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日记·一九四三年三月

一九四三年三月(1)

　　三月一日阴

　　二月十三日报载延安刘县长领导的变工队：十七个劳动力，耕牛六犋，开荒二十五垧，打粮二十五石。但以变工形式劳动互助，则十二个劳动力即可开荒一百垧，打粮一百石。以前每人开一垧又四七，现在一人开八垧又三三，增加七倍。据称原因是有劳动纪律：一、三早顶一工；二、耕锄适时……等。

　　生产工具不变，只把劳动情绪和组织改变，即可提高生产到七、八倍，似乎是奇迹，然而确可能，尤其是在此地。比如两个人抬一箕土，南方则一个人挑两箕；砌泥用布块包，南方则用竹箕泥船卷上，一个人可作四个人工作。至于有计划、迅速，一拉紧就相差不知多远。

　　不过这一消息，写得有缺点。一个人淘土可六垧，一犋牛淘土可二十垧，又一般开荒不用牛。一九三九年见学校学生开荒，劳动力强的一天可开一亩，三天一垧。因此十二个劳动力、六犋牛，不应只开一百垧。大概是指参加变工各户除耕熟土外，开荒而言。

　　三月三日阴昨晚微雨

　　晨不欲起，日间犹倦，致信必武，慰其老妻病殁。

　　洪湖蒙难点滴（回忆之九）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在洪湖被俘，十二月三十一日脱难抵上海，恰一百天。一百天中做了不少旧诗，作旧诗可以破沉寂、消时光。当时不敢留稿，抵上海录出后百一十多首，题为《百日草》。当为寓沪友廖锡瑞君携去，事隔十年，稿当已佚，我亦不能省记了。

　　苏省府设瞿家湾，敌兵至周老嘴，相距三十里。主力突围向相反方向冲出，省府机关乘船入湖，静俟转机，实则主力远去。湖中游击武装组织不起，已无转机可俟。时湖围未合，只个别同志奉命离湖，多数外籍同志在湖里躲。据说以前有过“国军清湖”的经验，名“斫乌龟”。我们几十只船分作数帮，依旧走过去的路：自己当乌龟，等人来“斫”。

　　洪湖深处叫“清水湖”，浅处叫茭草湖。茭草一望无边，出水约八九尺，有稀疏的穗子，结茭米，青色圆长，汉口小摊卖的茭米粥是它。茭草湖水深二三尺，有形似马路通船的巷子。我们日里把船进茭草里，夜里出来“逛马路”，到各墩子上（湖中土堆有人居的）探信，探过几次，找不见人。开初听得清水湖里有“清湖”的小火轮，不久闻到“马路”上的枪声。卧在船上看天，知道敌人必踪着船压茭草的痕迹找进来，但有甚么办法？船上粮食只能支持几天；茫茫茭草又不知何处是岸。有时遐想：从天空中摄电影：“马路”上的清湖船飞跑，炮火连天；茭草里的小划子，静躺着革命党，颇好玩。

　　大家午睡正酣，被茭草声惊醒：“清湖的来了！”扑通扑通都下了水，向茭草里钻。我边钻边想：跑不脱！就跑脱了，船被毁，也必死在湖中，不如把身上可疑的东西丢掉，等他来捉。合当不死！虽然被捉住，用桨板打个半死，剥去身上仅存的衣，而在小袋里搜出一纸各墩子上接头的名单——其实一个也没找着过，全船士兵都不识字，向水里一丢。谢天谢地，这保了我的命。

　　上岸了——左家垸子，俘来人一大堆，瑾玎同志夫妇亦在内。营长说话了：“不要怕！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们共产党有些人才，只是你们走错了路！救得一个是一个，算救了一个中国的人才！不要怕！”的确，这位营长没有杀人，除有几个妇女做了该部的临时老婆外，其余都放了。后来他告诉我：总指挥部命令，在清剿中，各部队都有处决或释放被捕“共匪”的权，只有首要须解送。“我不解送谁也不知道。”我和一位姓董的，被疑为首要，释放最迟。这位营长叫徐哲君，隶潘善斋部，系民团改编的杂牌部队。徐哲君行伍出身，寿州沫家河人，年四十多岁。

　　一个小号兵认得我，说这胡子我见他在台上讲过话。台上讲话，应是了不起的人！我说：“讲过，红军里面谁也做宣传的。”“我是教书先生，被掳进红军，写钢板，我颇赞成红军的道理，自愿给他服务，但我不是共产党员。”也怪！这位营长居然信了我这不伦不类的供词，说：“看你这大年纪，不会是共产党员。”反而把另一位同志——萧志的虚供来问我。因此，萧志同志得提前释放。

　　无巧不成书。被俘的明天，一个叛徒来缴械了。忘记了他的姓名，他是湖里人，党把所有的枪支交他，要他领导游击队，他却不战而降。“糟糕，我们的命运送在他手！”可是这叛徒始终没有见，后来才知道该叛徒缴械完，对徐营长说：“我家就在前面，须回去换衣。”回去在路上碰了另一支队伍，那时命令禁止行人，碰着就杀，该叛徒遭了一弹。徐营长很叹息这个人，我和瑾玎诸人，却暗地叫声：“惭愧！”

　　死——未俘时已准备着，因为已想不出逃生的路；俘后更不用说，只等时辰。这几天脑筋特别清朗，从未有过的清朗。检查自己没有走错路，看见了苏维埃，从来没有过的完美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实现。可以满足了，只准备临死时讲几句什么话，可能临时写一封家信。我估计萧志会释放，夜晚在哨兵监视下，拿他的手写了一些话，要他到上海怎样告诉党。一九三八年萧志来信，还提到这些话，使他大受感动，而我当时心理，恬静非常。

　　临时看守所只剩下我和老董了，一天忽宣布给我俩自由，一到团部，一在营部当书记，这倒使我大吃一惊。疑是软化手段，要我俩为反革命服务。想了一想，戳穿罢：“营长：我在苏维埃中工作，营长以共产党杀我，我绝不叫冤！现蒙营长不杀之恩，但我要声明一句，我是不能反对共产党的。如我是反复无常的人，那也值不得营长的救。我年大了，军队工作未搞过。我很想仍过教蒙童生活。”谁想这席话，竟大大引起他的敬意，说：你不愿就职就不就职，我们作好朋友吧！“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我在这里深深感到。我生怕碰的是巧诈多端的敌手，然而不是。我没经到这样的试验。（未完）

　　三月四日雪深约三四寸但随下随化

　　昨夜飞飞大发热，今日未止，下午请张医师诊视。

　　洪湖蒙难点滴（续）

　　在徐营将三月，看到：

　　徐营隶潘善斋旅，民国改编的，待遇很薄。不发薪，只发伙食：最低七元二（士兵），最高十四元（营长）；士兵衣服年发二分之一，官长衣服自备；营长办公费折半又打七折，实得一百四十多元。家眷朋友一大堆，要应付。又没有“外快”可找。营部经常没伙食钱；没有那个有件象样的衣服。冬天晒太阳，都解衣捉虱，营长也不例外。

　　徐，寿州人，官兵都是乡人或戚友；潘，颍上人。论资格徐可当团长，而团长却是潘的侄儿。徐营部人闲谈，总是不满意潘，说潘怎样扣饷等。

　　徐不大识字，装作“斯文”，见我是读书人，特尊重，待以客礼。我送他几首诗，他念错了句，还击节称赏：“做得好！”看过些小说，爱交游，重义气。对来找事的同乡，总想方设法帮他们衣食盘费。他既认我作朋友，就说：“救人救彻底！”“我有饭吃，你也有饭吃。”当我走时，勉凑十元送我做衣服，又嘱同乡护送我出境，说：“胡子是共党，怕有共党人现在当了反共义务队的认识他！”徐常说：“好杀人的常被人杀！”当老董在团部掣得路条潜逃时，团长说：“此人不够朋友，你要走可以告诉我！”徐说：“不要紧，总算在共产党里交了朋友，将来总有用处。”徐说：“共产党反帝我赞成，但为甚要杀人放火？”一天自团防局回，说：“局长说了良心话，他说：‘共产党杀的土豪劣绅，都是应杀的。’”我趁势说：“一百土豪劣绅中，连团防局长都说是应杀的有几个？一百个连团防局长都说应杀的土豪劣绅没跑掉而被共党抓到的又有几个？可见现在说那里杀过几百，那里杀过几堆，都不足信。也没有谁能指出姓名来。”徐不语。又一天，自外回，愤愤地说：“共产党对穷人的确好。我的队伍算有纪律了，但问老百姓都不肯说红军坏；而对我的队伍说好，是勉强的。”又一次，蒋开令：“国际联盟代表要来视察收复的‘匪区’，……须打扫街道，张贴标语，表示欢迎。”徐把令给我：“胡子，拟几个标语！”“拟好了没有？”我说：“不好拟！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我们不是反对帝国主义么？标语不写反对帝国主义，不是我们的本心；若写反帝国主义，又太对客不住。”徐低头。我又说：“标语不写不要紧，这个地方（新沟嘴）国联代表不会来的。这里闹过红军，即再过若干年，那些大资本家的代表，还不会敢来。”“一定是我国驻国联的人请的，国联不信中国真能收复‘匪区’。‘不信，请派代表去看吧！’我想他们最多到汉口及沿江看看，必不会到这里来。”徐头益低，忽然说：“共党反对帝国主义，我完全赞成。只是共党的办法不对。”又一次，徐谈：“红军（他不说共匪）平了，必打日本；我这种部队，想不会调，其他部队怕快要调了。”我说：“不会有的！”“怎么呢？”我说：“日本占领东三省，小小红军隔几千里，扰乱了甚么后方……那时不打，现在也绝不会打。”后来，国联代表未来，打日本也寂无消息。他们说：“胡子料事真不错！”

　　潘旅是从皖西调来的，吃过红四方面军的败仗。徐营有不少为我们俘过的。“礼尚往来”，有士兵说：“胡子，你是红军的，你们红军我去过，很好！”“不要怕，我们营长是好人！”一曾任连长的副官问：“我看你们红军做的事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恨你们？我就想不通这道理。”又一被红军捉过的军需，我问他对红军的感想，他说：“你们红军高明的很高明，不高明的也不太高明。”

　　不难看出徐营是一些破落的小资产阶级，对我党无甚仇恨；被国党歧视，“部队内也自为风气”，特务还没有钻入去；我方优待俘虏的影响，加上徐本人是好好先生。他们从上到下在政治上是动摇的。（抗战后，报载潘善斋在河南当专员，可知其队伍已没有了，××自然不许这样的队伍存在。）

　　有两事出我意外：来了一个什么部的参谋，问营长：“听说你营捉了一个要犯，年约四、五十岁，叫某某。”“没有！我这里捉的都是些不关紧要的村人，都放了。”徐营长答。我正在隔一层芦壁的房里，营长边说边走，走到房门口，以目示意我躲。参谋走后，徐问我是否这名字？名字不是我，但年貌相似。此时我到营不久，和徐还谈不上交情，竟得到意外的照顾。又我将走的前些时，团长来了，说这老头可送团部办点笔墨。时营长不在，营副说：“老头不会写字，文章平铺直叙，无曲折；现在他也要走了。”徐回，说：“答得好。他哪有好意，要你去做不要钱的奴隶！”营副姓刘，名忘记了，师范生，营里唯一的知识分子。（未完）

　　三月五日雪还未止

　　立寓前看雪口占

　　忽然连日雪，万象尽瑶琼。访戴行无路，卧袁听有声。密点沾衣湿，斜飘扑眼明。丰年今纪瑞，山峁有人耕（俗呼山顶为山峁峁）。

　　洪湖蒙难点滴（续）

　　朴与贫是相联的。徐营兵士的家都穷得很，得有饭吃已满足，又都朴实，问无不答，他们多是几代没念过书。就是那自称读过书的（连营副在内）知识也有限。他们照例要涂抹我党标语，但营门有“十月革命万岁”标语未涂。一天他们聚谈：“怎么叫十月革命？为甚不可以九月或八月？”

　　营里只有营长有床薄棉被，其余都是军毯，洪湖冬季温度颇低，我虽蒙给了件大衣，睡在芦杆壁子的屋里，寒入肚子，夜泄常数次。睡不着，熟听了鸡声，知道鸡鸣必先翅膀扑几下。不洗澡，偶然借只大缸盛一、二石水，全营部人共洗。洗至最后，水稠了；但有人愿洗最后。曾有句：谈非王猛常扪虱，卧似刘琨惯听鸡。

　　屎尿到处拉，铺军毯卧在旁的士兵，并不见病。

　　这之前，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穷和愚的农民样的兵；也就深知道这些人非革命没有出路。

　　我觉得我有些言论太拙了，幸而碰的是这样的人。但正也因为拙得到他们的尊重。

　　名为客，实俘虏，随时可有危险。不敢外出，怕碰见认识的人。我称是写钢板的，恰好他掠得我们的油印器具，要我写篇告民众书，并代起草。这就难为我了，不写不可，写反的，怕人认出；时正初到，不知道他们心理。没法，写了几句谁都不懂的古文，印得又模糊。

　　离开，是朝夕计划的事，无衣无钱不好走。上海组织寄来路费，偏偏为该营某兵拿去，拿去一个多月，大概无法在邮局取到钱，又交出来。上海来信说在某公馆替我找了馆。

　　在营里经常看到情报，地图上的红圈（表红军占领地）日缩小。徐说：红军以前战无不胜，现败了，这是数定。

　　可惜诗稿失去了。是那时心情和环境的写真。记得很有几首可诵的。穷则佳，苦吟则佳。现只记得最后一首，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舟抵黄浦江做的：

　　百日难已过，百日后如何？黄浦翻寒浪，洪湖惜逝波。热血漫天洒，愁云匝地峨。此心犹耿耿，未惜鬓毛皤。

　　夜看了几十页《高尔基选集》，不甚懂。

　　三月六日晨后晴薄暮雪化将尽

　　参加学委会。

　　三月七日晴

　　文化补习班假此开学，报名二十八人。教员国仁同志。

　　审判委员会批某案：“……所谓将犯人解延，着无庸议。”那里把“着无庸议”看做肯定语，把犯人解来了。以前的文告是给知识分子看的，尽可掉文；现在的文告是给工农群众看的（知识分子也在内），许多文语不可再用，就用也要在经过工农群众了解或改造之后。

　　湘鄂西苏区建立后，工农学习文化很急进，为着要用，出了些新语，有由旧语变的，有新创的。比如：“不成问题”、“成问题”，正同“着无庸议”一样和原意相反。“成问题”是成了，“不成问题”是不成。“环境”成为代表敌人的名词，大概是由于“环境好不好”一语截取来的，有这样一首诗：“一放哨来二砍柴，快去报告苏维埃。前面忽闻号铳响，一定有个‘环境’来。”“关系”误作“关念”，如说某人和某人有“关念”。组织介绍信叫“生活条子”，没有组织关系叫“没有过生活”。自来水笔叫“电笔”（差不多每个干部都有一支），墨水叫“电水”，钢笔叫“董笔”。农民初见墨水疑是“靛水”，靛又讹为电。钢笔在墨水里“董”一下，就叫“董笔”。……还有许多名词，忘记了。新名词有很大势力，不照他的用法，就要误事。知识分子的笔下口头，都是这样地写和讲。

　　我们的词汇太不够用，尤其大众参加社会活动以后。要在大众中吸收些新语，创造了新语；同时有些旧语，要经过新的洗炼才能适用。有一条须注意：长的名词，大众不喜欢用，总把它切短。——湘鄂西农民叫参加会议为“参加”（我今天有几个“参加”），介绍信件叫“介绍”（哨兵问：“介绍”！）等。

　　新语要洗炼，湘鄂西农民创造的有些新语是不佳的，但如“生活条子”则很佳。

　　曾在工农日报（省苏机关报）上写过“新名词释义”（限于那里的新语），惜多不记得了。（回忆之十）

　　三月八日晴

　　参加南门外的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

　　三月九日晴

　　想

　　“蜘蛛的工作，与织工的作业相类似；在蜂房的建筑上，蜜蜂的本事，曾使许多以建筑师为业的人惭愧。但最拙劣的建筑师都比最巧妙的蜜蜂优越的，是建筑师用蜂蜡建筑蜂窠以前，已经在他头脑中把它构成了。”（马克思）

　　人类有个能想的脑袋，所以高于非人类。人都有脑袋，有会用的，有不大会用的，于是又分出贤愚。

　　做革命工作，尤其是做革命的领导工作者，一件事来，要参考过去的社会历史与个人经历的经验，要考察环境这件事的正面、侧面，远的、近的情状；要设想工作进行中可能发生的事件，然后决定应该怎样进行？怎样步骤？怎样创造条件与防患未然？虽然未必能处处想到，然后在头脑中建筑好了蜂窠，离成功总不会远。

　　要把工作做好，把所负担的领导工作做好，除劳作时间外，须有充分的想的时间；不仅想而已，且要会想。

　　事务主义是想的障碍：东拉拉，西扯扯，从早忙到晚，劳作时间侵占了想的时间，看来做了不少的事，实则事事象乱麻，“日计有余，月计不足”，原因是没去想。

　　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想的对头：在自以为是的范围里兜圈子，想自己不想别人，想一面不想全面，自以为想通了，结果大碰钉子，原因是不会想。

　　有句老话：“俯而读，仰而思。”我们看书、看报、看文件，看清了内容，不妨抬起头来想一想，把各方面的，过去的，现在的，联系地思索一下，必能使你看得更清、更远，找出书面上所没说出的东西来。

　　又有句俗话：“上半夜想自己，下半夜想别人。”想自己是想正面（或叫主观），想别人是想反面（或叫客观）。夜是静的意思，老书上叫“夜气”或“平旦之气”，实则是心里空明，不杂成见，不自以为是，想了正面，也想了反面，想了本题，也想了和本题有联系的各方面，想了局部也想了全体，想了现在，也想了将来。这是较有修养的想法，不易做到，又不可不做到。

　　要有充分想的时间，不是勉强地想，而是精神饱满地在想。思考能力，愈用愈出，不会想的可逐渐会，想不周到的可逐渐周到。

　　如果把时间分配一下，我以为应该三分一的时间做，三分一的时间读，三分一的时间想。

　　看完《高尔基创作选集》（秋白译），看得太快，没大了解，有功夫看第二次。

　　“他们接近自由，他们也会自己推开自由的来到”（《同志》二）“许多屋顶，在那一片粗布衣似的城市中间，象是花花绿绿的补绽”（《坟场》造句）“不行，你们不要掩盖：每一个生活，都是可以而且应当宣布的。人是全世界的工作者，他在好的方面坏的方面，都是我的先生，全部的生活，整个的，都是注意不到的小人物的大事业。……就算他们是渺小的，然而你们也要人看看：你们会在渺小之中找到好的。”（同上）

　　“争论只会更加固定大家的不同意……要知道大家争论着，并不是要找着真理而是要把真理隐瞒起来。”（《笑话》）

　　“而生活的罪恶，糟糕，就在于每个人都要做特别人，每个人都想找出些不同的特点，痛苦也就在这里！从这里就来了一切，绅士、官长、指挥和暴虐，从这里就有了一切，吃的不平常，穿的不平常，就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什么地方有特别，那地方就有权力；什么地方有权力，那地方就有仇恨，不调和以及一切种种疯狂的事情。同志们：我们口头上什么都要破坏，可是事实上打死一个老鼠，都要害羞呢？……要是打死一个什么人，我们就很不好过的，而他们打死我们，象日本人打死河马一样的厉害。从政治家说的大话，走到一桩小事情中间还隔着很长的道路呢？政治家都是小人，他们的理智是从书本里偷来的。用了训练，没有气力可以克服有气力的人；用了训练，剥削了民众的自由。……原来一切不平常的事是从这里来的，原来这是人类分裂的开始。可见得事情是这样的，应该一切人都有平等的训练，或者宣布一切训练都完全禁止。自己的思想是海，而别人的思想是河，不管从河里有多少水流到海里，然而海水总是咸的。原来他所以勇敢，正因为他不很聪明。”（《不平常的故事》）

　　（上面抄“选集”中几段警句）

　　续范亭先生颂泽东同志诗，确切录如下：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女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三月十日晴傍晚雨初发雷

　　闻天荆同志病重，医生说已绝望。

　　一九三七年春徐老六十生日送了几首诗，从国仁同志处觅得原稿录下（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日记，此处略。——编者注）。

　　附中国文艺协会寿徐老六十歌

　　苏区有一怪，其名曰徐老。

　　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

　　故事满肚皮，见人说不了。

　　万里记长征，目录已编好。

　　沙盘教学生，AIVEO。

　　文艺讲大众，现身说明了。

　　教育求普及，到处开学校。

　　绿水与青山，徐老真不老。

　　减租是减将来，减息是减过去。过去的租，纳过了！只有欠租可取消。将来的息，限得太严，人民将借不到债！只要剥夺有钱人，“乘人之急”的机会，高利是不会有的。

　　旧语：“年久月深，对本相还”，这是对“陈账”利累过多的债说的。若年清年利，如一律用：收利超过本一倍的，只还本不生利；收利超过本二倍的，本利全取消，这似不甚妥。比如绅商领存公款、学款，“支息不动本”，有领了几十年的，无疑息超过本若干倍了，如取消，公款就无着了。又如没有土地，只有点钱的人，而他的钱又是劳动积累而来，靠得息养老养家的，如取消，马上穷了。债权不全是富人，也有穷人。内战时，取消一切债，连穷人在内，但穷人马上可分得土地。现在不然，禁高利与取消债，是两件事，不可混作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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