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须厘定地租|谢觉哉

急须厘定地租

　　（一九四〇年七月三十日）

　　第二次边区党代表大会高岗同志的报告上说：“制定合理的地方租税条例、土地条例、借贷条例与劳动保护条例，以调节工商业的发展，以抑制封建性的剥削。”

　　那末，封建性的地租剥削，予以严格的规定，是不可或缓的了。边区土地肥瘠和土地广缺，相差很远：绥德、米脂1垧地要3斗至4斗租，华池、志丹等县，1垧地2升租子还不到。又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虽然允许土地出租，应该不许再带有封建性。而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则不尽然，现经过土地革命的各县有已规定了租额的，有没有规定的，但事实上地租有向上涨的趋势。比如安定规定上地每垧租子8升，中地4升，下地3升，然据安定南区五乡二行政村的调查（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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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表内1939年地租中有现租2石4斗5升。

　　2.1939年租户数租子总数比1938年均增加1倍以上，这说明：一，富农的经济的发展——富农多租进地；二，无地农民加多；三，有些人有地而自己无法种（缺牛、种或劳动力之贫农及抗属）。

　　3.照法定租额，1938年租地数平均每垧3升半强，而现在达到5升2；1939年租地数平均每垧3升6弱，而现在达到5升2；1938年地租数平均每垧3升6弱，而现在达到5升5，如把现租伸作秋租，将达到6升7合（注：“现租”是租定地时即交租，一般只秋租的一半，也有多一点或少一点的）。革命前的“现租”是有利于地主，春初要农民把冬天剩下的粮食交“现租”。至春夏间吃粮不够，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的粮。现在的“现租”又有些有利于佃户，因出租者多穷农或抗属（租入的多是富农）。春天没粮吃，就把秋租吃了，只得到一半。

　　又延安柳树店地方，1936年冬曾分过地的。1937年登记时地主与登记员舞弊，不许分得地的农民登记，说这些地区反正是你们种，地租轻点就是，轻到川地一垧租子3升。去年地主忽借口延安县规定上地每垧1斗，中下地若干，把租子加一二倍。有一农民不愿意，地主就把地收回，现该地农民已向政府控告，尚在解决中。

　　把地租和前报载的伙种、按庄稼、调分子等情状一起来看，可知已被我们枪毙了的封建剥削（关于土地的）鬼，又在坟墓里抬起头来，而且和新产生的资本主义剥削鬼勾结，一同向劳苦的农民进攻，我们必须警觉用必要的方法制止他。

　　法律上的限制是这样：各县立即研究，提出上中下地的最高租额，并说明理由，呈报边区政府核准公布。公布之后，多收的将其全部租子没收，虚报垧数的，将其虚报部分没收。（陕北地广，习惯上所谓垧，实际不止1垧。出租地的只能按习惯上的垧数收租。）且所谓最高租额，不能和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相比，不得含有封建剥削性，最好的地，也不能超过1垧租1斗。

　　至于没有分过土地的地区，那又是一样办法，不是照地的好坏来定租而是照原有租额进行减租。一般应依照国民党民国十五年的决定：“二五减租”即1石租减2斗5升。各地情形不同，三七减（1石减3斗）、五一减（1石减2斗）也可以。应在各区的临时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上讨论通过，呈报边区政府批准，公布施行。

　　陕北还有所谓包租：一种是农民向地主包租来多块土地，言明一定的租额，然后以垧数计算，每垧租子要便宜些。或者几个人包租一块土地，比零租要便宜。第二种包租是向地主包租很多土地，然后转租给其他没地的农民从中赚一些租子。这两种包租，第二种应该严令禁止。

　　（载1940年7月30日《新中华报》署名：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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