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现在的灾荒|谢觉哉

谈谈现在的灾荒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三日）

　　目下中国的灾荒，恐怕是自有灾荒以来所未有。灾区的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计有21省，县份计有1130余，灾民大概有5730万人，（华洋义赈会的估计）尤以西北各省为甚。据南京赈务处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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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民的情状，各报纸差不多天天都有记载，不说草根树皮，挖尽剥空（甘肃赈务会电），就说街巷时见死尸，饿死者每日必有若干起（《大公报》陕西通信）。薛笃弼说人民以油渣充饥已为佳味，4月9日《申报》载，河南灾民的食物，除树梢马粪外没有他物。陕西的米涨到每石40元，而且没有买，鬻卖儿女，固属寻常，绥远有卖儿女的市场，陕西有人贩子生意，贩卖大批妇孺出关。甘肃饿死的已有200万，米价每石200元（3月12日《新闻报》）。全家食毒自尽的，投河的，争食死人的肉的，杀小孩食的，奇惨的事，无所不有。照目下情形，既没有赈济，又无力耕种，这才叫做坐以待毙。

　　这灾荒是天降的吗！不是的，风调雨顺虽然难得，然断没有这样普遍的不风调雨顺的时期。是由于人民不知道防灾吗！不是的，中国人民虽然不知道科学，然水利农时，驱蝗积谷的老经验却很富有。然则何以闹出这样的大饥荒？有句古语：“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自来的战争都是统治阶级争权夺利，把民众供牺牲，壮丁呢，死亡了；室庐呢，烧毁了；财物呢，刮尽了；实业呢，破坏了。既没有储蓄，而又无人力耕种，无资本耕种，这样，安得不灾荒？所以“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成了历史的定例。何况国民党军阀，除开自己天天火并外，还加上一层与民众为仇，屠杀，烧抢，剥刮，比任何强盗还要凶咧！这很明显的看得出，河南甘肃陕西察哈尔绥远素来贫瘠，冯系军阀只有这点子地盘，只好刮了又刮，抽丁，征粮，绑票，无所不至，因此这几处地方荒得特凶。阎锡山以山西一省养兵20多万，同张作霖争天下，他的刮法不亚于冯玉祥，十几年的模范省，竟闹出80多县的大灾来。国民党的北伐军在河北的烧抢，所谓“日日望南军，南军来了不如张作霖”的（河北民谣），自然制成了直隶山东等处的奇灾。再看两湖素称富庶之区，“湖广熟，天下足”，而桂系特别横暴，湖北灾民，竟冠全国，湖南亦有30多县报灾。最奇的，广东亦荒到50几县。

　　我们虽然不能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灾荒，然这种不可救的灾荒，全是国民党军阀制造成的。要救灾荒，必须打倒国民党。差不多占全国人口1/4的灾民们，只有打倒国民党才是你们的生路呵！

　　复次讲到赈济。如果不是生长统治阶级，而的确来自田间的人，一定想到灾民是不希望赈济的，从来也没有赈济过。中国式的赈济，纸面上写着“嘉惠灾黎”，“活人无算”，实际是赈款上了腰包。何况现在是人吃人的世界！可是华洋义赈会，国府赈务处，各省的甚么赈务会闹得很凶。这，一个是帝国主义的“猫哭老鼠”，一个是军阀豪绅的“趁火打劫”。中国人一切痛苦都是帝国主义给与的；灾荒，是国民党军阀造成的；国民党军阀，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从强盗荷包里拿出点子赃物，向被强盗抢的主人大讲其仁慈，太家也就说这强盗爷真是“替天行道”，这是多么便宜的事。何况这点点子赈济，灾民不一定能得到，外国鬼子要落一点，中国官僚要落一点，各地地主豪绅要落一点，到灾民身上已经没有了，或者每个灾民分得半升高粱和几个铜板，然而从帝国主义直到地主豪绅，都背上“活人无算”的名誉了。这不仅华洋义赈会如此，其他甚么赈，都是一样。“慈善家”者，以“慈善”起“家”也，这话并非过当。至于国民党军阀的赈济又自有说，国民党是一群饿狗，有缝便钻，灾荒呢，好！1000万赈灾公债可以发行了，赈灾捐可以附加在一切税上了，可以打电向华侨敲竹杠了。他们的赈款虽多，成绩却还比不上华洋义赈会等1%，除开薛笃弼在陕西买了几个饼子给向他磕头的灾民外，似乎还没有看见甚么大的救济。这里，且录某小报的几句论说作证：

　　“……所幸几位党国要人，对此已有很多办法。冯玉祥对豫陕甘3省的灾情，何等关心，既要写大字卖钱来赈济，又下令征求救荒人材。不过有人对于他提了华洋义赈会的13万元赈济费做军费，大加非议，其实冯氏不算错，这是古人“救生不救死”的办法。其次李宗仁拒绝河南救济会到湖北来办米3万石，不承认派湖北赈款4万元，因为湖北财政也困难。（按《申报》载李宗仁胡宗铎陶钧几位，在湖北不上一年半，他们的私财存在外国银行的有4500万元）……卫生部长薛笃弼，希望新闻界尽量鼓吹，为灾民造幸福，赈灾委员胡汉民等登报启事，希望海内仁人君子，或以金钱相助，或以文字宣传。（为什么要宣传，便于他们敲竹杠）……”

　　不要说了，国民党是趁火打劫的。

　　因此，我们又知道真的赈济，只有同阶级的人握到了政权和经济权才行。不然，是不会有的，而且反做了统治阶级一个弄钱卖乖的工具。

　　（载1929年4月13日第17—18期合刊《红旗》署名：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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