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传宁乡“四髯”

宁乡“四髯”

　　一九一三年七月，觉哉以优异的成绩在湖南商业专科学校毕业了。

　　本来他应该是高兴的，但却充满了忧虑。

　　当时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袁世凯篡夺，这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凯又暗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国家的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他记得两年前（即一九一一年）的十月二十二日，继武昌首义后长沙爆发起义，他和同学随着在校门口经过的起义军一道走上街头，高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国有救了”的口号，但他感到现在“情景如昨，革命仍未成功”，③心里总是惶惶然，但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一封意外的来信帮他拿定了主意。来信是小金陀馆的同窗好友姜梦周写来的。梦周当时在宁乡县云山学堂任校长，来信邀他一道到云山学堂任教，信中指出：开辟新的教育阵地，宣传革命，培养人才，乃救国之途也！乃吾辈之职也！信的末尾还以极其恳切的口气说：“你不来，我只好辞去校长。”走“教育救国”的道路，正合觉哉的愿望，便欣然应命。

　　宁乡县当时有两所学校，一曰玉潭，一曰云山。玉潭学校设在县城，云山学堂则设在离县城九十里的水云山下。云山学校的前身即云山书院，是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由地方士绅集资兴建的，清光绪末年废除科举后，改为高等小学堂，到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又改为县立第二校。

　　云山学校的环境偏僻而幽静。这里三道高高的山岭环绕着校园，一条蜿蜒的小溪经过校门口，轻盈无声地流入沩江，校园前面还有一垅肥沃的田畦。校舍的建筑也很别致：前面是一堵半月形粉墙，两个拱形校门对称地开在东西两侧。一百零八间校舍全部按三横六竖的格局建筑，远看俨然是一座深山古刹。这时，云山学校在政治上已经是一所进步的学校。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叔衡在这里任教，曾认真介绍过学校胜私塾、“新学”胜“旧学”的好处，并且延聘了几位品行端正、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旧学”人员做了教员。

　　觉哉来到云山学校，担任学校的训导主任，并兼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对这里的一切，他十分满意，有了在这里长期从教的打算。

　　不久，王凌波也来这里任教，叔衡虽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也利用假日常来这里。这样，叔衡、梦周、觉哉、凌波四人，“以道义、前进相勉励”④，他们都习惯蓄下八字胡须，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宁乡四胡子”。

　　一九二六年十月，四人一道在长沙合影，觉哉在影片上题写了“宁乡四髯”，这就是“四髯”的由来。

　　四髯聚集云山学校，从学校体制、招生到教学内容与方法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坚决反对尊孔读经，以应用文代替文言文，推行白话文，增设社会学和自然科学课程。二、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他们针对当时国家的现状，广泛向学生宣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开辟时事专栏，定期刊登国内国际的重大消息；利用学校租谷多的优越条件降低穷苦子弟的学费标准，禁止学生蓄辫子，禁止富家子弟乘轿往返学校；组织学生栽树绿化校园，自辟体育场所。学校还开辟桑园，建立了蚕房，学生掌握了养蚕、印刷、装订等基本技能。

　　觉哉担任训导主任，更是身体力行，他曾对何叔衡讲过：“吾人论学，当具纵横世界眼光，与其博古，不若通今。”并以此教导学生。他的这个重视现实、变革现实的进步观点，在教学上影响极大。他还说：“我教书，对于学生思想上的领导常是主要的，或是重要的。”他兼任语文教员，辅导学生写作文，总是先出题目，引导学生先作调查研究，作出笔记，列出提纲，然后再写文章。有一次，他出了个题目，叫《宁乡罐壶业现状》，为了帮助学生写好作文，亲自带学生到离校七、八里远的横市长桥港访问陶业工人。学生了解了工人的疾苦，既受到教育，又获得了题材，提高了写作水平。还有一年，宁乡大旱，县知事是个糊涂官，竟为首设蘸、许戏求雨，利用封建迷信愚弄人民。觉哉立即组织学生们调查这一事件，然后各自拟题作文章，将其优秀者在校刊上刊出，成为抨击时局的檄文。

　　觉哉引导学生进步是多方面的。有这样一件事，那是觉哉刚任训导主任不久。一个假日的午后，他散步来到学堂前面的小石桥上，忽见前面来了几乘大桥，年近花甲的老轿夫抬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大轿在小石桥前停下来，觉哉以为来了什么名流耆老，可是一见走下来的人是几个十六、七岁的学生，不禁大吃一惊：

　　“谁让你们坐轿来读书？”

　　“父亲喊的轿子。”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情理，十几岁的人居然要五、六十岁的人接送！”“今后学生上学读书不许坐轿。”

　　觉哉回过头来对老轿夫说：“是不合理的社会颠倒了老少关系。”从此，再也没有学生敢坐轿入校读书了。

　　还有一件事，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觉哉发现不少学生仍然留着长长的辫子，于是他以学校训导主任的身份召集这些学生单独开会。他问大家：

　　“辛亥革命的宗旨是什么？”

　　学生们回答：“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那你们为什么还蓄着辫子呢？”

　　一个学生回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剪掉辫子，自然是不孝敬父母。”

　　觉哉接着耐心地向他们讲了一番反对封建帝制和封建礼教的道理，并动员学生当场剪掉辫子。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接着，湖南新民学会在长沙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斗争。这场斗争波及到宁乡县，觉哉等人首先在云山学校行动起来。他们在学校举行报告会，在学校的走廊上贴出了“严惩卖图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卧薪尝胆，誓雪国耻”的大幅标语。他们还徒步到宁乡县城游行示威，高呼“惩办卖国贼”、“收回青岛主权”、“取消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等口号。

　　“五四”运动后，梦周离开云山学校到县劝学所，王凌波接任校长。这时，觉哉和凌波等人，继续积极开展了新文化运动。当时云山学校图书馆变化—新，购有《新青年》、《湘江评论》、湖南的《大公报》、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新开报》等，师生争相阅读进步书刊，热烈讨论各种新思潮，校内充满自由民主和学习气氛。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云山师生从两方面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是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成立了爱国“十人团”。凌波带领检查队，到横市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抵制日货，学生的图画和手工用纸，也改为就地取材。二是反对封建复古教育，学校内的藏书楼前原有一块“孝弟忠信”的金子横匾，建校以来一直作为校训。院侧还建有“希贤词”，供奉学校创办人刘典的牌位，每逢祭孔时，必祭刘典。学校宣传五四运动时，觉哉在大会上说：“孙中山早已把清朝推翻了，中华民国早已建立起来了，男人的辫子早已剪掉了，女人的脚也早已放了，学校不再是为皇帝制造奴才的场所，而是培养民国人才的地方。而我校还在祭孔，还挂着宣扬三纲五常的校训，真是和今天的新文化运动很不相称，这表明学校还在留恋君主专制的封建伦理，自甘落后，自作奴才，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要打倒它，取消它。”他亲笔书写了云山学校校训：“务勤崇朴尽忠尚公”八个大字，代替“孝弟忠信”悬于藏书楼下，并从此停止了祭孔、祭刘典。

　　觉哉还建议在师生和社会贤达中募集经费，以学生名义创办县级地方刊物《宁乡旬刊》（后改为《沩波》）。他是秘密写稿者，且写得很多。这个刊物影响很大，曾带动湖南不少县相继办起了报刊，对地方新文化教育和革新政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觉哉等人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他在一九一九年写的一篇《国庆感言》的文章中说：救国的途径，在于国民自觉自动起来管国家大事，要能真正当家作主，严惩卖国贼。国民要自觉自动起来参加革新运动，注重实学，迎头赶上。我们的国体是民主共和，国民必得象个国家主人翁的样子，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求幸福。同时，觉哉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单靠振兴实业，只办教育，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挽救民族的危亡，必须惩办卖国贼，必须培养改革社会的人才。由于以这样明确的思想培养学生，因此，学生的政治素质大大提高。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云山革命者倡导的新文化运动震撼宁乡，及于湘中。反动当局和社会上的封建守旧势力视之为洪水猛兽，必除之而后快。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四步曲：第一步，由县知事亲自出马，“训导”劝阻，企图螳臂挡车，觉哉等人嗤之以鼻；第二步，大肆诬蔑诽谤，他们造谣谩骂觉哉等人为“学匪”，是“无父无母无礼义” 的“三无党”，“三无党徒不可令居教育重要位置”，攻击把“文言变为白话是贻误青年”，组织学生栽树、种桑、养蚕是“毁坏教育”，这些谬说都遭到觉战等人的痛斥；第三步，决定停办云山学堂，以此把觉哉等人挤出教育界。当时，觉哉和接任梦周校长职务的王凌波同当局据理力争，以强硬态度表示，“头可断，血可流，云山不可不办。”在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反动势力拔除新文化幼苗的企图宣告破产，但是当局终于采取了卑鄙的第四步，控制议会，将校长王凌波撤职，并任命一名叫李汉庵的反动学痞接任校长。李进入云山后，撤销觉哉担任的训导主任职务，还拉拢部分学生大搞复古读经，查禁新书新报，严禁学生参加一切社会活动。这一切倒行逆施引起了师生的极大愤慨。觉哉等人团结进步力量，以学业自治会的名义与之辩理，李汉庵无法，勾结县府，请来枪兵，企图逮捕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并以此威胁觉哉，凌波等人。觉哉、凌波立即组织教职员工保护学生，并在全校大会上当面揭发李汉庵倒行逆施的罪行，同时起草驱李传单，四处散发，揭露李之劣迹。在校内外的压力下。李汉庵只得带着爪牙狼狈退出云山学校。

　　但斗争并没有立即结束。县当局和社会上的顽固派串通一气，以极其卑劣的手段，企图对觉哉等人进行恐吓和威胁，他们向县团防局长暗示，“石（吉冬）、肖、王（凌波）、谢（觉哉）、许（抱凡），存一不安宁”⑤，但由于觉哉等人在群众中很有声望，始终未敢动手。团防局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收买一批歹徒无理殴打玉潭学校一位赞成“新学”、支持觉哉等革命者的校长，借以对觉哉进行恐吓。事件发生后，觉哉积极联络进步人士，动员和组织学生去县劝学所、县政府请愿，要求“严惩凶手，挽留校长，保全学校，顾惜学生光阴”。同时，他亲自起草告全县各界的呼吁书，向《湘报》写稿进行呼吁。经过觉哉等人的发动和领导，顽固派的行径激起了社会公愤，终于酿成风靡一时的全县学潮。众人纷纷谴责，反响极为强烈。县府当局迫于民众的力量，不得不丢卒保车，惩办肇事者。

　　觉哉等人在云山学校发起的这场提倡革新和反对守旧的斗争，前后经历数年之久，其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界，广大民众都受到了锻炼，为后来本县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兴起打好了思想基础。

　　觉哉在云山学校任教前后近十年，直到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应聘到长沙湘江中学和自修大学任教才最后离开云山。这个时期，是觉哉由朴素民主主义者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这样写道：“一九一三年上学期我到云山，至一九二五年下学期离开（中间因别的工作中断两三年），前后约十年，这十年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这里做了些启蒙的工作。”⑥

　　③ 1943年10月10日日记。
　　④ 1947年7月15日日记。
　　⑤ 石、肖、王、谢，许皆为当时宁乡教育界进步教师。
　　⑥ 1959年7月谢觉哉《致云山完小师生们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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