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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的热情传播者


  延安,虽说是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有较浓的火药味,但却也到处洋溢着赋词吟诗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林伯渠和谢觉哉联名宴请在延安的老年诗人,其中有革命老前辈和一些党外知名人士,即席成立了怀安诗社。他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为战乱中能有诗社的诞生而欢欣,而庆贺,有的吟诗,有的填词,倾吐夙愿展望未来。“怀安”是取老者能安,少者能怀之意,这也体现了革命圣地延安和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以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谢觉哉以他很少出现的铜铃般的笑声,称赞这个名字风雅和深厚。

  谢觉哉回到家里,心潮起伏,情绪激动,久久不能入睡。他又伴着小油灯,写了《从怀安诗社谈起》一文。他在文中写道:以“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这一类名词来命名诗社,很难找到先例。这不止诗社社虽多数是六十以上的老者(有少数几位年轻的),诗社的成立,也反映边区敬老慈幼政策的实际,表明边区政府竭力创造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也证明,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人们乐于在团结抗日的共同目标下携手前进。这个局面只有在日益高涨的整顿三风的舆论声中才有可能出现。

  从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到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新中华报》特地开辟了《杂感》专栏,邀请谢老撰稿。一九四—年九月,《新中华报》改为《解放日报》后,将《杂感》改为《小言论》专栏,继续由谢老撰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写了几十篇短文,这些短文的题材范围极广,涉及到各个领域,可以说是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先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后,党中央决定《解放日报》改版。改版前夕,毛主席和社长博古在杨家岭中共央办公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延安各部门党内外负责人和作家参加。当时,谢老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身份,山席了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提出:要利用报纸来推动整风运动。许多同志对报纸改版提出意见,谢老也提了建议,他以厨师做菜来比喻,不应总是一碗肉一碗肉,使人感到腻口,报纸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脸孔说话。为了配合整风运动,他不顾身体衰弱,在报纸改版不久,就开辟了专栏《一得书》。这些文章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匕首投枪。

  《一得书》热情地宣传“实事求是”精神,传播了延安作风,使之吹向全中国。首先,这些文章提倡联系实际,熟读深思整风文件,以领会整风的伟大意义。遵义会议虽然批判了王明的错误军事路线,但在长征途中,天天行军打仗,没有时间批判他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因此,全党同志,对于王明路线错在那里,没有清楚的认识。党内认识不一致,步调不一致,领导革命,就很危险。所以整风运动非常必要。开始,党内有些同志对此并不了解,不重视中央发的二十二个文件。为此,谢老在《一得书》中著文宣传领会、熟读、深思整风文件的重要意义,以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理自明。旧书如此何况党的文件。”关键在于共产党员要“心地光光地”,心上没有毛。因为共产党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部分,仍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带来社会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并不足怪,比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等,是毛的现象。整风就是思想革命,就是要整掉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只有把心上的毛拔掉,才能做到心寸地光光地……能够负起改造社会和人类的伟大任务。《一得书》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把颈骨硬起来》。这篇文章是由于看到《解放日报》登的一则消息有感而发的。消息写的是延安市政府工作人员认为市府的职权低弱,要求边区政府提高市府的职权。谢老在文中首先讲了个故事:汉朝有个刚正不阿的京兆尹,有一天把皇帝姐姐的姘头在大街上打了一顿屁股。公主哭诉于皇帝,皇帝召京兆尹谴责之,京兆尹说:“我没有错,我是执行皇帝的法令。”皇帝说:“你虽然没有错,但是你得罪了贵人,也应该磕个头。”这个京兆尹不肯磕头,硬起颈骨,几个人压也压不下,皇帝怕对不起姐姐,就说:“原来这个家伙有病,颈骨硬了。”谢老说:“皇帝时代尚可‘强颈’,何况乎民主的延安!”他认为有法必依,“应罚的罚,应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说的情,不理。‘硬起颈骨来’,做它几次,威信建立了,人们的习惯也就逐渐养成了。”这不但提倡维护法制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是提倡敢于维护真理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整顿三风,同样需要“硬起颈骨来”。

  《一得书》用充沛的感情,痛斥王明宗派主义,以正党风。它指出了王明宗派主义给革命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失,结合当时尚存有的宗派主义残余,阐明宗派主义的危害,提倡同志间,党内外的精诚团结,特别是新老干部的团结,他指出:“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青年人的朝气,是社会可宝贵的东西,没有他,不能前进,老年人的经验、持重,也是可宝贵的东西,没有它,社会没有基础,同样不能前进。”《忆叔衡同志》是对革命烈士的怀念,也是对宗派主义的抨击。谢老称叔衡同志:“每在危难震撼,人们犹豫的时候,他能不顾人家的反对,不要人家赞助,毅然走自己的路,站在人们的前面。”由于他受到王明的“左”倾错误的打击,没有被批准参加长征,后来在瑞金到汀州路上牺牲了。谢老说,“‘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这话是和我说过的,且合乎叔衡同志见危不乱的果决精神”。他说,毛主席曾说过:“何胡子感情一堆”。谢老说:“不是一堆骨和肉,是一堆感情,热烈的感情四射着,触着就要被它感动。”文中没有一句批评王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话,但全篇都灌注了这个精神,令人深思猛省。

  《一得书》痛斥主观主义,以正党风。鉴于王明把马列主义当教条,不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几乎把革命事业葬送的教训,它指出克服主观主义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同群众相结合,做好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他认为那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如只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非浅,容易把革命弄坏。”他很欣赏一篇德国牧师写的文章。那个牧师是从江西苏区出去的,他在文章中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知道马克思主义很深奥,文化低的中国工农,怎能和他们讲这些个?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真妙,他不对农民讲马克思的道理,而只讨论农民的生活,耕多少地?打多少粮?交地主多少?剩下多少?够不够生活等,告诉他们怎样就可以有足够的饭吃,怎样就可以保住自己的生活不被剥削去。农民在这样简单的宣传下,懂得了共产党,信任共产党了。”谢老看后,在《随记》中写道:“把我们的决议,不仅变成共产党所了解的东西,而且变成为广大群众所了解的东西,注意这个‘变’”。他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推进革命事业。

  一九四六年,谢老又在《解放日报》开辟专栏《案头杂记》,继续宣传实事求是的延安作风。他说:“实事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我们有的没有去求,有的求而未得,有的得了而未全,有的则求的不是‘是’,而是非—实事求非。”因此,要搞清楚,是“经是好的,歪嘴和尚念错了”。或者“是否原来经就错了。”他在九月的一篇《案头杂记》上说:“原则定要把握住,不是在言词决议上把握住,而要在具体的事实上把握住。”因为从原则到事实,“中间尚隔一段颇长的路程。满口原则,且只停止在原则上,这叫空谈家,空谈家不会真懂原则。”

  《一得书》、《案头杂记》等专栏文章,朴实生动,短小精悍,言之有物,娓娓道来,平易近人,毫无党八股的气息,可以说,这些文章本身就是以新的文风,向党八股挑战的,为我党提倡新的文风树立了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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