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门内外(2)_萧乾

校门内外(2)

　　关于工读，我只写过一篇小说：《小蒋》（收入《篱下集》），那就是以崇实的羊奶厂为背景的，那里还有一只我给起名叫鹿儿的瑞士种奶羊（小说中其它情节则是另外组合的）。羊奶厂比毯房要辛苦。冬天天不亮就得赶到，挤奶，喂羊，打扫那永远也干净不了的羊圈，还老得闻那膻味儿。

　　前后身背了十六瓶羊奶我倒不在乎，可是家家的洋狗真不好对付！那时喝得起羊奶的几乎都住在哈德（崇文）门里路东那几条胡同，而且大都是养着大洋狗的洋人。每回我撂下新奶，取走空瓶子时，那忠于职守的家伙总以为我拿了它家什么，就朝我汪汪地吠叫，有的还想扑过来。这时，我就猫腰作拾砖头还击的姿势。有的狗直到我走远了，还悻悻地吠着。

　　我特别喜欢喂羊和放羊的活儿。

　　瑞士山羊的眼珠仿佛蓝中透绿。羊斗起来凶，眼睛却是善良多情的。俊俊的小嘴儿（猪丑，也许首先就是由于它那张大嘴），下面还飘着几撮正宗的山羊胡子。

　　吃食没撒下之前，羊都挺斯文。尤其那些老羊，温文尔雅，慢条斯理。可是每当我用勺子把食撒下去之后，连老带少那个抢劲儿，真吓人！其实，总会让它们吃个饱——经过消化，然后又都变成豆状的小粪蛋儿。可它们就是想不开，见了食必然就本能地抢，毫不懂得谦让。

　　我有时赶了羊群（像个小苏武！）出安定门到护城河边儿上牧放。河岸是两排垂杨柳。土坡儿上草挺茂盛。羊可以尽情地吃，我则总揣上一本书，尽情地在另一世界里徘徊。放羊是我最好的阅读时光。

　　后来，教务处缺人搞蜡板油印，就把我调去了。

　　“五四运动”时我刚九岁，印象不深。但1925年的“五卅惨案”发生时，我不但已懂事了，并且曾不顾洋校长的禁令积极参加了（见《昙》，收入《篱下集》），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喊口号和参加游行示威。我本来对强迫宗教就一直抱着反感，如今我懂得了什么是帝国主义。

　　就在这时，四堂兄的齐鲁大学同学李安宅和于道泉（后来成为陈云元老的姻兄）介绍我参加了C．Y．（共青团）。我在崇实组织了一个少年互助团，团员都是校内的一些穷学生。我们曾就一些问题跟学校当局（特别是外号叫“马猴儿”的斋务长）展开过斗争。宿舍北楼共五层，但冬季暖气只烧到三层。秋季上学时，他把阔学生都分在二三层，穷学生则大多分到五楼。那时我的被子又薄，躺下后，常有好心的同学临睡前把大衣盖到我身上。

　　同“马猴儿”的斗争自然就引起我跟学校几位头头的对立。校长“罗锤子”和教务长“曹麻子”都把我看成眼中钉。他们同那时专抓学生的侦缉队有联系，终于把我抓到东四报房胡同的拘留所。小小年纪坐了将近一个月的牢。他们逼我供的是C．Y．——也就是李安宅、于道泉这个关系。我被抓进去之后绝口不谈政治，只佯作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共过了三次堂和多次审讯。那正是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逞威风的时候。只要跟共产党沾上一点儿边就拉去枪毙。我始终咬定了自己是个基督教徒。除了本校的人，谁也不认识。本来那时一抓进去就没救。可是我那位美国堂嫂安娜托了美国校长莱仪庭居然把我救了出来。

　　那是我生平头一遭坐汽车。在车里，莱牧师问我组织那少年团究竟想要干什么。我说：“我要宣传社会主义。”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好笑！我那时虽然已读过《共产党宣言》和于大哥私下里交给我的一些油印的小册子，其实，我并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当时我心目中认为，那就代表再也没有饥饿和压迫，人人都能吃饱饭，并且有话就能自由表达的世界。他把他那毛茸茸的手按在我手背上说：“孩子，先念书，五年之内不要再去过问政治。”

　　初中毕业后，我曾一度想找个工作。同三堂兄决裂是由于他硬逼我投考邮局去当邮务员——翻译信皮上的英文住址。但不干那个，又干些什么，我心里一点谱儿也没有。那时报纸上常有“征求”的广告。我每天看报首先就翻看那一栏。《世界日报》招练习生，我去应考过。已故成舍我社长主考。最后嫌我“大矮”，落了选。还有一回，北新中局也招练习生。要我们十来名应征的当场各作一篇文，结果，录取了我。虽然只呆了三个月，但那却决定了我一生的走向。

　　除了商务、中华那样的大企业，在小规模的新型出版社中间，北新不但是最早的一家，而且也是在新文学运动中极令人瞩目的一家。它出版了鲁迅早期作品《呐喊》、《野草》等以及他所编的《语丝》，还出版了冰心的《寄小读者》以及刘半农、徐祖正、周作人等作家的书。老板是李小峰和他的太太（CF女士），主持杂务的是李小峰的哥哥。小峰是鲁迅在北大教过的学生，书局有点像是北大的一家同人出版社。它就坐落在红楼附近的翠花胡同，我住的大兴公寓则正在红楼对面。当时，南北河沿还有水，岸边有垂杨柳。后来，何其芳、卞之琳和李广田三位就一度住过北河沿尽头的汉园公寓。

　　我的工作很杂。有体力活儿（如骑车给作家们取送校样和送稿酬），也有初级脑力劳动：看书稿及《语丝》的校样。编辑部只有两间屋。外屋靠墙是一排新书、新刊架，除了北新出的，也陈列着外版（如创造社）的书刊。

　　李小峰很和善。我问他：每晚可否借一两本架子上的书刊带回公寓看，保证次晨送回，他欣然允诺。那阵子我如饥似渴地见什么就读什么，包括也是北新出的张竟生着的那本《性史》。这样，白天干活儿，晚上还能享受免费阅览。

　　对阅读的投入必然导致创作欲的勃发。那时起，我时而就胡乱写点东西投给《晨报》或《京报》副刊了，并且每每碰壁。尤其一次被老板派去红楼抄新西兰女作家曼殊斐尔的短篇小说，那部书稿给我的启发最大。我在三十年代所写的反映早年生活的《篱下集》和《栗子》，就受到过她的启发。

　　那时，我经常蹬车去八道湾两位周先生家和北剪子巷的谢家——我和冰心的小弟为揖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同班，她那里我早就去过。三五年在上海，鲁迅先生初次见到我时一愣，我说：“我就是李小峰当年的小徒弟。”他叼着香烟朗笑了起来。

　　我本来就喜欢翻看一些文学作品，在北新的那段日子里，我就确定了自己此生的道路：从事文学。

　　可我当时并不真懂得文学的含义。待到五七年后，我曾对走此道路大大懊悔。那时，我羡慕起街头卖烤白薯的了。

　　后来，我在北新搞了一档子三个徒弟的罢工（见《落日》中的《遁》）这桩蠢事，幸而在潮州学友、越南华侨赵澄的帮助下，我又回到了崇实。

　　那年暑假，我被选为崇实的学生会主席和校刊主编。在那以前，教会学校里只有协助校方宣扬宗教（如举办查经班）的青年会，并没有旨在维护学生权利的学生会。这样，我就先天地跟学校当局处于对立地位了。1927年冬天，同校长“罗锤子”冲突后，在差半年就高中毕业之际，被迫请了“长假”。

　　当时有人告诉我，张作霖的侦缉队归国民政府管了，可是班底没动，我仍旧在他们的黑名单上。这时，那位仗义帮我的赵澄正好要回潮州，就问我：“敢不敢同去广东？”我毫不犹豫地说：“不但敢，而且愿意。”

　　关于我去汕头角石中学教国语的事，包括我那场悲剧性的初恋，都已经写在我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和文洁若写的《梦之谷奇遇》中，这里就不赘述了。

　　那一次，我不但来回都见到了长江与黄河，见到二十年代末期的上海，并且还体尝了爱情的甜与苦。在角石，我教的是从初中到高中的国语。我由自身的体验深深感到一个国家语言不统一的困扰。

　　我并不讨厌教书，但我认为自己还应上学。同时，赵澄也建议我回北京进他所上的国文专修班，那是燕京大学一个附属机构。当时，燕京国文系（系主任马鉴）拥有许多国学界名教授如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冰心等位。他们的课，专修班的学生同样都可以听，只是两年就毕业，发专修班的文凭而不发本科的（那要上四年）。赵澄建议我去，因为不要高中文凭就能入学，而且可以混个教书的资格，他有意两年后带我去南洋。年轻人走进社会之前，先得混上个资格。

　　在国文专修班的那一年里，我最受益的是旁听了杨振声的“现代文学”课。他当时本是清华的教授，在燕京是客座。但他的那门课非常叫座，我只是许多旁听生中间的一个。他讲中外文学都是一个个作家的讲，先介绍生平，然后谈作品。每次上课他都夹了一大叠书，随讲随顺手朗读作品的段落。国内的，从鲁迅、茅盾讲到蒋光慈和沈从文，国外的从托尔斯泰、高尔基、狄更斯、罗曼·罗兰讲到乔伊斯——那也是我生平头一回听到乔伊斯的名字。他讲得生动、有条理，而且分析得细致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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