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刊终期|徐志摩

剧刊终期

　　（一）

　　凋零；又是一番秋信。天冷了。阶前的草花有焦萎的，有风刮糊的，有虫咬的；剩下三两茎还开着的也都是低着头，木迟迟的没一丝光彩。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旧日的荣华已呈衰象，新的生机，即使有，也还在西风的背后。这不是悲观，这是写实。前天正写到刘君梦苇与杨君子惠最可伤的夭死，我们的《诗刊》看来也绝少复活的希冀，在本副刊上，或是别的地方。闻一多与饶孟侃此时正困处在锋镝丛中，不知下落。孙子潜已经出国。我自己虽则还在北京，但与诗久已绝缘，这整四月来竟是一行无著，在醒时或在梦中。《诗刊》是完了的。

　　《剧刊》的地位本是由《诗刊》借得，原意暑假后交还，但如今不但《诗刊》无有影踪，就《剧刊》自身也到了无可维持的地步。这终期多少不免凄恻的尾声，不幸又轮着我来演唱。《剧刊》同人本来就少，但人少不碍，只要精神在，事情就有着落。《剧刊》起初的成功全仗张君嘉铸的热心，他是我们朋友中间永远潜动着的“螺轮”，要不是他，笔懒入骨的太侔，比方说，就不会写下这许多篇的论文。上沅的功劳是不容淹没的，这十几期《剧刊》的编辑苦工，几乎是他单独抗着的，他自己也做了最多的文章，我们不能不感谢他。但他也要走了。太侔早已在一月前离京。这次上沅与叔存又为长安的生活难，不得已相偕南下，另寻饭啖去了。所以又是一个“星散”，留着的虽还有嘉铸，与新来的佛西，但我们想来与其勉强，不如暂行休息。我自己也忝算《剧刊》同人的一个，但是说来惶恐，我的无状是不望宽恕的。在《剧刊》期内有一个多月我淹没在南方，一半也为是自顾阙然，不敢信口胡诌；一半当然是躲懒，他们在预定的计划上派给我做的文章，除了最初闹场与此次收场而外，我简直一字也不曾交！还有我们初期妄想要到几位真学问家真在行家的文章（例如丁西林先生，王静庵先生，以及红豆馆主先生），来光彩我们的篇幅，但我们只是太妄想了！

　　这篇中秋结账的文章本应上沅写的，因为始终其事的掌柜，是他不是我，但他一定要推给我写，一半是罚的意思。决不容我躲，既然如此，我只得来勉为其难。

　　我已说了《剧刊》不能不告终止的理由是为我们四散，但这十五期多少也算是一点工作，我们在关门的时候，也应得回头看看，究竟我们做了点什么事，超过或是不及我们开门时的期望，留下了什么影响，如其有，在一般的读者感想是怎么样，我们自己的感想又怎么样。

　　先谈我们做了点什么事。在《剧刊》上发表的论文共有十篇：赵太侔论《国剧》，夕夕（即一多）论《戏剧的歧路》，西滢论《新剧与观众》，邓以蛰论《戏剧与道德的进化》，杨振声论《中国语言与中国戏剧》，梁实秋的《戏剧艺术辨正》，邓以蛰论《戏剧与雕刻》，熊佛西的《论剧》，余上沅论《戏剧批评》，以及冯友兰译的狄更生的《论希腊的悲剧》。批评文字有八篇：张嘉铸评艺专演习，叶崇智评辛额（J.M.Synge），余上沅论中国旧戏，张嘉铸评英国三个写剧家，萧伯纳，高斯倭绥，与贝莱勋爵，以及杨声初君的《兵变之后》与俞宗杰君的《旧戏之图画的鉴赏》。论旧剧二篇：顾颉刚君的《九十年前的北京戏剧》，与恒诗峰君的《明清以来戏剧的变迁说略》。论剧场技术的有七篇：余上沅的《演剧的困难》，戈登克雷的《剧院艺术》，该岱士的《剧场的将来》，太侔的《光影》与《布景》；舲客（即上沅）的《论表演艺术》，马楷的《小剧院之勃兴》。此外另有十几篇不易归类的杂著及附录。

　　（原载：民国十五年九月三日《晨报副刊·剧刊》十五期）

　　附：《剧刊》终期（二）

　　余上沅

　　在“人事亦是一般的憔悴”的时候，志摩已经找着了一条生路，碰上这天上地下都团圆的清夜，不免痛饮到了陶醉。剩下的未尽之意，只好由我来勉强续完了。

　　上面统计的二三十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有一种不约而同的趋向。这些作者，不但批评戏剧，而且对于艺术全体，都有相当的发挥。譬如《国剧》中之论“程式化”，《戏剧的歧途》中之论“德形”，《戏剧与道德的进化》中之论“除邪及涅槃”，《中国语言与中国戏剧》中之论“介体”，《病入膏肓的萧伯纳》中之论“普遍的情感”，《货真价实的高斯倭绥》中之论“艺术良心与道德良心的平衡”，《顶天立地的贝莱勋爵》中之论“反实与求实”，《戏剧与雕刻》中之论“抑制的情感”，《论戏剧批评》中之论“艺术的规律”，——这些都是一般艺术的基本观念，不限于戏剧一项。本来，艺术的元素，总是息息相关的，要谈论戏剧，自然不得不涉及其他艺术；要研究戏剧，也是一样的不能不兼及一般艺术，如果有人以为只读读书本上的戏剧便算研究了戏剧，那是对戏剧有了误解，老实说，那简直是躲懒。

　　《剧刊》同人是不拘成见的，不论我们对各项艺术有无多少研究，但是我们总相信故步自封是一件要不得的事。《剧刊》不曾在比较重要些，急切些的东西之外，更讨论哑剧，傀儡戏，提线戏，影子戏，甚至于马戏，等等，那是限于时间，并不是预先有过什么成见。因此，我们不避讳，不迟疑的讨论“旧戏”。听说有人误解了太侔的《国剧》和我的《旧戏评价》，那是不幸的事。旧戏当然有它独具的价值，那是不可否认的，我的意思，就是要认清它的价值，而予以相当的注意。“要是”它在外形与内容两方面都达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程度，自然可以跻入最高的艺术。太侔的意思，也与我大致相似。他主张用西方的长处，来使我们的戏剧丰富。他始终没有说过一句武断的话，这种态度，原是我们研究戏剧的人所应有的。实秋虽似乎偏重文学，而他也一再声明赞成戏剧在舞台上排演。要有不拘成见的精神，一切才能日新月异。这种态度，我相信《剧刊》同人是会永远保持的。

　　混乱和争斗的原因，不外乎或是偏重情感，或是偏重理知。最健全的人生，是理智与情感最调和最平衡的人生。我推重旧戏的外形，同时也责备它的内容。太侔也说使旧戏变成纯艺术固然好，可是一方面它又缺乏情绪的触动。叔存也说过与这个原理相仿佛的话。禹九更不待言，在他的“三部曲”之中，直把这个意思发挥得有条有理了。疏忽的读者，也许不能领会这三篇文章的含义。其实，这三篇东西是分不开的，其间有一个一贯的线索，萧伯纳偏重理智，贝莱偏重情感，高斯倭绥似乎有点得着了二者间之平衡的趋向。我们终究是人，不是妖怪，也不是神仙。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对于艺术的良心与道德的良心两方面，当然不得不求它们的平均发展，共同生活。这个健全是理想，要做到这个理想，才演出光怪陆离的人生之各方面。理想达不到原不要紧，要紧的是必须有一个理想，必须去求得达到。在这条曲折的线纹上，我们一般蚕虫不住的盘旋，直到咬破茧壳，振翼飞在天空。

　　这些文章，未免迂阔而不近于世情，我们自己知道，可又忍耐不住，不能不说，哪怕说得还不十分痛快。我们要计划小剧院，却又等于秀才造反，三年也是不成。我们只好自己分头去调查，计算，接洽，直到它实现为止。我们也试过一次画报，结果也不太佳。因为少了“留法外史”，卖报人也摇头说不好，不好。高明的批评是说注脚不够。那也难怪，听说看电影的还有要求加多“字幕”的呢。依他们的要求，将来美术展览会里，图画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还得贴满讲演它的内容，它的“意思”的文章，否则多数人还是不见得肯承受的。还说什么……

　　《剧刊》是终期了，《剧刊》要做的工作永远没有终期。中国戏剧社不是没有希望的，它会继续这些工作。说句不祥的话，万一戏剧社也无形消灭了，依然不愁继起无人，如果中华民族还是一个民族。

　　（原载：民国十五年九月三日《晨报副刊·剧刊》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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