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旁(3)_萧乾

道旁(3)

　　回到局里，我又后悔起还不曾报告上司矿山不稳的事。我的工作虽说是调查工人生活状况，但工人生命所系的事我怎能漠视呢？唉，我这人真不中用！补报呢，又自露马脚，找经理责备，记恨。我咬着下唇在房里用紊乱的步子量着地板。我不晓得该怎么办！隆隆的铁车又在我耳畔响起来了，那些黧黑的脸似乎龇了一排排白牙向我狠狠地咒骂：“你这人——你这该杀的人哪！”

　　——如果去呈报……

　　我这样试着想，即刻上司一张难看的脸浮现在我的幻想中了。也许是撤职，也许——横竖结果是不会好的。

　　——已经快一个星期了，你睡觉了吗？——多难听的话！

　　那天黄昏，倚着道旁的白杨，我看见淡绿的灯光下有女人在嘤嘤地哭着哪，她倚在男人的怀里。

　　“你不能去说说吗？刚到一个星期就下矿！而且是在蜜月里。”女人紧紧地抓住丈夫的领带，呜咽着，絮絮地求着。她那副玲珑的脸蛋，这时已沾满了泪渍，浑身还不时在抽搐着。

　　“丽丽，这是没办法的事。”男人把手掌沿着那柔篷的头发滑着。他仰了头，心里像在打仗。他凝视着灯光，手却仍在轻拍怀中颤栗着的肩膀，吃语似地自己嗫嚅着：“世界是一整个，我们没法脱离它去另盖一座乐园。它嫉妒。它不准，它将动手拆毁——”

　　那一夕是凄凉到令人不忍卒睹的话别。我直守到两人进房里收拾什物去，才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踱了回来。

　　走过那方方的建筑时，我听到一种节奏疾速的音乐，夹着窸窣的衣裙相触和脚步杂沓的声音。窗口露着许多只胳膊，上面闪烁着许多亮光，如流星。几个孩子堵在三楼的窗口，托着小腮帮数着来往的汽车。他们是被妈妈骗到卧房里去的吧！和一切孩子一样，跳舞会和我也是无缘的。我匆匆走开了。

　　自那天以后，我没有勇气把散步的路程延长到那平屋了，因为遥遥地，我已由楼下的漆黑，想象出楼上靠东南角那盏残灯下是一张怎样狼狈的泪面了。红灯老人感到奇怪：我常常未等他把红灯散尽就兀自折回。

　　“先生，你张望些什么？你的路比我的应该还长呢！”他扶着车把关切地问我。半车红光把他苍老的脸照得不知年轻了多少。

　　“你去吧，我不能再走。”我倚着细长灯杆，无心地拈着松针。

　　“我不懂得你们这些年轻小伙！”红灯老人似乎不愿费力去猜测，就重新扶起车把，缓缓向前推去。一盏盏红灯随着他的足迹散在道旁。

　　谁也未料到，灾难一直在不停息地酝酿着哪。星期五下午，局里连连接到矿井管理处几次紧急长途电话，报告井势不稳的消息。啊，没有人再比我那时更痛苦了！我深悔不曾报告上司。几次我抓住头发想拿出凶犯自首的勇气跑去报告一声，但另一个狡黠的声音总在我心里问：

　　——那样有什么用呢？

　　星期六黑早，我还没有起床，宿舍前道里就嘈杂地议论开了。在我们这宿舍里，这是不寻常的。平日，这时分茶役提着热水壶由门口走过都蹑着脚尖，今早，骚动替代了原有的谧静。我侧着身，听到许多扇门开了，一定有许多只脑袋由门缝里伸了出来，因为随即听到许多人问：“喂，老马，怎么回事呀？”

　　声音里都带着几分恐怖。

　　我忍不住了，就踢开被窝，裸着脚奔了出来。

　　“什么事情呀？”我一把扯着茶役的袖口，睁大了眼问。

　　“矿井出乱子了，活埋了三四十！”

　　啊，活埋了三四十，我头昏了。这些人全是我埋的！

　　我草草穿上衣服，也顾不得洗脸就走出房门了。同事看我恁般慌张，以为有我什么人死在里面了。

　　“嘿，你干么着慌啊，死的都是工人，除了一个外国回来的工程师。”

　　外国回来的工程师？这是梦啊！一切我所担虑的，就全为恶运证实了吗？我直瞪着眼睛，闯进那个拦我去报告上司的同事房中。他正在安闲地刷牙，看到我，就由嘴里拔出涂满膏沫的牙刷。

　　“老常！”我嚷着，“糟了！全是我，全是我，这个凶犯！”

　　他愕然了。他仔细端详一下我颤抖着的脸，就鬼鬼祟祟地赶忙关上房门。

　　“老常，都是你，拦我，拦我。瞧，这下我拿什么险活下去，你说说——”我似乎在表白自己，又像推诿着杀人的罪名，向他抱怨着。

　　听完我这一席悔恨的话之后，他一脸的紧张倒松开了。他漱着口，甚至微微有点笑了。他告诉我矿山不稳是人所共知的。这么快会陷落虽然没有料到，可是早晚也是得陷的。一年六回，谁去调查，那边工头也那么嘱咐。这回聘请新工程师为的就是勘察新井，好补偿必然的损失。

　　这话能作为开脱的借口吗？不能。可是我也觉得肩膀轻松多了。我开始省悟到自己只不过是个小职员，把偌大惨剧的责任都拉到自己头上有些可笑。但心上总还有点什么在绞缠着。我什么都不敢想，特别怕记起赖飞道上的一切景物。

　　上午，公事房里的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工人家属殷切的打听，新闻记者好奇的探问……但经理有话：关于这事不准泄露，只准用“真相还不清楚”来搪塞。

　　但这事终于被证实了，因为三十七具尸体已经挖了出来。许多哭成泪人的家属用笨重的车辆来领取一具装殓了尸首的薄木棺材和一张五十块钱的支票。

　　年轻工程师的黑漆棺材，用扎了白绸的汽车一直载到赖飞路道旁的万寿公墓去了。

　　同事商量送花圈，我也茫然地随了一份。但追悼会和葬礼我都不曾去。我不敢去。他们一回来便学说灵柩人土前，教堂牧师祷告声多么沉痛，并连声夸说那女人多么年轻，漂亮。他们又研究起一个美丽女人呜咽时的妙态。他们每个人似乎都很关心这小姨妇，讨论了许久。

　　我不曾说什么。

　　过了好些日子，一个黄昏，我为试试自己的勇气，才又登上那停在红牌下面的公共汽车。赖飞路虽仍奔驰着载了爵士音乐的汽车，但细长电杆上的灯光可昏暗多了，象哭肿了的眼睛。沿着赖飞道，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撩触着松针，麻木的手指再也感不到那针尖的刺痛。烟囱那傻家伙依然喷吐着无名的怨气，浓黑，弥漫四周空际。学堂的圆形建筑仍如一尊弥勒那么仰天晾着肚皮。晚祷钟声响彻原野，水像叮嘱着路人一件事。

　　平屋已不再有那柔和的灯光，连楼角的残光也熄灭了。我好像听到远方有叮当沉重的金属声穿过这黑色天空，即刻有无数火花在我眼前迸发。班诞的夜，现实的装帧者，我再不敢向前迈一步了。

　　尖尖的漆皮高跟鞋又开始在搓揉起听众的神经了，许多只手又响朗地哗喇起骨牌来。我木然地呆立一下，就匆匆地逃了回来。

　　一九三五年九月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