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旁(2)_萧乾

道旁(2)

　　我们矿务局一共有五个井口，可是实际开采的只有四口，另一口封起来了，在休息着。只有乍人地狱的恐怖可以形容我第一次随同工头下井时的心情。在黑洞洞、阴森森的地狱里，人的额头上各伸着一盏如鹤颈的油灯，一辆辆的煤车在铁轨上滚着，隆隆地震响。那些被巴比塞称为“马”的拉煤车者用吓人的声音嚷着，曳着一辆辆堆满煤块的铁车。工钱既是按着车数计算，他们只拼命地喊着向前拖，直到工头手里的电筒一晃，并随口骂了一句，为首的才缓慢下来，嘴里嚷着难懂的话。

　　我们是按照一张有着白线的蓝图走着。工头每过一拐角必说一声：“离井口八十呎了！”走到一百七十几呎的一个垛口时，几个矿工正用巨斧敲着一面黑壁。每敲一下，必有一大片坚硬物体轰然坠下，落在矿工赤裸的肩背上，然后滚到地上。我们走近，工头似乎也有点怕，喝道：“嗨，孙子，等等开！”

　　那举着斧头的工人听到这声音，即刻松缓了腕力，喘嘘着，可还规规矩矩地站到一旁。

　　工头解释给我说：这里采不得了，再有半哩就是水道，而且，因为采得太苦，上面随时可以陷落的。他叮嘱我回去据情报告上司，请他们快筹个妥善办法。

　　两个星期后，我又乘着局里特派的那辆汽车回到都市来了。乍离开山地，来到平坦坦的城里，我还有些不惯呢。我耳边时刻还有隆隆隆的震响，梦中高峨的矿山常巍立在我的床前。朋友们说我脸色黝黑，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人能把自己染得比一个矿工更黑的了。我似乎还留恋那些粗黑的脸，因为那是十足诚实的脸。

　　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我又挥着钢笔登录起产煤的吨数了。不同的是，那些圈儿都变成狰狞的眼珠。时常我好像觉得那面黑壁轰然塌陷了，掩埋了那些举着斧头的矿工，掩埋了工头和我自己。即刻，我的肩膀耸起，浑身颤栗，直着眼睛，掌心冒着湿禄禄的虚汗。

　　坐在对面的同事看到我那呆呆的神气，便开玩笑地说：“怎么，思凡了吧？”（“思凡”是局里为“想女人”公拟的一个术语。）我惨然一笑，像是推开了压在背脊上的一堆厚土，又回到现实中来。

　　我喘出一口闷窒的气，顿时感觉清醒了许多。我扶着桌沿，想往外走。我一点没察觉同事皆在注目望着我。他们觉得我这呆像有点异常。

　　“干么去？”一位同事好意地扶着我的肩膀问。

　　“不行，我得去见经理。第三矿井险得很！”我挣扎着往外走。

　　“得了，规规矩矩记你的账吧！”另外一个叫常克明的同事用巧妙的姿势捏着烟卷，耸了耸肩膀，徐徐吐出口烟雾，轻率地拦住我。我不知道他是同情还是解恨。只听他说：“矿井的事早请好人了，用不着你来操心。刚由伦敦回来的。哼，蜜月！甜不上几天就得乖乖下苦井。”

　　黄昏时分，好像温习一种快忘却的课程，或寻找遗失了的物件似的，我搭上了汽车，怀着无限新奇，又来到赖飞路，这都市的一只胳膊。

　　方块房子里仍有着那尖尖的漆皮高跟鞋在搓揉着。我赶忙避开了。毛织厂的高大烟囱还安分地冒着那永冒不尽的黑烟。大学的楼已燃起灯光了，可是我最关切的是“我”那所房子。我踉跄地向前扑奔。

　　呵，伟大，玄妙的劳动！仅仅才两个礼拜么，立在我眼前的已不是一些横竖的木架，半堵短墙了，却是一座西洋风景画里常见到的那种平屋，尖尖的屋顶上面铺着齐整的青色薄石片，那扇玲珑的窗户已透出微微的灯光了。如果再有些蔓生植物攀在上面，我们简直会以为它是某诗人的故居。我遥遥地感到莫名的骄傲，因我曾眼看着这雅致房屋的成长。

　　我用极羞怯迟疑的步子趋近，生怕这熟悉的影子会惊动平屋幽静的灵魂。我撩触着道旁的针松，嗅着周遭的草香。我亲眼看着叠起的那四碰洁白石阶上面，这里已有一个铁纱门了，门里透出被绢罩滤成淡绿色的灯光。我倚着离门五六码的一株白杨，静观着灯下的动作。

　　咦，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张小圆桌，桌上齐整地摆着金属和磁质的餐具，中间放着一只细长的绿花瓶。但主人呢？没有影儿了！前些日子我眼看砌成的墙，这时已涂上了淡咖啡色的漆。主人似乎对这颜色有特殊的爱好，连那些新制木器也无一不是这颜色的。镶在壁上的是两幅油画，我依稀在辨识着上面的景物。

　　忽然有咯咯的脚步声由身后传来，夹杂着还有口哨和笑声。一对青年男女向我这边走过来了，我忙闪过身去。黄昏盖住了一切细节，但那窈窕的身腰，那臂挽臂的亲昵我还是可以辨认得出的。我想，他们必是一对走路的人。

　　但是突然他们驻足了，男的打了一声颇悦耳的呼哨，就向房里喊道：“老王！”

　　——啊，幸福的人们！

　　男的轻轻地推开了门，扶着女的肩让她先走进去。然后，一个白衣侍者由里面迎了出来。女的随手把一束小野花插到桌上的花瓶里，返过身来；我猜得出，那是一个适意的微笑。

　　侍者手托的盘子上腾起热气时，纤细的手指忙用黄油果酱涂抹面包。好像那片黄油便是爱情的醴泉似的，两个争举着自己抹好的递给对方。两颗金晃晃的戒指闪亮着。结果是微笑地互相交换了面包，两个都似乎成就了一件惬意事。

　　我看到了女人的脸，椭圆白皙，好象生来就是为笑的。她有一头乌黑的美发。她时常把闪亮的叉子横在后边，眼睛便凝看着对面的丈夫妩媚地笑。

　　饭后，在侍者收拾餐具时，忽然有了留声机的声音。那调子我极熟悉，那是最富青春梦幻的《丁香花季》。随后，留在窗口的只剩一对头颅了。靠墙的准是一张只容得下两人的沙发，我猜得出。留声机放出男女低微的合唱声，唱到“我俩携手遁迹人间，躲避到谁也寻不见的地方”时，女的头颅由窗口沉没下去了。我知道它该贴近一副坚硬的胸脯，领受一番温情抚眷了。然后，男的用极柔和的中音低唱：

　　你我偕老终生，爱情美梦永不沉沦。

　　室内过分的温暖却变成一股冷气扑向我来。我没有勇气再听下去了。我转过身，垂着头，撩触着松针，兀自踱了回来。

　　可是次日黄昏，我又立在那棵杨树旁边了。我有一种病，我喜欢让别人享受幸福的实体，我贪爱那感觉。于是，无形中我把这平屋当作我精神的家了。仆仆风尘地由闹市里走过一条漫长的路，来看“我”这新家。我知道，走过每根灯柱，上面都有四颗白眼睛讥笑我的痴愚。它们散乱地摇曳着我那孤单的影子，要我省悟。远处一阵阵传来闹市喧嚣，起伏如波涛，也似在指指点点地讽刺我。但我仍梗着脖颈，情不自禁地走近了那平屋。

　　平屋阶下有一个人在修剪适才为暮雹抚摸过的草。他伛偻着腰，象是多吃了两盅，嘴里低哼着不三不四的调子。他也许为我的脚步声所惊动，忽然抬起了头。在暮色苍茫中我似乎看出那不是一张生疏的脸。

　　“哦，先生。”他直起腰来。那张黄瘦高颧骨的脸即刻使我联想起热腾腾的茶碗和手巾把，随后才记起这是矿务局里的一个听差。

　　“怎么，老冯，你来这儿干么？”

　　“是——总务司派我过来的。您不知道这是新来的工程师，李先生的家？”

　　李先生？难道就是前天同事提起的那位工程师？不会那么巧，但老冯偏一口咬定这李先生夫妇是新打外洋回来的。我没想到这使人嫉妒的家便是他们的。幸福的人啊！我叮嘱老冯不许声张。我不愿扰动别人的安静，我要默默地守着他们领取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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