到的异象的探检中，他们是不知道疲乏与懈怠的。“我在思想，所以我是活着的。”他们是双层的生命。在物质生活的背后另有一种活动，随你叫它“精神生活”或是“心灵生命”或是别的什么，它的存在是不容疑惑的。不是我们平常人就没有这无形的生命，但我们即使有，我们的是间断的，不完全的，飘忽的，刹那的。但在负有“使命”的少数人，这种生命是有根脚、有来源、有意识、有姿态与风趣，有完全的表现。正如一个山岭在它投影的湖心里描画着它的清奇或雄浑的形态，一个诗人或哲人也在他所默察的宇宙里投射着他更深一义的生命的体魄。有幸福是那个人，他能在简短的有尽期的生存里实现这永久的无穷尽的生命，但苦恼也是他的因为思想是一个奇重的十字架，要抗起它还得抗了它走完人生的险恶的道途不至在中途颠仆，决不是一件可以轻易尝试的事。

　　哈代是一个强者，不但抗起了他的重负，并且走到了他旅程的尽头。这整整七十年（哈代虽则先印行他的小说，但他在早年就热心写诗）的创作生活给我们一些最主要的什么印象？再没有人在思想上比他更阴沉更严肃，更认真。不论他写的是小说，是诗，是剧，他的目的永远是单纯而且一致的。他的理智是他独有的分光镜，他只是，用亚诺德的名言，“运用思想到人生上去”，经过了它的棱晶，人生的总复的现象顿然剖析成色素的本真。本来诗人与艺术家按定义就是宇宙的创造者。雪莱有雪莱的宇宙，贝德花芬有贝德花芬的宇宙，兰勃郎德有兰勃郎德的宇宙。想象的活动是宇宙的创造的起点。但只有少数有“完全想象”或“绝对想象”的才能创造完全的宇宙；例如莎士比亚与歌德与丹德。哈代的宇宙也是一个整的。如其有人说在他的宇宙里气候的变化太感单调，常是这阴凄的秋冬模样，从不见热烈的阳光欣快的从云雾中跳出，他的答话是他所代表的时代不幸不是衣理查白一类，而是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自我意识最充分发展的时代，这是人类史上一个肃杀的季候——

　　Itnever looks like summer now whatever weather’s there…

　　The land’s sharp features seemed to be

　　The century’s cor pse outleant

　　The ancient germ and birth

　　Was shrunken hard and dry，

　　And every spirit upon earth

　　Seemed fervour less as I.

　　真纯的人生哲学，不是空枵的概念所能构成，也不是冥想所能附会，它的秘密是在于“用谦卑的态度，因缘机会与变动，纪录观察与感觉所得的各殊的现象”。哈代的诗，按他自己说，只是些“不经整理的印象”，但这只是诗人谦抑的说法，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些“不经整理的印象”放在一起看时，他的成绩简直是，按他独有的节奏，特另创设了一个宇宙，一部人生。再没有人除了哈代能把他这时代的脉搏按得这样的切实，在他的手指下最微细的跳动都得吐露它内涵的消息。哈代的刻画是不可错误的。如其人类的历史，如黑智尔说的，只是“在自由的意识中的一个进展”（“Human history is a progress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Freedom”），哈代是有功的：因为他推着我们在这意识的进展中向前了不可少的路。

　　哈代的死应分结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时期的起点是卢骚的思想与他的人格，在他的言行里现代“自我解放”与“自我意识”实现了它们正式的诞生。从《忏悔录》到法国革命，从法国革命到浪漫运动，从浪漫运动到尼采（与道施滔奄夫斯基），从尼采到哈代——在这一百七十年间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似的迸窜着，在这光炎里激射出种种的运动与主义，同时在灰烬的底里孕育着“现代意识”，病态的、自剖的、怀疑的、厌倦的、上浮的，炽焰愈消沉，底里的死灰愈扩大，直到一种幻灭的感觉软化了一切生动的努力，压死了情感，麻痹了理智，人类忽然发见他们的脚步已经误走到绝望的边沿，再不留步时前途只是死与沉默。哈代初起写小说时，正当维多利亚最昌盛的日子，进化论的暗示与放任主义的成效激起了乐观的高潮，在短时间内盖没了一切的不平与蹊跷。哈代停止写小说时世纪末尾的悲哀代替了早年虚幻的希冀。哈代初起印行诗集时，一世纪来摧残的势力已经积聚成旦夕可以溃发的潜流。哈代印行他后期的诗集时，这潜流溃发成欧战与俄国革命。这不是说在哈代的思想里我们可以发见这桩或那桩世界事变的阴影，不，除了他应用拿破仑的事迹写他最伟大的诗剧（The Dynasts）以及几首有名的战歌以外，什么世界重大的变迁哈代只当作没有看见，在他的作品里，不论诗与散文，寻不丝毫的痕迹。哈代在这六七十年间最关心的还不只是一茎花草的开落，月的盈昃，星的明灭，村姑们的叹息，乡间的古迹与传说，街道上或远村里泛落的灯光，邻居们的生老病死，夜蛾的飞舞与枯树上的鸟声？再没有这老儿这样的鄙塞，再没有他这样的倔强。除了他自己的思想他再不要什么伴侣。除了他本乡的天地他再不问什么世界。

　　但如其我们能透深一层看，把历史的事实认作水面上的云彩，思想的活动才是水底的潜流，在无形中确定人生的方向，我们的诗人的重要正在这些观察所得的各殊的现象的纪录中。在一八七〇年的左右他写——

　　“…Mankindshallcease-so let it be，”Isaid to love.

　　在一八九五年他写

　　I fway to the beteer there be，it exacts a full look at the worst…

　　在一九〇〇年他写

　　That I could think there trembles through his happy good-night air Some blessed Hope，where of he knew I was unaware.

　　在一九二二年他写

　　… the greatest of things is charity…

　　哈代不是一个武断的悲观论者，虽然他有时在表现上不能制止他的愤慨与抑郁。上面的几节征引可以证见就在他最烦闷最黑暗的时刻他也不放弃他为他的思想寻求一条出路的决心——为人类前途寻求一条出路的决心。他的写实，他的所谓悲观，正是他在思想上的忠实与勇敢。他在一九二二年发表的一篇诗序说到他作诗的旨趣，有极重要的一段话——

　　…That comments on where the world stands is very much the reverse orneedless in these disordered years of a prematurely afflicted century：that amendment and not madness lies that way…that whether the human and kin，dred animal races survive till the exhaustion or dastruction of the globe， of whether races perish and are succeeded by others be fore that conclusion comes，pain to all upon it， tongued or dumb，shall be kept down to a minimum by Loving-kindness，operating through scientiifc knowledge，and actuated by the modicum of free will conjecterally possessed by organic life when the mighty necessitating fores uncnscious or other，that have the “balancings of the cloud”happen to be in equilibrium. which may or may not be often.

　　简单的意译过来，诗人的意思是如此。第一他不承认在他著作的后背有一个悲观的厌世的动机。他只是做他诗人与思想家应做的事——“应用思想到人生上去”。第二他以为如其人生是有路可走的，这路的起点免不了首先认清这世界与人生倒是怎么一回事。但他个人的忠实的观察不幸引起一般人的误解与反感。同时也有少数明白人同情他的看法，以为非得把人类可能的丑态与软弱彻底给揭露出来，人们才有前进与改善的希望。人们第一得劈去浮嚣的情感，解除各式的偏见与谬解，认明了人生的本来面目再来说话。理性的地位是一定得回复的。但单凭理智，我们的路还是走不远。我们要知道人类以及其他的生物在地面上的生存是有期限的。宇宙间有的是随时可以消灭这小小喘气世界的势力，我们得知哪一天走？其次即使这台戏还有得一时演，我们在台上一切的动作是受一个无形的导演在指挥的。他说的那些强大的逼迫的势力就是这无形的导演。我们能不感到同类的同情吗？我们一定得纵容我们的恶性使得我们的邻居们活不安稳，同时我们自己也在烦恼中过度这简短的时日吗？即使人生是不能完全脱离苦恼，但如果我们能彼此发动一点仁爱心，一点同情心，我们未始不可以减少一些哭泣，增加一些喜笑，免除一些痛苦，散布一些安慰？但我们有意志的自由吗？多半是没有。即使有，这些机会是不多的，难得的。我们非得有积极的准备，那才有希望利用偶有的机缘来为我们自己谋一些施展的余地。科学不是人类的一种胜利吗？但也得我们做人的动机是仁爱不是残暴，是互助不是互杀，那我们才可以安心享受这伟大的理智的成功，引导我们的生活往更光明更美更真的道上走。这是我们的诗人的“危言”与“庸言”。他的是忠实的，是深长的，虽则不新鲜，不奇特，他的只是几句老话，几乎是老婆子话。这一点是耐寻味的，我们想想托尔斯泰的话，罗曼罗兰的话，泰戈尔的话，罗素的话，不论他们各家的出发点怎样的悬殊，他们的结论是相调和相呼应的，即使不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柔和的声音永远叫唤着人们天性里柔和的成分，要它们醒起来，凭着爱的无边的力量，来扫除种种障碍，我们相爱的势力，来医治种种激荡我们恶性的狂疯，来消灭种种束缚我们的自由与污辱人道尊严的主义与宣传。这些宏大的音声正比是阳光一样散布在地面上，它们给我们光，给我们热，给我们新鲜的生机，给我们健康的颜色，但正因为它们的大与普遍性，它们的来是不喧哗不嚣张的。它们是在你的屋檐上，在那边山坡上，在流水的涟漪里，在情人们的眉目间。它们就在你的肘边伺候着你，先生，只要你摆脱你的迷蛊，移转你的视线，改变你的趣向，你就知道这分别有多大。有福与美艳是永远向阳的葵花，人们为什么不？

　　（原载：民国十七年三月十日《新月》第一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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