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到延安|谢觉哉

重到延安

　　一九五六年五月，我和陈其瑗同志跑了一趟延安。

　　陈其瑗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了关于延安视察的发言。他说：“几年来陕北老区医治战争的创伤，成绩很大，但尚未恢复到胡宗南反动军队进攻前老百姓‘丰衣足食’的光景。还要休养生息一时期，在若干年内要减轻负担或不增加负担；在农业、林业、牧业、水利、交通、文教、卫生等方面给以更多的支援。”老区的卫生工作一般是进步了，但医生和医疗机构还少，山沟里的柳拐子、大脖子、吐黄水等地方病还在蔓延。“卫生行政部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经常地进行卫生宣传，改善环境卫生，检查并改良吃水、组织中西医巡回医疗，扩大免费治疗，而不是急于搞医疗‘企业化’，提高收费标准。”陕北老区培养的干部遍于全国，留在老区的干部，忠实、朴素、肯干、耐劳苦，仍然是第一流的。但也正如延安党的负责人说的：老区的干部懂的新东西不多；不善于指导群众，也不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我们建议陕西省当局，要有一位省委副书记或副省长常驻陕北、巡回指导，具体帮助陕北干部提高工作能力、改进工作方法、克服保守思想、培养新生力量。”陈其瑗同志的这些建议是正确的因而也是必要的。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是蒋介石打出最后一张牌——多年积蓄未受过损伤的部队，但也是他对革命的最后一次进攻，从此以后就“兵败如山倒”，永远结束了他的统治。

　　胡宗南以二十几万军队，进攻不足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山沟里、山峁上，摆开十多里路宽的纵队“扫荡”前进，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愚蠢。边区的人民和部队看得很清楚，他们自由地在“豆腐干”（指敌人集中的队伍）和“核桃壳”（指敌人的小据点）之间行动，准备窝弓准备网，让那些蠢虫一只只掉到网里和踏发弩箭。蠢虫们倒也听话，要他们走进便于消灭他们的“套子”里，他们就依着我们预计的时间进来了。有一位参加战斗的同志写了一首诗：

　　走狗胡宗南，胆敢攻延安。
　　进如瓮中鳖，退似断索帆。
　　先剥“核桃壳”，后吃“豆腐干”。
　　行看三五月，欢宴在西安。

　　胡宗南的二十多万军队就这样一块块地被我们吃完了。但胡军的“杀光、抢光、烧光”政策，给老区人民带来的灾难，却不是随着胡军溃灭而立即消失。据鄜县同志谈：在胡军进攻后，该县劳动力减少六百余人，土地荒芜八万余亩，骡、马、驴减少近三千头，羊减少八千六百八十一只，学校完全停办，校舍毁掉。绥德同志谈：绥德专区地薄产量低，人民的家底比延安专区的人民差，经过胡军“扫荡”，很多人没有吃的，濒于死亡。山西解放区送来的救济粮，到了宋家川，要专区动员去背，去背的人身体衰弱到了这样地步，每人只能背五升（合老秤十五斤）。延安枣园乡的鸡被掠到绝种了，只秦老太婆藏了一只母鸡，事有凑巧，胡军搜鸡的车子里飞走了一只雄鸡，这一对鸡成了这地新生鸡的始祖。秦老太婆的鸡孵出鸡娃，无偿地分送各户，现在枣园的鸡已成群了。延安市的鸡蛋又和从前一样便宜了。

　　在人民革命的困难时期，陕甘宁边区人民贡献出了很大力量，使能够在这地区训练干部，积蓄实力，等待全国解放的时间的到来。在解放战争中，陕甘宁边区人民又以无比的英勇，彻底消灭了庞大的胡军。使国民党的统治迅速走到大崩溃。他们的功劳是巨大的，他们受的灾难是严重的。而这些地区又恰是从来经济文化都落后的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恢复和发展，党和政府历来是注意的，今后还须给以足够的注意。

　　延安党的负责人说：老区干部忠实有余，发展不足；不是不接近群众而是不了解群众，因而严重的缺点还是脱离群众；不大相信新东西。以前基层干部只会搞“突击”不会搞“经常”，疲沓、摆老资格的情况，现在还有。他们想组织这些干部出外参观、学习，这都是必要的。我因想起胡宗南进攻的前一年，陕甘宁边区进行选举，主要是乡选，这次乡选真做到了“使所有干部都能在群众的鉴别下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今年又是依照宪法要进行基层选举的年次，那末，和老区干部谈谈十年以前选举的文件和成绩，不是无益的吧！

　　那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选举工作的训令说：要“发动人民彻底检查政府工作，检查各种政策的正确性及其执行程度，检查政务人员的工作作风，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方面使人民能够更好的识别人才，选择为他们所信任的人物……另一方面使人民能更多的熟悉政府工作，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为今后改进工作的基础。……必须在检查工作完毕之时，方开始进行选举”。

　　选举的结果怎样？延安《解放日报》载：“人民提出的问题，只二十八个县市（边区当时有三十一个县市）的统计，有四万八千零七十八件；又十九个县的统计，提的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五个问题，解决了二万六千六百三十七件，占85.4％。”

　　“选举办得好，不只是自由地选，热烈地选（平均有87％的选民投票），慎重地选（好人里挑好人），其伟大的成就，在于选民广泛地检查了政府工作，教育了政府人员，直接平反了某些政府人员的错误处置，直接解决了一些存在很久的民间争执，这样一来，人民对参政的情绪与认识提高了，搞生产与文化的事起劲了，人与人间更加团结了。被批评的干部绝大部分变成很积极；连落选的干部也积极了，想争取下次当选。他们说，这次选举比住几年学校还强。这样行使人民伟大的权力和表现人民伟大的智慧的选举，历史上没有过，就在解放区也是空前的，比以前任何一次选举都要好。”

　　边区政府李鼎铭副主席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总结选举工作说：“人民批评区乡，即是批评边区政府；人民向区乡建议，即是向边区政府建议。”他要求边区政府工作人员，要把人民提出的问题不论已解决未解决的，都拿来研究，把它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从现象分析到本质，从个别到指出它的联系，找出规律，制定办法。不然的话，下次人民检查工作时，应当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人民仍会提出更严厉的批评。

　　当我讲述这些故事时，曾参加过这次选举的干部，深深地进入了回忆，认为老区应该发扬民主传统，不只是发挥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开展建设工作，同时对于干部与人民是很好的教育。历史是前进的。今年的基层选举正是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文化的高潮中，人民管理政权的认识将更提高，选举的方式与步骤，将更有所创造而不一定和以前一样。我希望指导和办理选举工作的同志认真研究以往经验，听取地方群众意见，在老区放出异彩。同样，全国各地区也应根据经验与具体情况，比上一次的基层选举做得更好。

　　离开延安十年了，重到延安，一切都熟悉，也一切都新鲜。被日机毁掉的延安城，从南到北修成了两条大马路，新式建筑在增加；东关南关的街道在延长，电厂在发电，影剧院在建筑，汽车、自行车在增多，还有一种能载六七百斤比驮运强的以前少见的“拉拉车”。杨家岭、王家坪枣园等中央同志住过的地方都已修复。胡宗南军可耻的破坏痕迹，能看到的是边区政府前的抗日烈士纪念塔不见了；在延安病故的同志的墓碑被毁了（延安人民已为他们立了新碑）；边区参议会大礼堂的石门额，林伯渠同志在基石上的题字被铲去了（现已改为延安大礼堂）。令人奇怪的是胡军用手脚架去铲参议会礼堂上的门额，到山岗上去毁死者的碑，而新市场口毛主席的题联，独幸免于毁，现在犹辉煌地引起中外参观者的珍视。毛主席的题联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

　　有名的宝塔山的宝塔，依然雄伟地屹立着；清凉山的万佛洞，里面有金明昌五年的碑，现在碑不见了；壁上石佛有些被击落，但门口一尊最美丽的佛像，仍然庄严地俯视着延河；号称“诗湾”的壁上的明清刻诗，毁去不少，但还有些存在。新植的树都已发青。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十多年以前栽的树都已长到几丈高了。和同志们谈：再过十年，如果我还能访问延安，那时全陕北已绿化，延河的水当和葫芦河、南泥沟的水一样的清，主人们可以从河里网得鲜鱼待客，我再来也许不是坐汽车而是坐火车了。

　　五月二十九日晨离延，同志们依依不舍，要在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前照相。

　　我念了一首诗：

　　重到延安景倍鲜，旧时栽树已参天。
　　诸君莫问人何似，后约还须订十年。

　　陈其瑗同志即和一首：

　　人民事业尽新鲜，此是当时世外天。
　　五星西聚东方亮，恨我迟来二十年。

　　几年前有同志自延安来，给我一张我住过的窑洞照片。我写了一首词给王定国同志：

　　调寄《西江月》

　　石桌当阶犹在，布帘挂户依然。离延莫道你清廉，载得娃娃五个。
　　圈里养猪肥大，园中种菜新鲜。礼堂歌舞又喧天，长忆此间可住。

　　石桌、布帘，现尚如旧，只菜园成了运动场，猪圈地方起了新的房子。

　　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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