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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关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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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长征老战士 转折关头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艰苦的长征开始了。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战略意图是把红军主力拉到湘鄂西同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在红军总部的后面,有一支特别连队,队里有身强力壮、全副武装的士兵,也有年轻的妇女和戴眼镜的斯文人,还有拄着拐杖的老头。这是中央机关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的干部特别连。为了照顾年老、体弱的同志,红军总部从各单位抽调一些小伙子来担任班、排、连长。谢觉哉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都是红军战士中年龄最大的,徐特立已满五十八岁,谢觉哉次之(五十岁),林伯渠再次之;董必武最小。 长征途中,前有顽敌,后有追兵,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有一天,队伍在一个山上停下来休息,几位老人围坐在一个小山坡上,趁机召开支部会。董必武是支部书记。突然敌机来了,在头顶上盘旋几个圈,摔下一个炸弹来,刚好落在他们围坐的圈圈中间。炸弹很大,一头栽进土里,泥土溅得他们满头满身,但却是一个哑巴,没有开花。董老笑着说:“炸弹落地不开花,这是马克思在保护我们。”徐老也笑着说:“这是马克思还叫我们继续干下去,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嘛。”谢老也笑得眯缝着双眼。他们接着继续开会,会后,又迈步向前了。部队夜行早宿,一个晚上要走几十里地。 革命暂时失败了,谢老象许多忠诚的革命战士一样,对党的命运、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忧虑。中央革命根据地丢掉以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没有得到纠正,并在继续发展。部队开始长征后,在他们的瞎指挥下,采取“甬道式”的搬家方式。红军第一、第三两个军团为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两翼掩护;第五军团殿后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中央纵队和从根据地带出来的各种“坛坛罐罐”。这样前呼后拥的大队人马,负担笨重,行动迟缓沿途只能消极避战。由于敌人对我实行多方围追堵截,红军部队好象“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结果是处处挨打,伤亡惨重,红军过湘江后,主力由八万多人损失得仅剩下三万余人。毛主席当时曾十分气愤地对谢老说,在中央苏区,拼命主义拼掉几万人;出来,逃跑主义逃掉几万人,现在怎么得了!正是这种情况下,谢老象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强烈要求应该由毛主席出来指挥和领导红军。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在长征途中,少数同志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失望情绪,极个别人甚至离开了革命队伍。谢老忧虑党和国家的前途,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早在红军撤离苏区前夕,谢老在销毁和处理许多重要文件和珍贵资料时,唯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的印章,他却视若珍宝。在长征路上,这颗印章总是随身携带,有时经过危险区时,还把印章用红绸系在脖子上,贴身藏在胸前(后来他—直把这颗印章带到了陕北),他总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印章是红色政权的象征,将来还用得着。 谢老是非常乐观的人,总是笑呵呵的,行军时拄着棍子,有节奏地迈着步子。休息的时候,常常和小伙子们一起半躺半坐地睡着。有时一边理着胡子,一边小声地给大家讲故事。鼓励大家在困难中要看到希望,看到光明。据一位跟随他一道长征的同志回忆,讲得最多的是李自成。他讲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武装几次几乎全军覆没,又如何重新拉起队伍,最后还是打进了北京城,吓得崇祯皇帝仓惶出宫,在煤山上自杀。他还讲了列宁领导的革命运动,如何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艰苦斗争,终于取得胜利。他告诉同志们,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革命就是要能吃苦,要克服困难…… 一九三五年一月上旬,红军胜利地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解决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在楼上举行时,谢老正在楼下打摆子(患疟疾),听说毛泽东出来领导长征,如闻春雷,霍然而起。在高级干部中传达会议的决议时,谢老高兴地说:“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事情好办了。?他还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了坚决拥护毛主席领导红军的重要发言,同时也间接地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据谢老后来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追忆,当时他对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是有较深的认识的。他回忆道,五次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来之时,毛主席提出红军主力无疑应该转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阵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苏区敌人不得不回援其根本重地,用这种办法粉碎其向苏区进攻并用这种办法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当着打了一年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去浙江,毛主席又提出可以向另一方面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进攻,不是从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株洲、长沙与常德包括湖南的大部分在内,作为自己的战略活动地带,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用此以打破围剿,保卫苏区。此计又不用,打破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离开多年流血创造的苏区大搬家,抬大机器向不可知的方向搬,东西连人,不几天都丢掉,这些都是不可解的。据姜国仁回忆,谢老生前曾对她说过,他在会上曾这样表过态:“大家都盼望毛主席回到党中央领导岗位。毛主席回到中央领导岗位,是全党全军拥护的。……” 遵义会议结束后,部队继续北上。正在生病的谢老天天发高烧,有时烧的不知人事,但一声令下,他爬起来就随军出发,一双脚软得象踩棉花,咬着牙走。后来他曾对一个青年回忆说:当时,看样子真是苦,但是心里充满希望,坚持走出草地,就是最大的快乐。甘与苦都是比较而言,快乐常常不在艰苦之后,而在艰苦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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