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字架的阴影下(2)_萧乾

在十字架的阴影下(2)

　　二、安娜

　　在谈我对基督教的看法之前，我必须先说明一个个人情况：我有一位四堂嫂，名叫安娜。她不但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还是位传教士，一位原教旨主义者。二十年代末，我未满十岁时，这位美国姑娘就嫁到萧家。四堂兄当时的家境比三堂兄略好一些，但过的也仍是紧日子。四堂兄倒真像个蒙古人，浓眉大眼，身材魁梧，又很聪明。他考上了山东齐鲁大学社会系。1926年介绍我参加CY，并直接领导我的李安宅（仁斋），就是他的一位同窗。

　　安娜如今已年近百岁，正在美国西岸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小镇安度晚年。她在中国足足呆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尼克松访华后两年，于1974年才被接回美国。

　　回忆自己同基督教的关系时，我无法把安娜略掉。因为尽管她始终未能说服我去皈依基督教，但她毕竟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并曾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而且在感情上，除了我念念不忘的那位大堂姐，在我父母双亡的童年，她也曾是我的半个母亲。

　　先得说说安娜和我们家族的关系。

　　我的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只生了我这个儿子。三叔原配生了一男一女。男的就是三堂兄，女的就是那位终身未嫁的老姐姐。安娜是我二叔家四堂兄（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的妻子。

　　萧家既然是北京东北城一个贫寒人家，四堂兄怎么会娶上一位美国媳妇呢？我也一直纳闷。可能彪形大汉的他，身上另有一种魅力。而且安娜还不是头一个看中他的美国姑娘。我记得在那之前，有个名叫寒尔玛的也来串过门。我也许是家里最早发现四堂兄和安娜定了情的。照外国规矩进人家的屋子，要先叩门。那时我是个愣小子，可不懂这一套。一回，我猛地撞了进去，看到安娜正坐在四堂兄的膝上。于是，我就觉察出她将做我的四堂嫂了。她还给我起了个洋名字：罗伯特，并说那是她在美国的弟弟的名字。

　　二十年代，白种的美国人嫁给黄种的中国人，那可是大逆不道！两个都是教徒，所以得在教堂里举行由一位牧师主持的婚礼。可是，全北京城他们就是找不到一个肯于豁出去为他们主持婚礼的牧师。美国领事馆大概也立即取消了安娜的国籍，听说她的胞弟在七十年代费了不少周折才使她恢复国籍。

　　我一直敬重安娜，佩服她冲破种族成见及白人优越感的勇气。为了爱情，她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这位四堂嫂使我晓得了什么是原教旨主义。不但《圣经》中所有的“奇迹”她都深信不疑，而且她动不动就跪下来向上帝请示。她丝毫也没能引起我对宗教的兴趣，然而她是位优秀的英语教师，既耐心，讲解又清楚。我们除了见面用英语交谈（每逢我讲错，她立即指出），我还经常给她写英文信。她改得十分仔细认真，只是在回信中从未忘记提到主耶稣。好在她并不像学校那么强迫我。她是那么真诚善良，多次问我；“领不领洗？”我只是摇头。她就无可奈何地叹息。她始终是我的好四嫂。

　　作为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洋媳妇，安娜够得上“贤慧”二字。她从未像旧社会许许多多在华的外国人那样养尊处优过。她真正分担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一个蒙族人家的疾苦。她刚结婚时，上有婆婆（四堂兄的继母），又有两位大伯和一位大姑。

　　安娜对我还有救命之恩。1926年，我因参加CY，一度被捕。是安娜托人把我营救出来的。我被软禁在学校期间，每逢星期天她必带几位教友来探望我。事先她可能已得到校方的默许。我们总是在门房对面的会客室见面。那些热心的教友，一个个夹着《圣经》和《颂主诗歌》。说不上几句，他们就打开《圣经》念上一段，接着就唱起颂歌。最后还闭上眼睛，祷告仁慈的上帝拯救我这个“迷途羔羊”。

　　一连来过几次后，安娜问我领不领洗。我依然坚定地摇头。当他们唱歌祈祷时，我却在惦念曾同我一起关在报房胡同的那些难友。其中竟有个比我还小几岁的孩子。为什么我被放出来了，而他却还关在里面？左不过是因为我有安娜和她去恳托的洋校长！上帝也只救那些有门路的人。

　　那些年，军阀正在混战。北京城动辄就戒严。她经历了北伐后的艰苦岁月，抗日战争期间，她们一家人又都困在沦陷的北平。她像旧式的中国媳妇那样孝敬老的，服侍同辈的，照顾小的（她生有一男二女）。除了操持家务，她还先后在好几所大学和中学教授英语，挣钱支撑那个家。

　　1946年，我由英国回沪，曾偕有一半英国血统的妻子格温去看安娜。一进大门，只见当时已鬓发灰白的安娜，正弯腰在院中一只木盆里洗着衣服。看到我们，她马上直起腰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迎了过来。转年格温决定同我分手时对我说，她原以为中国都是荷花垂柳，亭台楼阁，自从看到安娜那副情状，尽管这是生养自己的中国父亲的土地，她却不想再在这里呆下去了。

　　格温看到的其实还不是安娜的生活中最落魄的阶段。五十年代初，四堂兄一度失业，就去南斯拉夫驻京大使馆当上一名秘书。及至铁托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公敌，那位秘书也势所必然地进了劳改农场。他在茶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那以后，整个一家的担子就都落到这位美国媳妇身上了。

　　早在1949年，我就向当时的领导乔冠华坦白了自己有安娜这么个社会关系。我得到的指示是：不要跟她往来。于是，我一直没敢再去见她——其间，有六年我们和安娜一家人住得只相隔一条胡同。我就是凭这股子不越雷池一步的自我约束，几十年来没碰上更大的风暴，没被送入劳改营。1979年我才在事先得到组织上谅解的情况下，从衣阿华赶到洛杉矶旁的小镇惠提尔去看望这位老嫂嫂。1983年，她同女儿和孙女外孙女一起，往还乘四小时汽车，专程到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来看我和洁若。拥抱之后，年过九旬的她侧着头，泪汪汪地望着我，颤音问道：“仍然不信教吗？”我把她抱得更紧些，却坚定地回答：“仍然不信。”她叹了口气说：“我很失望，我曾劝了那么多人归主，但我没能劝成你。可我还是要感激你，因为你从来没有骗过我。”

　　我有时想：宗教信仰给了安娜以毅力。她未能把我劝入教，因而对我感到失望，却从未有过怨恨。

　　三、超自然的存在

　　在宗教问题上，我的焦点始终不曾纠缠在有没有神上，在小说《蚕》中，写到桑叶罄尽、众蚕奄奄一息时，我只是说：“啊，孩子们，你们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拥有一切的主人，便将命运交给我摆布。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大于你们的一个生物，忙得自己都顾不过来。”这就是说，即便有位上帝，他对世界上的饥荒也是束手无策的。这里，我并没从根本上否定超自然的存在，仅仅是说，即便有，它也帮不上什么忙。

　　西方有个笑话，说一次航海中，船遇到风暴，眼看就要沉没。这时，船上所有的人统统跪下来向上帝祷告，拯救灵魂。惟独有个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不肯下跪。然而其他人害怕一马构害一锅，由于他的异端累了大家，就坚持非要他跪下来祈祷不可。那人只好勉强屈了膝。他的祷辞是：“啊，上帝——倘若有位上帝的话；拯救我的灵魂——倘若我有个灵魂。”要是遇到那样的场合，我的祷文不会比那位怀疑论者更为肯定。

　　不。我所厌恶并反抗的，是强迫宗教以及为这种方式的宗教铺平道路的不平待条约。从个人来说，更直接，更切肤的，乃是学校里一些教内实权派对我的迫害。

　　还没接触基督教之前，我就对超自然的存在有过深切的反感。在一篇回忆性的短文中，我曾提到自己的一位远房姑母。她比我们还穷，简直揭不开锅，就来投奔我的堂兄。最初她当然很不受待见。显而易见，她一住进来，又添了一张嘴，而且没个头。

　　忽然，一天半夜里她在炕上折腾了一番，便硬说是大狐仙附了体。于是，她摇身一变，成了家中一位特殊人物，既能治病，又能保平安，行市一下子就涨了。她浑身好像镀了一层金。触犯她就得罪了大仙爷，那可担待不起！

　　她头上有了光晕。从此，什么可口的都尽着她吃——说是孝敬了大仙爷。她的残羹剩饭也成了可以除灾祛病的灵丹妙药。

　　在炕上，我挨着她睡。我没感到什么灵气，她的妖气却吓得我在被窝里直打哆嗦。大仙爷确实巩固并提高了老姑姑的身份地位，可却在我的幼小心坎上平添了一道黑影，它影响着我的一生。

　　对我来说，强迫性宗教绝不始于基督教。这一点，我也曾披露过。我那位三堂兄毕业于蒙藏学校后，一直失业，生活潦倒不堪。于是，他就成了对各方神抵一概匍匐在地的人，而我也只好奉陪。一个无疑是个痞棍的乞丐，忽然躺到东直门外一座小土地庙的炕上，胡说是什么佛爷附了体。善男信女就为他烧香挂匾，很快浑身就有了灵光。三堂兄一听说，就带着我给这自封的佛爷去上供。我至今仍记得那坐落在土丘上的小庙多么拥挤。烟火缭绕，罄声震耳。我们在庙后身一间小土屋里谒见了那位“佛爷”。他歪在土炕上，接受崇拜者的供奉。三堂兄递上带来的供物后，连忙跪下叩头。“佛爷”像个白痴，眼睛是半阖着的，嘴边还淌着涎水。他赏给三堂兄一牙咬过的苹果。三堂兄希罕得不得了，赶紧接过来，揣在怀里。我暗自庆幸他没要我同他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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