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字架的阴影下_萧乾

在十字架的阴影下(1)

　　1979年访美归来，我接到美国汉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路易斯·罗宾逊（Lewis Robinson）的来函，说他正在研究我早期所写的揭露教会学校黑暗面的小说，问我在几十年之后，对于基督教在态度上有无改变；如有，是哪些改变。我记得当时在回信中曾说，小说是生活的反映。我揭露并反对的是二十年代的强迫性信仰，以及宗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但不反对宗教本身。我尊敬耶稣这位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也珍视《圣经》以及基督的一生在西方文化史、艺术史上的重要性。我拥护信仰自由，因而没有理由去反对基督教或任何宗教。如今，中国的基督教“三自化”了，情形就大不相同。然而我经历的却是六十多年前的教会学校。那时《圣经》要一章章地死背，背不下来要挨罚。祈祷时有人监视闭不闭眼。那时，教会及其附设的学校和医院，实权都由外国牧师掌握，因而就出现伪善吃教者。几十年后事过境迁，个人恩怨自然已淡化。然而重读旧作，我认为自己还是忠实于亲身的观察和感受的。

　　1988年，这位汉学家从美国加州给我寄来了一本书。书名是：《两刃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Lewis Robinson：Double-edged Sword：Christianity and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书中除了探讨冰心、许地山、郭沫若、郁达夫和李健吾等作家的早期作品中有关基督教的部分之处，还有一章的标题是：“萧乾：一位反基督教作家”。在这一章里，他着重分析了我的四个短篇（《皈依》、《昙》、《鹏程》和《参商》），追溯并评述了我对基督教的反感。从全文的大量引句来看，作者曾下功夫仔细咀嚼过那四篇小说。我认为他是以学者的态度就作品本身来客观地进行分析，并未板起卫道者的面孔。然而读完之后，我又觉得他主要是（也只能是）就作品谈作品，并不了解早年教会学校一方面曾给过我工读的机会，但对我幼小的心灵也曾怎样摧残和打击过。三十年代我那样勾勒徐志棠和王志翔之流的嘴脸，也许有失忠厚，然而那类角色我确实见过不少。多年后，他们还偶而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一、银铃和雪橇

　　由于个人遭际，我对宗教有反抗的一面，但是不能否认，在我孤寂的童年，宗教也有过吸引力。尤其圣诞树上那彩色的灯泡，墙间悬挂的五颜六色的纸环，以及在大风琴伴奏下的充满喜悦的歌声，都曾给过我莫大的快慰。我不愿人家强迫我在教堂里下跪，祈祷时硬逼我合眼，然而我还是很喜欢教堂那高大的拱顶，尖形窗上五彩缤纷的玻璃嵌成的图案和人物故事，更爱那肃穆的气氛。

　　小时候，有一次我曾溜进北京城东北角一座蒜头状屋顶的东正教堂。那里，礼拜时人人都手执一支火焰跳跃的蜡烛，希腊文的颂诗格外深沉悠扬。祭坛上点的檀香沁人心腑，身穿金线镶边的绛紫色祭披的神职人员忽而举臂向上祈求，忽而又向坛下的善男善女祝福，很觉新奇。

　　1935年进《大公报》工作时，报社近旁就矗立着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我常为它那铿锵悦耳的管风琴声所吸引。1939年初路经巴黎，我直奔闻名遐迹的巴黎圣母院。欧洲教堂和中国的寺院庙宇迥乎不同，廊柱间却同样缭绕一种与世隔绝、通向凌霄的灵气。

　　在所有歌曲中，我最喜爱的还是有着银铃和雪橇的《小城伯利恒》和《三个东方博士》，音调是那么轻快怡人。进大学之后，我逐渐迷上了莫扎特的《安魂曲》、海顿的《创世纪》和每年圣诞节必听到的亨德尔的《弥撒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向虽讲求理性，然而有时我也巴不得忘情于一种虚无缥缈的崇高感，听任十八世纪一位天才乐圣用大风琴的音符洗涤一下自己的身心，进到恍若悟人禅定的忘我境界。

　　我曾对用板子逼我成章成章地背诵《圣经》十分反感。然而我始终认为《圣经》本身则是一部了不起的大书。即便在挨板子时，我也仍能透过泪光欣赏其中动人的故事和优美的文字。我在羊圈里干过活儿，而《圣经》里，羊羔总在咩咩地、娇滴滴地叫着。这里，到处是出自日常生活的生动比喻：种子有撒在路旁的，也有撒在石头地上的。书中举稗子、面酵、撒网为例，又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并且说，一个尽管能讲万国的方言以及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就象鸣的锣、响的钹一般。这些形象化的比喻，在记忆中犹如一盏盏长明灯，永远不会熄灭。

　　《旧约全书》堪称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部包罗万象的文选——代表着整个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文选，不啻是把《诗经》、《离骚》、《左传》、《史记》和《三国》、《水浒》以及《三言二拍》都编到一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纪》。希伯莱人的伊甸园也是富于魅力的。在这里，赤裸的亚当和夏娃由于偷吃禁果，第一次有了原始人的性觉醒。这里有史诗，有情歌，有颂诗，也有一场接一场的战争纪实。布局周密，有条不紊。从中既可以窥见当时从宫廷到平民的风俗习惯，又可以看到古代的军事部署。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跃然纸上：厚道的约瑟、勇敢的大卫和英明睿智的所罗门。

　　还在初中时，我曾在宗教课上绘声绘色地讲述过《旧约》中耶和华考验亚伯拉罕的故事，随后把它敷演成也许是我平生头一篇小说：根据耶和华的旨意，亚伯拉罕将心爱的独子以撒带到一座山上去燔祭——用火烧死。我描绘了一路上亚伯拉罕的矛盾心情。孩子蒙在鼓里，还帮爸爸筑起坛，把木柴码好。接着，儿子才问起：“羔羊呢？”虔诚而又狠毒的亚伯拉罕不由分说地捆起无辜的儿子。刚要动手杀害时，天使发话了：不要害这孩子。于是，亚伯拉罕就用一只公羊来代替，献为燔祭。这个故事充满戏剧性。情节那么简洁有力，感情内涵又是那么错综复杂，超自然的结尾来得那么突兀。

　　1939年乘船夜间驶过红海时，我仁立在甲板上，觉得那一带的星斗特别低，仿佛伸手就触摸得到。遥望北岸那《圣经》描绘过的地带，我仿佛依稀望到骆驼群在沙漠上缓缓移动，恍惚间又有穿细麻布长袍的人们，吹号敲钹，欢欢喜喜地把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帐幕。那个被放逐的民族为了生存所做的挣扎，以及被流徙的悲壮场面，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在绝望中，他们企盼一位救世主是极其自然的事，这种企盼给予了这个民族继续奋斗下去的勇气和希望。我从未踏上那片土地，但是由于反复读过《圣经》，我对它好像十分熟稳。

　　读《新约》时，我首先为耶稣那不同寻常的诞生所吸引。他生在马槽里，爸爸是个寒微的木匠。生下不久，就在希律王的高压下，被迫逃难。他不属于仗着炮舰欺凌旁人的民族，而是备受压迫的民族中的一分子。小时，我们几个淘气鬼曾编过一个顺口溜：

　　耶稣爱我一脸泥，
　　我爱耶稣没炕席。

　　这虽然是编著玩的，从中却看得出我们是把耶稣当作“自己人”看待，认为他是穷哥们儿当中的一个。后来他收的门徒，不是打鱼的就是扛长活的。所以对于耶稣本人，我非但不曾有过反感，而且还是感到亲切而同情的。

　　他的死又是那么悲惨，那么壮烈，那么不平凡。在客西马尼园与门徒决别的那晚，他对自己将遭受的酷刑是清醒的，也是无所畏惧的。文革时，每看到红卫兵用挂黑牌和喷气式侮辱知识分子，我就联想起耶稣被钉十字架前还逼他穿上紫袍，给他戴上荆棘编成的皇冠，肆意殴打并戏弄他的事。

　　对于《圣经》以及对于耶稣这一富有革新精神的历史人物，我非但从未反对过，而且深深景仰。至于十九世纪以来基督教在我国行医办学，向落后地区传播现代知识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受惠者，更怀有感激之情。近几十年来，基督教会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也起过并起着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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