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杂忆(2)_萧乾

北京城杂忆(2)

　　四、昨天

　　四十年代，有一回我问英国汉学家魏礼怎么不到中国走走，他无限怅惘地回答说：“我想在心目中永远保持着唐代中国的形象。”我说，中国可不能老当个古玩店。去秋我重访英伦，看到原来满是露天摊贩的剑桥市场，盖起纽约式的“购物中心”，失去了它固有的中古风貌，也颇有点不自在。继而一想，国家、城市，都得顺应时代，往前走，不能老当个古玩店。

　　为了避免看官误以为我在这儿大发怀古之幽思，还是先从大处儿说说北京的昨天吧。意思不外乎是温故而知新。

　　还是从我最熟悉的东城说起吧。拿东直门大街来说，当时马路也就现在四分之一那么宽，而且是土道，上面只薄薄铺了一层石头子儿，走起来真略脚！碰上刮风，沙土能打得叫人睁不开眼。一下雨，我经常得趟着“河”回家。我们住的房还算好，只漏没塌，不然我也活不到今天。可是只要下雨（记得有一年足足下了一个月）家里和面的瓦盆，搪瓷脸盆，甚至尿盆就全得请出来。先是滴滴嗒嗒地漏，下大发了就哗哗地住下流。比我们更倒楣的还有的是呢，每回下雨就得塌几间，不用说，就得死几口子。

　　那时候动不动就戒严。城门关上了，街上不许走人。街上的路灯比香头亮不了多少，胡同里更是黑黢黢的。记得一回有个给人做活计的老太太，挎着一包袱棉花走道儿，一个歹人以为是皮袄，上去就抢。老太太不撒手。那家伙动了武，老太太没气儿啦。第二天就把那凶手的头砍下来，挂在电线杆子上。

　　看《龙须沟》看到安自来水那段，我最感动了。那时候平民只能吃井水，而且还分苦甜两种。比较过得去的，每天有水车给送到家门口。水车推起来还吱吱吜吜地叫，倒挺好听的。我们家自己就钉了个小车，上头放两只煤油桶，自己去井台上拉，可也不能白拉。

　　这几年在北京不大看见掏粪的了。那时候除了住在东单牌楼一带的洋人和少数阔佬，差不多都得蹲茅坑，所以到处都过掏粪的。粪是人中宝。所以有粪霸，也有水霸，都各有划分地带，有时候也闹斗殴。

　　至于垃圾，满街都是，根本没有站。北京城有两个地名起得特别漂亮：一个是护国寺旁边的“百花深处”；一个是我上学必经的“八宝坑”。可笑的是，这两个地方那时堆的垃圾都特别多，所以走过时得捏着鼻子。

　　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北京有电车了。起初只从北新桥开到东单。开的时候驾驶员一路还很有节奏地踩着脚铃，所以也叫“叮当车”。我头回坐，还是冰心大姐的小弟为楫请的。从北新桥上去没多会儿，就听旁边的人嘀咕：“这要是一串电，眼睛还不瞎呀！”我听了害起怕来。票买到东单，可我一到十二条就非下去不可。我一回想这件事心里就不对劲儿，因为这证明那时我胆儿有多么小！

　　五十年代为防细菌战，北京不许养狗了，真可我心意。小时候我早晨送羊奶，每次撂下奶瓶取走空瓶时，常挨狗咬。那阵子每逢去看人，拍完门先躲开，老怕有恶犬从里头扑出来。1945年在德国看纳粹集中营的种种刑具时，对我最可怕的刑罚是用十八条狼犬活活把人扯成八瓣儿咬死。

　　那时出门还常遇到乞丐。一家大小饿肚皮，出来要点儿，本是值得同情的，可有些乞丐专靠恐怖方法恶化缘。在四牌楼一家铺子门前，我就见过一个三十来岁满脸泥污的乞丐，他把自己的胳膊用颗大钉子钉到门框上，不给或者不给够了，就不走。更多的乞丐是利用自己身上的脏来讹诈。他浑身泥猴儿似的紧紧跟在你身后。心狠的就偏不给，叫他跟下去，但一般总是快点儿打发掉了心净。可是这个走了，另一群又会跟上来。

　　另外还有变相乞丐，叫“念喜歌儿”的。听见哪家有点儿喜事，左不是新婚，孩子满月，要不就是老爷升官，少爷毕业，他们就打着竹板儿到门前念起喜歌了。也是不给赏钱不走，要是实在拿不到钱，还有改口念起“殃歌儿”来的呢。比方说，在办喜事的家门口念到：“一进门来喜冲冲，先当裤子后当灯。”完全是咒话。

　　比恶化缘更加可怕的，是“过大车的”。我就碰上过一回，那时候我刚上初中，好几宿就睡不踏实。“大车”就是拉到天桥去执行枪毙的死囚车，是辆由两匹马拉的敞车。车沿上坐着三条“好汉”。一个个背上插着个“招子”，罪名上头还画着红圈儿。旁边是武装看守——也许就是刽子手。死囚大概为了壮壮胆，一路上大声唱着不三不四的二黄，走过饽饽铺或者饭馆子，就嚷着停下来，然后就要酒要肉要吃的，一边大嚼还一边儿唱。因为是活不了几个钟头的人了，所以要什么就给什么。

　　那时候管警察叫巡警，经常看到他们跟拉车的作对。嫌车放的不是地方，就把车垫子抢走，叫他拉不成。另外还有英国人办的保安队。穿便衣的是侦缉队，专抓人的。我就吃过他们的苦头。后来又添上戴红箍的宪兵。可是最凶的还是大兵（那时通称作丘八），因为他们腰里挂着盒子炮。我永远忘不了去东安市场吉祥戏院碰上的那回大兵砸戏馆子。什么茶壶板凳全从楼上硬往池子里扔。带我去的亲戚是抱着我跳窗户逃出的。打那儿，我就跟京戏绝了缘。

　　我说的这些都不出东城。那时候北京真正的黑世界在南城。1950年我采访妓女改造，才知道八大胡同是怎样一座人间地狱。我一直奇怪市妇联为什么不把那些材料整理一下，让现今的女青年们了解了解在昨天的北京，“半边天”曾经历过怎样悲惨的岁月。

　　五、行当

　　每逢走过东四大街或北新桥，我总喜欢追忆一下五十年前那儿是个什么样子。就拿店铺来说，由于社会的变迁，不少行当根本消灭了，有的还在，可也改了方式和作用。

　　拿建筑行当里专搭脚手架的架子工来说，这在北京可是出名的行当。五十年代我在火车上遇过一位年近七旬的劳模，他就是为修颐和园搭佛香阁的脚手架立的功。现在盖那么多大楼，这个工种准得吃香。可五六十年前北京哪儿有大楼盖呀。那时候干这一行的叫“搭棚的”。办红白喜事要搭，一到夏天，阔人家院里就都搭起凉棚来了。

　　那可真是套本事！拉来几车杉篙、几车绳子和席，把式们上去用不了半天工夫，四合院就覆盖上了。下边你爱娶媳妇办丧事，随便。等办完事，那几位哥儿们又来了。噌噌噌爬上房，用不了一个时辰又全拆光；杉篙、席和绳子，全分门别类，有条不紊地放回大车上拉走了。

　　整个被消灭的行业，大都同迷信有关系。比如香烛冥纸这一行。从北新桥到四牌楼，就有好几家。那时候一年到头，香没完没了的烧，平常在家里烧，初一、十五上庙里烧。腊月二十三祭灶烧，八月十五供免儿爷烧。一到清明，家家更得买点子冥纸。一张白纸凿上几个窟窿，就成制钱啦。金纸银纸糊成元宝形，死人拿到更阔气了。还有钞票：上面印着鄷都银行，多少圆的都有。拿到坟上去烧，一边儿烧，一边儿哭天号地。等腊月祭灶，就更热闹了。为了贿赂灶王爷，让他“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就替他烧个纸梯子，好像他根本没有上天的本事；并且要烧点子干豌豆，说是为了喂他的马。小时候祭完灶，我就赶快去灰烬里扒那烧糊了的豆子吃，味道美滋滋的。不过吃完了嘴巴两边甚至半个脸就全成炭人儿啦。

　　现在糊灯笼和糊风筝的高手是工艺美术家了。那时候，还有糊楼库的。这种铺子也到处都是。办丧事的，怕死人到阴间在住房和交通工具上发生困难，就糊点子纸房子纸车纸马，有的还糊几名纸仆人。到七月盂兰节，就糊起法船来了，好让死人在阴间超渡苦海，早早到达西天。这些都先得用秫秸秆儿搭成架子，然后糊上各种颜色的纸。工一个比一个细。糊人糊马讲究糊得惟妙惟肖。可到时候都一把火烧掉。有时候还专在马路当中去烧！

　　这就说到那时候办红白事来了。

　　先说结婚吧，那当然全由家里一手包办喽，新婚夫妇到了洞房才照面儿。订婚时，男方先往女方家里送鹅笼酒海。一挑挑的。那鹅一路上还从笼里伸出脖子来一声声地吼。作闺女的没出阁，就先得听几天鹅叫，越叫越心慌。女方呢，事先就一挑挑地往男家送嫁妆：从茶壶脸盆，铺盖衣服，掸瓶梳妆台到硬木家具。

　　那时候的交通警可不好当。娶亲的花轿，出殡的棺材，都专走马路当中。出殡的棺材起码也得八个“杠”——就是八个穿了蓝短褂的壮汉来抬。场面大的，棺材上还罩个大盖子，最多的到六十四人杠。前面的执事还得占上半里地。娶亲的，花轿一般也是八个人抬。走在前边的执事可热闹啦！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到女家，女方还先把门关严，故意不开。外头敲锣打鼓，里头故意刁难，要乐师吹这个奏那个。再说，明明是白天，执事里于么举着木灯？后来学人类学才懂得，那显然是俘虏婚姻制的遗留。

　　三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学念书的时候，教务长梅贻琦先生结婚就特意用过花轿，新娘还是一位女教授。当时是活跃了校园的一桩趣事。

　　丧事呢，也涉及不少行业。我那时最怕走过寿衣铺。那是专卖为装殓死人用的服装店。枕头两头绣着荷花，帽子上还嵌着颗珠子。

　　有段快板是说棺材铺的：“打竹板的迈大步，一迈迈到棺材铺。棺材铺掌柜的本事好，做出棺材来一头大，一头小。装上人，跑不了。”

　　那时候还有个行当，大都是些无业游民于的：专靠替人哭鼻子来谋生，叫号丧的。马路上一过出殡的，棺材前头常有这么一帮子，一个个缩着脖，揣着手，一声声地哀号着，也算是事主的一种排场。

　　这些，比我再小上一二十岁的人必然也都看见过。现在回顾一下这些可笑可悲的往事，可以看出现在社会的进步，就表现在人不那么愚昧了，因而浪费减少了。

　　可不知道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再回过头来看今天的我们，又还有哪些愚昧和浪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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