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日记·一九四六年九月(2)

一九四六年九月(2)

　　九月十一日阴雨

　　上午小组会讨论学习党章。

　　完小讲八月十五来源，元世祖忽必烈占领中国，每家放一人监视。后来出一会做大月饼的朱元璋，发起八月十五杀鞑子，一齐把各家监视的人杀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到处有。李鼎老说：可能是王保保死后朱元璋做的，王保保元人不会为此。曾见日人做的蒙古色目待遇考，虽没有载每家放一人度种的话，但很象日寇对待沦陷区人民的残酷、周密。那么，农民约期起义杀鞑子，特别在元寇倒霉时候，是可能而且必然的。月饼：一说是做大月饼请鞑子吃，趁势杀之；一说是月饼里夹一“杀鞑子”纸条，作信号。说朱元璋会做大月饼，颇有团结御侮意。

　　《大公报》评调整汇率案，说：

　　“……从三月四日开放外汇市场以后，显然陷入一种不可救的错误。一面是保持汇率不动，一面则因通货对内不能稳定。形成了今日通货在国内外购买相去甚巨，也造成了进口涌到出口僵持的局面。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的开放外汇市场案指明：‘中央银行应察酌市面情形，并依照供求实况，随时供给或收买。简言之即多缺少供，价格无固定，或数日不动或一日数易，完全以供求情形为转移。’……事实上中央银行对于汇率的运用，未能参酌市面情形，造成了今日的错误……”

　　边区银行的兑换牌价，犯了同样的错误，只受的损害不同罢了。法币购买力不固定，边币购买力也不固定，但涨落不同样或同时。法币高于边币时（即购买力比率变了而兑换比率没变），人以边币兑法币，反之则人以法币兑边币。总之是吃亏。而我们却满足于“金融不稳定在物价上，而稳定在边法币的比价上”的经不起考验的句子。

　　“托谟告诉他母亲：正如凯绥所说的：一个人没有他自己的灵魂，却只有一个大灵魂的一片。‘那么你毋须挂念了。我是暗中周游在各地方——到处都有我，到处都可以找到我。凡是有饥饿的人们为要吃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如果凯绥的话是对的，那么当人们愤怒的时候，我们呼嚷声有着我。当饿着的孩子知道晚餐齐备的时候，他们的笑声里也有我。”（《愤怒的葡萄》，美国斯坦培克著，前引为“前言”，《解放社》九月十日）

　　这是何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思想。

　　去年中秋写了一首诗，颇有意思，不妨重抄一遍（略——编者注）。

　　九月十二日阴

　　上午参加座谈行知中学。

　　下午参加西北局常会谈学习与报纸。

　　作大月饼的朱元璋

　　做个月饼大如国，做个月饼圆如月。皮如铁裹无比坚，馅是火球无比热。不许虫来蛀个孔，不许狗来咬个缺。岳飞不智元璋残，刘豫先诛世凯灭。和平民主要斗争，人民世纪重团结。划开重雾月中无，嘉岭山头歌不歇。

　　九月十四日晴

　　鄜县政府给边参议常驻会信：

　　“本县第二届参议会通过之查租保佃案，已执行半年，颇得群众拥护。现寄上一份，请审查，看和边府法令有无抵触……”问边府，边府不知道，似乎县上已执行半年的法令，尚未呈报边府审核，这，颇有不合。

　　把来案和边府租佃条例、地权条例、查减租指示对阅，觉得规定得还好：具体、明了、较进步。

　　比如关于查租第二项：“在减租后地主长收之租额，经群众查出后，自四〇年算起，应如数退还佃户。”该县三九年开始减租，长收的从四〇年退起，很合理，可以补足边府查租指示未规定退租期从何时算起的忽略。第六项：“一、地主只出土地不管任何农具等者，其分额不得超过收获量十分之二；二、地主出土地并出一部分农具等者，其分额不得超过收获量十分之三；地主除出土地外并出全部肥料，供给食粮者，其分额不得超过收获量十分之四，佃户借地主粮食不得行息。”这比租佃条例第八、九、十条说的活租、伙种、安庄稼，要明了些。而租佃条例定的：活租，“出租人所得不得超过收获量百分之三十”；伙种，“出租人所得不得超过收获量百分之四十”；安庄稼，“出租人所得不得超过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五”。虽说“不得超过”，可以低于，但很显然，农民是不愿有比较高额的规定的。又如关于保障佃权第五项：“佃户在地主土地上植活之树株，归佃户所有”；第六项：“经佃户劳力改变之土质地形（如旱地改修水地等），其改变部分，地主不能加租”；第七项：“地主对土地有所有权，但无权因减租阻止别人垦种，使之荒芜。”都是租佃条例上没有的。

　　只有关于确定地权第二项：“土地面积超过地照亩数者，其超过部分概为官荒”，似不若地权条例草案第六条：“土地登记时，凡业主实有土地因未真确丈量，致超过去凭证所载者，经证明确非侵占他人土地或公地而又为自行经营者，得照实呈报登记，不予追究。”较为妥善。

　　租佃条例、地权条例，虽说比较完善，恐仍有改的必要。

　　法令指示，须要具体、明了，否则执行时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要具体明了，必须先能掌握实际，否则越具体越易碰钉子。

　　照租佃条例第六条，各县似可以制定单行减租法令，但必须在边府租佃条例所允许之内。边府条例已有的，不必再举，免执行时发生出入。如涉及须修改条例的，那可向边府提出意见，请求依法修改。

　　九月十五日微晴

　　草草地把去年乡选总结稿子看完。

　　去年乡选的好，不只是自由地选、热烈地选（平均百分之八十七的选民投了票）、慎重地选（好人里挑好人），其伟大的成就在于选民广泛地检查了政府工作，训练了政府人员，直接平反了某些政府人员的错误处置，直接解决了一些存在很久的民间争执。这样一来，人民对参政（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的情绪与认识提高了，搞生产与文化的事起劲了，人与人间更亲密了，被批评的干部绝大部分变成很积极，认为比住几年学校还强。这样的选举，历史上没有过，在我们解放区也是空前，比任何一次选举还好。不过，要注意的：

　　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的能力表现出来了，但尚未成为恒久的力量。人民对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的认识与兴趣提高了，但尚未成为习惯。这就在于我们这批被人民看中了（当选）的人，怎样一方面执行人民的委托，一方面继续听取人民的指示。乡代表会、县参议会、边参议会按期开，检查与指导工作；工作人员怎样培养群众观点与执行群众路线。要知道我们从非民主社会来的人，对民主的认识与方式是如何的不熟练，我们的潜意识里还存在着抵抗民主的某些渣滓。不是吗？选举之初，有些干部怕民主，怕放手，说：“太民主了，给人民惯下了病，给自己找下麻烦”；“有啥说啥，问题提得多了，解决不了怎办？”谁能道这些毛病已断了根不再发。

　　其次，人民提出的问题，只二十八个县的统计有四万八千零七十八件，又十九个县的统计，提的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五个问题中解决了二万六千六百三十七件，占百分之八十五点四。人民提的，多是该乡区具体的事和人，但谁都知道，乡区只是政务的实行者，上级政府才是一切设施之枢纽。李副主席说得对：人民批评区乡，即是批评边区政府，向区乡建议即是向边区政府建议。不是吗？揭发乡干部作风不民主、不谋虑、硬、拖的事实，上级机关中不也曾存在过吗？对土地、婚姻、合作社、自卫军、卫生……等工作的批评或建议，不都是上级考虑不周与应当接受的吗？因此，不论已未解决的问题，上级政府都要拿来研究，抽出规律，拟定办法，使工作更深入或大转变。否则，恐所谓解决不是真的解决，下次人民检查工作时，仍要提出。“人民的勤务员”要受责备了。

　　绥德选举民歌：

　　满坬的稻黍数呀数谁高，

　　人里挑人数呀数谁好。

　　盘算又盘算，商量又商量，

　　把那选举的豆豆给那好人投。

　　延安川口区五乡乡长报告：

　　“……自去年打罢地（丈量地），实行农累税负担减轻……

　　“过去好劳动，怕负担，种多报少，二流子怕检查，种少报多。……实行了农累税，大家知道照地的常年产量出公粮，恨不得把两垧种成三垧，把产量提得高高。溜崖拍畔，讲究农作法，操心积粪……”

　　可见农累税的好处，我们必要改变现在的征公粮法。

　　淳耀一区三乡：“今年（三十四年）本乡死去四十六人（其中小孩三十一人），而仅生十三个孩子，牲畜也死了牛十头、猪一百零三只，致人民不能安心生产。……这里人畜未分开住的还有七家。”“本乡文化落后，成人中识字的很少。东梁村六十四人中有四个识字的，房家山六十人中有两个识字的，陈家山五十二人中没有一个识字的。”

　　这说明，农民有了饭吃了，怎样迫切地需要文化。

　　淳耀一区三乡：“本乡男多女少，客户光棍多，有一部分人男女关系较乱。”“庆阳买卖婚姻普遍存在，订婚彩礼常是二百万以上……”“公家禁止买卖婚姻，不光没禁止住，还和老百姓争着买。”

　　这是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从各方面为之调整、改进。

　　佃租问题的纠纷很多，可见封建势力并不是一击即溃，它们还在死力挣扎。

　　个性服从共性，正当的个性的发展，分之为个性，合之则为共性。

　　九月十六日微晴

　　上午参加小组学习会。

　　下午刘静宇同志来谈，余修、霍仲年同志来谈。

　　往看篮球赛及延市基干自卫军授奖。

　　九月十七日晴

　　傍晚往迎王震同志于七里铺，王偕景范坐吉普车先到。

　　某谈：民厅工作迟缓，同事中没有工作研究与意见交换，“都是漠漠然的”。有些事来了，上面不理，下面不能解决：推、拖，甚至欺骗，或要传达处不许进来。不久前一战争中毒瞎了眼的战士要求救济，住在抚恤委员会几个月，来找不得人，或不许进来，那天大发脾气，定要见林主席，许多人挡住，怕这样事都解决不了，弄到林主席那里不好看。才解决。厅长是知道的，但也不愿见。乡选中提的问题，他们整理了一本，送把厅长，找不见了。

　　前几天和黄静波同志谈到几个问题：

　　“不派会计来，没法子搞账。”“旧式账还懂得点子，马马虎虎，新式账一满解不下”，许多做生产和供给工作的同志这样说。做生产和供给工作同志的计划，依靠于会盘算，而盘算又依靠于账簿。如果账簿看不懂——负这件事情责任的人都看不懂，旁人自然更看不懂。那么，要他会计划，会盘算就很难办到，就是能办到的人，也会因此而办不到。新式簿记固然好，但在我们较简单的事业，是否定要用它？不用，有何害处？这问题要在实际中去找答复。帐簿的目的，一在于明白，二在于易查，明白是说：收的付的，如何收的如何付的，都写得清清楚楚；易查，只要认得字，能打珠算，稍为有点心计的人，都一查就得。新也好，旧也好，新旧杂用也好，不合这目的的簿记，我们不要，因为没有用。若故意要用一套，似乎神秘而又不大高明的簿记，把实际经验隔离开来，使一些同志茫茫然、头痛，很可不必。

　　各机关部队对财厅的预决算是有的，但只写对财厅领的部分。实际各机关部队的收支，半数或过半数来自自己生产，不上预算，也不上决算。那末，这预决算是假的，应付财厅的。如果说要在预决算上要防止浪费贪污，那财厅发下的本来就不及需要的半数，有何浪费贪污之可言。但谈到实际收支，不仅财厅无从考核，该机关部队亦因没有预决算，自己也有点茫然。我们的预决算制须改变，要包括生产收入和要财厅给付的两部分，大公的家务与小公的家务都有考核和能考核，家务才能日向上涨。

　　保管，过去做得还好，但主要依靠于保管人员的品质，和一般的革命纪律；保管制度并未明白地建立起来。近来已发生不少毛病，拿粮食说罢，不少仓库账上的数和实存不合，甚至差得很大。追问起来：有挪移的，有损耗的，也有贪污的，而追还又颇不易；个别管钱的人，报告失窃，失的数目并不小。奇怪的是保管者自问没有贪污，可以对得住人；而人家亦原谅他没有贪污，不去责备。我说这样下去，你这财政厅长，有点不易做。

　　这次二科长会议，除已排定的议程外，上列问题，也应该议过办法才对。

　　今日《解放日报》开始登我的案头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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