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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救灾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灾荒、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我们在防汛抢险的工作中,在生产渡荒、恢复田园房屋、发放救济款项的工作中,做出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成绩。但是,灾太大了,据最近反映:不少地方发生自杀、病死、饿死或饿坏、弃婴、卖小孩、逃亡、变卖耕牛等现象,而且数量并不甚少。另一方面:救济款的积压、挪用、贪污、发放不当、以及某些可以预计到的事没有预计到,某些预计到了但没有做好的事,到处都有发生。

  我们不能把困难推给“客观”,说“这样大的灾,死人是难免的;”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做好一切须要做的事。

  “救灾工作不要被其他工作挤掉”,我们不仅知道而且已经注意。但是被挤掉的危险仍然存在,有时上级以为没挤掉,一到区乡干部手上时,就被挤掉了,而救灾工作的实施,却正在区乡。因此,我们必须认定:只有做好救灾工作,其他工作才有可能做好;不是做其他工作时不要忘记救灾,而且其他工作必须服从救灾。1949年12月政务院生产救灾指示说:要“认识到生产救灾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与存在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决不可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就是指此。而1949年的灾,没有今年严重,现在不是关系几百万人的生死而是关系到成千万人的生死问题。

  救济款发放得好与否、是救灾的大关键。各省都已注意了。湖南民政厅谢竹峰厅长报告:湖南为着发好救济款,县开了三级干部会,有的开到10天至12天,进行干部的思想与政策教育,然后把区的指标发下去;三干会后区又开了区乡干部会,分配乡的指标。接着乡又以乡支和乡主要干部为核心,进行传达政策和研究本乡具体情况,然后召开了乡人民代表大会(有些乡事实上是一揽子会)讨论通过初步方案(亦称初榜)。将灾民分成几类:全部救济的;部分救济的;一半救济一半贷款的;全部贷款的。发交各互助组或居民组讨论修正,根据各组修正意见制定二榜。最后报区审核,经区批准为3榜。3榜定案,全乡公布,分期发款。他们把标准的评定,分为两期,现在至明年4月为1期、明年5月到7月为1期,第1期已经评定好。群众对此很满意,干部也认为有了办法。从这些会议上暴露了以前发放上的许多缺点,如积压、挪用、干部贪污、款子用了没有账、甚至有的县连款发到那区去了都不知道。

  湖南的办法是好的。自然要做得很好,必须上级动员很多干部去帮助,派去的干部,也要经过思想动员和政策教育,否则不会都能帮助得好。这样大的款子交给几个区乡干部,是很难望发好的,要组织一些人(如委员会)主持发。开会、吃饭、纸张笔墨等,不能不用点钱,这点钱是要化的,不要“惜小费、误大事”。

  省及县救灾组织(生产救灾委员会、救灾办公室)未建立的须即建立,建立了的要加强他,要有关部门的干部参加,只靠民政部门的人是办不了的。除省、专、县派人下去布置与检查工作外,由省到乡,要经常联系、报告,发现问题,即解决问题。因为有许多情况我们不可能都预想好,某些潜力或没有使用,某些计划与实际或不尽适合,物产供应、副业供销、生产设备、许许多多的大小困难,都须要随时加以补救。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和满足于已有的布置,都是危险的。

  救灾如救火,不可有一环脱节,不可有一时松懈。

  还有,讨论与布置工作,开干部会是必要的。但要记住:我们已有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他是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代表对人民负责,人民信任自己的代表。许多干部本身就是代表。通过代表大会和代表来救灾,更易于组织人民;更易于发扬人民的自救力量。据各地报告,有不少地方没有重视这一武器,这是不妥当的。

  我们相信:在党与政府的伟大领导下,我们和人民已战胜了洪水来时的巨大威胁,创造出历史上未有的奇迹;同样也必能在恢复水灾的破坏、安置灾民、恢复生产上,显出空前的成绩。

  我们要求在生产救灾的工作中,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即将选出的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这一优越的民主制度,建立起威信,经常化起来。

  我们要求在生产救灾的工作中,使互助合作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巩固。

  我们要求在生产救灾的工作中把物资供应工作做好,以次发放下去的款子和以次调配的物资相适合,这是计划供应的巨大试验。这一工作做好了,以后统购统销就好办了。

  我们要求在生产救灾的工作中,积累出“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宪法第十七条)以及“效忠人民民主制度”(宪法第十八条)的具体经验,以改进我们的工作制度与工作方法,为制定地方各项行政法规打下基础。

  灾区疾病的威胁很大,如何发挥我们的医药效率,是急待筹划的。主要应注意环境卫生与传播卫生常识的工作,以减少疾病的发生。

  内务部对救灾工作,有很多缺点,如缺乏预见,估计不足等,比如救灾工作会议上对于发放救济款、走群众路线,只原则提出,没有作出较详的布置,须要各省加以补充。救济款中央似难再增加,目前主要要在使用上下工夫,望各地在深入实际工作中,得出够或不够的实际数字。据湖南反映:在分配乡的数字,一般比乡干部的希望高,所以乡干部很满意。可见已不是钱少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用的问题。

  内务部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央已批发各省。其中所举,是否皆当,请见告。

  再:此信请送省委负责同志看看有何意见,望示!敬礼!

  谢觉哉 1954年11月29日

  (1)这是谢觉哉为救灾问题写给受灾地区党的负责人的一封信。据查此信发给了曾希圣、柯庆施、周小舟、刘顺元、吴芝圃、邵式平、林铁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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