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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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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 一、开始的话 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作了最英勇的战斗,为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胜利而奋斗。正因为我们在战略上违背了革命军队作战的基本原则,采取单纯的军事防御路线,虽然在五次战役中动员了全苏区的工农群众,集中一切财力人力,为了战争,虽然英勇无比的红军作了最勇猛壮烈的牺牲,终于不能挽救战略的错误,最后为了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和突破敌人的包围,不得不被迫而离开了中央苏区,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线,而企图新的发展,于是中国红军创造了世界的空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事业,创造了西北新的苏区,取得了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前进的阵地,促进了全国反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告成,开展了当前的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当着红军主力组织野战军准备冲破敌人的封锁和包围进行远征时,为了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留一部分红军和干部在中央苏区来领导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以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反抗敌人进占我们的苏区,无论如何,应当在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的统治下去,以准备将来配合野战军在某种有利的条件之下进行反攻,这是当时领受党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野战军正式向南开动,十月十二日,党中央与红军总司令部同我们在西江县[1]之梅坑[2]作最后之分手,廿日野战军将敌人在金鸡、新田、安息、固陂[3]的封锁线突破向西前进,从此与党中央及主力红军分别,直到今年(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件发生,对日抗战发动,我们与国民党取得和平之后,我于十月廿三日到南京会见博古[4]同志,十月革命节(十一月七日)到达延安,才恢复党中央对于我们的指导关系,算起来分别的时间是整整三年了,在这整整三年中,开始还能靠无线电的通讯取得中央对于我们的指导,随后无线电的失掉,使我们脱离了党中央的领导,失掉了与各方面的联系,形成了各个区域的独立的各自为战,来坚持与敌人作最顽强的斗争。 我们这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因为开始对于当时整个斗争形势估计不足,使我们对于整个工作没有及时转变,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影响任务全部的完成。可是在继续长期的坚持的游击战争中,由于不断血的教训,使我们的斗争方式和游击战术不得不随着斗争的环境与敌人进攻手段的转变而转变,所以在敌人长期的继续不断的残酷进攻中,终使敌人消灭各游击区和游击队的企图归于最后失败,使我们的敌人不得不向我们屈服,而我们终于最后战胜了我们的敌人。因此,这三年的坚持游击战争,无论在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无论在游击战术和群众工作,无论在党的领导和党内斗争,都有很多可宝贵的经验与教训。这种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后斗争,特别对于当前的持久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有极大的帮助。目前,全党应当研究这些经验和教训,运用到今后的工作和斗争中去,是非常必要而且必需的。 这三年,南方各地区的游击战争,虽在极端困难和困苦中,能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坚持斗争到底,虽然中央及其周围的苏区被失掉,武装力量有了大的削弱,但终能最后战胜了敌人,保持我们经过十年血战在南方的许多战略支点;保持了经过最艰苦所锻炼出来的各地游击队。因此,我们可以说,三年的坚持游击战争,在基本上是完成了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们要说的各地坚持三年的游击战争,正是为了党的路线而奋斗到底。 这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是最残酷而最尖锐的斗争。这种残酷性和尖锐性,不单反映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而且反映于党内斗争,充分表现是我们十年血斗中的最尖锐的阶段,因为依靠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终于打败敌人获得最后的胜利,终于使一部分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党的利益的家伙,以及只知为个人前途计算而不肯为党的路线而斗争的人,在每一次斗争达到最紧张关头,就不断的陆续的先后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一部分变成工农阶级的敌人,一部分为了他的狗命而逃生。可是,为了党的路线而奋斗到底的英勇战士们终于获得胜利,高唱最后的凯旋。 这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却获得最多宝贵的实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把他所有的材料收集起来,加以整理,成为全党的财产,成为今后斗争的一种新式武器,这是迫切而必要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各个区域在过去互相不能联络的各自为战的特殊情况下,目前不能把所有区域的斗争经验汇集起来,作成一个总的结论,仅仅是将我们在赣粤边一个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写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等候我们将各地经验总结以后,再写一个东西以供全党的参考和研究。 二、(略) 三、游击队与游击战术 这三年我们是处在游击战争的时代,可是因为在第一阶段中,对于斗争形势估计的不正确,对于斗争内容和实质没有明确的了解,因此由大规模的正规战转为游击战的过程中,不能彻底的转变,使我们的部队受到大的损失,但因对主客观条件认识不够,不能使我们很适时的灵活的转变我们的战术,正式运用起来,直到继续受打击,游击战争更趋于群众性,使我们适合于这个斗争环境的战术发展起来,形成起来。 游击战争是农民性的战争,是革命战争中一种初期发展形势和正规战的一种辅助方式,但这种战争的实际性质,因当时主观条件的不同而形成各种的性质和不同的特点。我们大概把他分为三种: 第一,井冈山时代的游击战争,这是农民战争初期发展走向大规模国内战争的游击战。一方面有相当巩固的根据地,另一方面有广大的幅员进退自如,便于进行大规模的游击战,固然我们是在创建时代,可是敌人更加幼稚无经验,加之阶段斗争的尖锐程度不深,还没有成为国内主要矛盾,使我们能依靠根据地向四周进行大规模的游击战,即或被迫离开根据地也可以在广大幅员内打圈子或进行游动的活动,在部队行动上可以采用大兵团的行动,在战术上说是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带正规性的运动战、山地战。 第二,在江西苏区进行大规模革命战争中周围的游击战争,这时的游击战是配合主力军队战争,争取整个战争的胜利,他是革命战争的辅助力量。因此,他不与敌人决胜负,而在给敌人的打击,破坏敌人的后方,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以削弱敌人后方侧翼以及交通线。进行挺进的游击动作,便利时随便活动,不利时转回苏区休息和补充,在战术多采用突然的袭击和伏击,多是进攻,而敌人完全处于防御地位。 第三,是我们在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争,这时主客观条件完全同上两种的游击战争完全不同,这时阶级斗争已进行到最尖锐的阶段,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又加以在长期国内战争的主要作战区和苏维埃运动的根据地,虽然主力红军出动离开江西苏区而转入到西北,但斗争的性质和形势并未消除。正因敌人取得了优势,企图铲草除根,以最大的决心来将我们的力量彻底消灭,因此形成长期的进攻和包围,加以敌人利用堡垒封锁的特点,更使我们活动受到最大的限制。因为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结果,使汽车公路普遍建筑起来,敌人的追击和增援很迅速的便利的适应进攻的要求,到处组织民团,增加他们进攻的力量和耳目作用,这样使我们不能有巩固的根据地,同时也不能作大部队的游击战,否则只有被消灭和不断的打击,这样的游击战争,只有更带群众性的游击战,是游击队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共同斗争方式,才能长期的抵抗和对抗敌人不断的进攻。 我们开始没有这样的了解,也不能根据这些特点来确定我们的方针和战术,反而以井冈山和有苏区的游击战看待,由于这一错误而受大的损失,直到后来在不断的斗争中逐渐了解了,而实行整个的转变,才能与敌人坚持斗争到底。 现在我们总结一切经验与教训来说明我们的战术: (一)我们根据斗争的性质与任务,是要与敌人进行坚持的斗争,因此我们的抗战〔敌〕方针(也可说是我们的战略)是依靠群众保持有生力量并与敌人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因为对付敌人长期包围和残酷进攻,没有群众力量是不能对抗敌人,如若不好好保存自己的武装力量,拼一拼就说不打败仗,总说是打胜仗,但每次作战不可免有损伤,在长期战斗中的不断损伤,不要打败仗就要把自己力量耗费殆尽。因为在这一斗争环境扩大游击队较困难,如若将武装力量消失,就谈不上坚持斗争了。游击区失〔掉〕了武装力量,就要迅速被消灭,即或有一个小的武装力量能团结群众,就能作长期的坚持斗争。这一方针的确很重要的,而且在这一方针下才能确定我们正确的战术。 (二)我们的战术是根据上面的总方针来确定的,同时加以各个时期的形势和进攻敌人的特点来决定我们对于战术的运用。战术的基本原则是: 1.赚钱的就打,赔本的就不来; 2.不打硬仗,不攻坚; 3.打不赢就走,走不了就躲; 4.要消灭敌人,反对只吓敌人; 5.有利时集中消灭敌人,不利时就分散。 我们曾写一个战术的歌诀,便于一般不识字的同志记忆,不过还未包括整个原则在内。 附录游击战术的歌诀: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硬打强攻,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线,白刃来干。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另外,还有关于行军宿营、侦察警戒、袭击伏击动作的歌诀,不能有秩序的记清把他写出来,只能大意的讲一讲。 对于行军,主要是利用夜间和敌人不常出的时间,大路不走,专走小路,以及严重时找无路的山爬。行军前先问群众,将敌人弄清再出发,行军中要安静,好静听路上的动静,如有敌情,也不致被发觉而好转移或后退却它路。 对于宿营,完全不住房子,如部队到垠无山时才住屋子,主要是绝对秘密,不许外人知道,仅仅是有关系而必须要他报告消息的人知道,住山要选择有树的山,还要退路好而便于侦察。宿营时要寂静无声,经常以战备姿势,注意出进目标经常转变,一遇有征兆就要立即移走,转移要消灭宿营地一切目标,不致使敌人发觉,如无山窝,也可在光山的小树宿住,因为敌人不注意这种山,但要保守秘密。在平原里宿营,一定要依靠有后山的地方,主要封锁消息,而且要向远的地区转移。 侦察完全依靠群众,教育群众侦察方法以及侦察什么。部队本身主要靠自己的观察哨。 警戒是建立在群众的保证基础上,只警戒自己的宿营地。如有远处敌情或敌人侦察,依靠群众掩护和报告,因此,就很少使敌人突然进迫宿营地,只有叛徒带路那是例外。在紧张情况下,日夜有哨兵警戒,夜间是靠听动静,白日靠观察,所有步哨多是隐蔽哨,如若敌人不向自己四方而来就不动,只报告首长发生的情况,如果向自己面前则鸣枪报警,哨兵以复哨最好。 袭击分伪装袭击和突然的战斗袭击。袭击时不行火战,突然实行白刃战,袭击不成迅速退走,埋伏侦察依靠工作,确切判断,选择敌人不好走的地势是消灭敌人的必要条件,应从侧翼出击,适当时先将部队展开,对于相等之敌侧击后卫,弱小敌人取歼灭包围。 在执行战术原则中,依照敌人的特性来灵活的应用,是非常的重要而保证胜利的条件。我们对于任何敌人,首先就要了解他的特性,部队性格,战斗力和作风和部队团结,特别是他在作战中善于和惯于使用哪些手段,然后才能针对敌人的长处和弱点来决定我们的战术和行动。 如广东军队的特点,是顽强而有战斗力,动作快,武器好,在袭击和追击时的动作迅速,好用埋伏。因为我们要避免与他决战,只有被迫而掩护退却时才进行战斗,主要是迅速脱离他,如遇粤敌的行踪,立即转移他去,注意他的埋伏,即走新路,如蒋军四十六师虽是正规军,他战斗力不强,武器不好,动作慢,尤其无“抄剿”的经验,我们对他仍然是避免决战,因为战斗损失对于我们是不利的,但对于他的进剿又要掩蔽好,不动不露目标可不必转移,只有在包围圈内才迅速脱离。保安队的战斗力更弱,不堪一击,但多以集团行动,善于抄山,而且抄得最严,因此,我们对于保安队在一中队(即一连)可以打他一下,使他不敢分散,如遇集团行动则避免作战,以免包围和损失。但遇保安队在搜山时,就要迅速脱离被损的地区。民团最弱,要打击,但他地形熟,常是配合白军部队行动,在这一情形就不宜打,同时注意在民团行动时虽无军队配合,但军队很近,很快发现目标,使敌军集团包围,特别在打击敌人,要注意群众的利害关系,常常在群众居住地方打击后,使大批敌人到该地来摧残群众蒙受大的损失,则我们就不应该在该地打。任何情况战斗和暴露目标后,立即转移地区以免包围,这是非常重要的。各地敌人相距很近,一得消息即四面包围抄剿。但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埋伏,无论敌我很难获得效果,因为山路多,双方都是突然行动,与群众相邻易于发现目标。同样我们只有一次,在北山先埋伏好,然后以少数部队诱敌出外而遇埋伏,同时敌人的埋伏我们很少中伏,多以突然的袭击生效。在信南游击即有侦察班事先伪装袭击,夺取堡垒,在松山因无短枪多以强袭收效。 这一区域的游击队以河东过来为主体,本地成分占少数,经过两三年来河东人仍占主要成份〔分〕,一方面表现土地革命出来的战士忠实勇敢,只有很少数叛变,多是英勇牺牲,更无三人以上叛变的事。另一方面,因与当地群众的联系上,外地人不如本地密切,特别对于地势道路的熟悉更觉重要。因此,我们认为游击队到一地应吸收当地人愈多愈好,才能增加部队的耳目,才能迅速取得与群众的联系。 游击队因为经常分散的结果,使部队涣散,如若政治领导弱,各种严重现象就易于发生(如破坏纪律、腐化等等事情都发生了)。在这样的游击条件下,游击队主要是靠最坚强的政治领导和以身作则为重要,军事首长差一点还不要紧,士兵很好,一切观念都由于官长发生而影响全体士兵,这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游击队主要的是依靠经常的政治工作,但这种政治工作是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进行,不能采取一种公式,为了保守秘密进行分组的教育和上课,利用本身一切发生事件作材料是最有效的。 经过长期游击战争的游击队,游击主义的习气是很重的。一方面由于客观斗争的条件(如不规则的生活和行动,经常的政治工作不能建立,以及农民成分为主体),另一方面,因为分散的独立行动,经常与上级关系不密切,加以领导干部的弱,使游击主义的习气日益发展和增长。这样发展的结果,使土匪主义的倾向易于发生,游击主义的发展根本的例子是涣散,纪律松懈,首长执行纪律马马虎虎,群众执行纪律也就马马虎虎,小团体观念重,执行任务的坚持性差,随意损坏武器和服装,自由行动不听指挥,不愿学习(无论政治军事),土匪倾向最主要的是脱离群众,讲嫖,讲赌,讲吃讲喝,只打土豪筹款就行动,不作群众工作,也不愿发动群众,乱杀群众等等。我们在两年中间同这倾向做了不断的坚决斗争,大体上才把它打击下去。但是在较远出处的部队,或多或少还存在,因为斗争的客观条件使我们不能将部队集中行动,也不能经常去指导。在游击战争中,对于游击主义的克服,防止土匪倾向是保证游击队执行任务的重要前提,这就依靠有坚强的经常的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才能保证这种现象不发展起来。 在游击队中易于发生两种现象:一是领导干部能力较弱,使部队中极端民主的现象严重;相反,领导干部强而政治又较差,则军阀习气军阀主义就生长。这两种现象,对于游击队的团结和执行任务有极大妨碍。 我们的游击队因分散地区与环境不同,养成两个不同的特长,一是信南地区游击队会打仗,信丰及南山善于拼而不善于打,但能在远地方打土豪。 对于游击队的扩大,据我们的经验,在长期的游击区域中较困难。因为敌人对于群众的监视过严,对于红军家属压迫最凶残,将老婆强卖掉,一发现某某人当游击队员,立即将全家或父母拉出去拷打,追问罚款。但新区域较容易,因为斗争没有这样尖锐,不过无论白区、游区,如若我们能把群众本身斗争发动起来,以后极多群众一经听鼓动时就易于扩大部队。 我们对于部队的教育,开始缺乏具体办法,故无多大的成效。以后采用各种方法进行,如规定任务纪律等等,使每个部队都了解遵守建立士兵委员会,辅助首长维持纪律,帮助学习,管伙食,反对贪污。部队休息时,委派负责人到部队去指示和帮助他们的党与政治工作,在军事上以老战士传新战士,注意射击和刺杀动作,养成紧张的战斗习惯和敏捷动作,制定各种军事政治教材给他们,这样在信丰和南雄方面收有成效,信南较差些。 我们对于游击队的任务和纪律规定如下: (一)游击五大任务: (1)做群众工作;(2)打土豪分田地;(3)消灭反动武装;(4)建立苏维埃;(5)创造新红军。 (二)游击队五大纪律: (1)一切行动听指挥;(2)不准侵犯群众的利益;(3)打土豪执行阶级路线;(4)爱惜武器同自己的生命一样;(5)不准打人骂人。 (三)十项注意: (1)武器不能离身;(2)说话要小心;(3)行军不能掉队;(4)没有勤务不准离开队伍;(5)打土豪要归公;(6)说话要和气;(7)买卖要公平;(8)借东西要还,损坏的要赔;(9)不搜俘虏的腰包;(10)对同志要友爱。 另外编了红色指挥员必读与红色战士必读。 指挥员必读的内容:(1)指挥员的职责;(2)战术要诀;(3)游击队的政治工作;(4)行军宿营要诀;(5)侦察警戒要诀;(6)袭击要诀;(7)埋伏要诀。 红军战士必读的内容:(1)歌(红军歌,杀敌歌,游击队歌);(2)共产党十大政纲;(3)红色战士的职责;(4)五大任务;(5)五大纪律;(6)十项注意;(7)射击要领;(8)刺杀要领;(9)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 四、群众工作的经验 我们这两年多的游击战争是一种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主要的基础是依靠在群众力量上。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不能战胜敌人长期的不断的“进剿”,不能对付敌人大规模的抄搜,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线,保证长期的给养的供给,使我们清楚了解敌人的情形而敌人不知我们的实际行踪,也不能在敌人集中和交通便利的狭小山地与敌人坚持斗争到底,以致最后战胜敌人。这一切我们都能得到,毫无疑问的主要是依靠群众的力量,不仅取得群众对于我们的拥护,而且我们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共同斗争,使我们与群众的利害关系联成一起。游击队打了胜仗,群众等于自己的遇着喜事,游击队受了打击,群众感受非常的悲愤,一听见对于我们不利的消息,非常担心探问;敌人对于我们的进攻等于向他们的进攻,不仅十分关切,而且用一切力量去保护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注意侦察敌人的行动,探听消息,迅速告诉我们。在敌人的进攻中,特别关心我们的行动是否妥当,要早警惕我们应注意的地方,用尽一切方法,在敌人进攻中,替我们购买粮食和一切东西,设法送给我们,替我们工作和部队放哨、送饭,反复侦察敌人的侦探,一有生人出现,立即告诉我们注意,自动把侦探和反动分子捉起,只要得着我们的批准,他们就动手干,甚至在路上发现胶皮鞋的脚印(群众穿草鞋及布鞋,白军穿胶皮鞋)即警觉起来。有敌人夜间进攻,打埋伏,要我们不要走这些地方或叫我们行路注意。因此,敌人长期的不断的埋伏,没有收到什么成功,正是这一原因。敌人将他们捉着,用毒刑拷打以至枪杀来追问我们的行踪,他们宁可自己身体打伤、坐牢以至牺牲性命,绝不说出我们一个字来。这样为保护我们而牺牲的,在最基本地区的群众是很多的,替我们搭棚、拆棚特别是在敌人进攻,冒险替我们拆棚消灭目标。至于打土豪、筹款、消灭敌人武装,完全是群众替我们调查,侦察情况、带路(队)。敌人进攻时,要他们带路,总是向没有我们的地方去抄山。要他们抄山时,故意怠工和乱吼,使我们知道好走。敌人放火烧山,他们有机会将火扑灭,遇见我们时,告诉我们怎样去躲,敌人强迫砍山,不是表现不去,去了就怠工,配合游击队们来扰乱敌人对于进山的“搜剿”。我们最困难无钱时,基本地区的群众赊米、赊菜、借钱给我们,以度〔渡〕过困难。群众对于我们的爱护真是无所不至,所以敌人很清楚这一点,用一切方法使我们失掉群众的拥护,才好便利消灭我们。封坑就是为了使群众与我们脱离,可是群众留粮食设法通消息。敌人围房子,使我们不敢与群众发生关系。建立民团、堡垒,是以土豪反动分子充当队长。为了监视和阻止群众与我们发生关系,在南康赣县将一切壮丁每夜集中在哨位放哨,一方面放哨,一方面使群众不能与我们工作人员接头报告消息。但是群众告诉我们的记号未通过他们的哨位,使敌人还不知。敌人用残酷的压迫手段使群众害怕不敢接近我们,可是敌人的一切都归于失败。所以我们能在敌人附近驻,能在道路旁驻,看见敌人通过,能在对面山看见敌人抄山,敌人完全是瞎子、是聋子,我们有千里眼,有顺风耳。正是我们有了群众的拥护与参加,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最基本力量,使我们的敌人不得不最后向我们屈服。 群众对于我们这样的爱护,好象〔像〕爱护他们自己一样,绝不是偶然的。正因为这些基本地区的群众,他们在一九三〇年暴动后,得到土地革命的实际利益,后来虽遭了失败,土地被地主夺回去了,但因我们继续在该地领导游击战争,与敌人坚持斗争,事实上就使地主收回的土地,不敢直接收回去的仍保持在农民手里,地主只有依靠反动武装的保护才能进坑收租。除此以外,只能当农民出到外面场上阻拦□追索,农民一进坑就不敢来了。有少数狡猾而聪明的地主,常常用可怜的请求的方式,请求农民多少给点谷让他们充饥,这样在农民的怜悯心下给点租他们。为什么这样?就是我们党和游击队坚持的,在这些基本地区来反抗反动派,来反对地主收租收债,保护他们的利益。在我们最基本地区的地区,实质上是不还租的,只有在武装的压迫下才被迫而还租。土地的所有权在外表上是归地主所有,实际很多是照以前暴动时的分配而未变更。至于耕种权的变更,完全经过我们党的批准。常常因人口变动或是外面要进坑做田,一定请求我们的党来分配或允许。至于地主的山林竹木,成为农民公共的享受。正因为这样,使这些基本地区的农民,深刻了解我们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知道我们的胜利与失败,就是他们的利益的保持和失掉,明白我们能够坚持在这些地区继续斗争,就是对于他们利益有力的保证。所以他们爱护我们与他们自己一样,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财产,绝不愿使我们遭敌人消灭和打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虽然有一时期发生肃反的错误,农民对于这种行动不满意以至害怕我们某些人,但绝不投向敌人而反对我们,也正是这一基本原因。同时,我们在这一基础上与农民连成一体,依靠他们的拥护和爱戴而能与敌人坚持斗争到底以至战胜敌人,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不仅基本地区如此,而且直接影响周围的工农群众的兴奋,增加对于我们的同情,特别威胁了周围的地主,使他们在剥削农民时发生惧怯。农民常常依靠我们来威胁地主,使他不敢残酷的剥削。有时,在秋收时有些要求我们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到他们那里,使地主不敢进来收租,即或收租时也不敢凶狠恶逼,这是造成我们争取基本地区周围群众的有利条件。 当然,非基本地区的群众,对于斗争的经验当然差些,斗争的顽强性也较弱,一经摧残,害怕起来,不敢积极动作。基本地区的群众就好得多,乃因一方面是斗争的经验有高低,一方面主要的还是直接享受土地利益与否,而影响他们斗争的程度。 我们深知道,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不能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群众是我们游击战争的基础,只有巩固和加强这一基础,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能与敌人继续斗争。因此,我们把群众工作看成为我们最主要工作之一,以最大的力量去进行这一工作。有些同志不认识这一点,常常企图削弱地方工作力量去加强游击队。当然加强游击队是很重要,可是在我们人力不够分配时,放弃地方工作去加强游击队是极不对的。因为在这种游击战争中,不能有大部队的经常活动,不得不分开活动,也不能如井冈山时代游击部队到某一地,可以住一些时便于进行群众工作。我们这时候就不同了,一方面部队小,不便长期的直接做群众工作,同时,敌人的进攻,使我们游击队不可能停留一地或久住〔驻〕一地,只能在行动中来传播我们的影响和主张,打土豪消灭反动派时来发动群众斗争,争取群众对于我们的同情,便利于我们去进行地方工作。因此,进行群众工作主要的是依靠地方工作,在这种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与敌人作长期的坚持斗争,放弃群众工作就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那时,我们坚持这一原则,反对这种倾向,完全是必要的。事实上的表现,群众工作的好坏,成为我们发展的测量尺。 我们的群众工作主要方针,是建立在为争取和拥护群众利益的基础上来开展群众运动,把群众的利益当我们自己的利益一样,一方面坚决反对离开群众切身利益的单纯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反对任何妨碍群众利益以及不顾及群众利害的行动。 我们初到时期,我们游击战争和地方工作,主要限于打土豪筹款,对于群众利益争取的不大注意。曾做了无情斗争,把这种现象打下去,渐渐注意群众切身利益的拥护。可是因为群众工作没有很好的转变,还不能取得大的成绩。过去工作人员及游击队不顾群众的利害和打击敌暴露目标,引起敌人摧残群众。只要自己本身不受打击,群众被摧残和损失好象〔像〕与他无关。我们曾不断的斗争,消除这一现象,处处以群众利益为主,以群众利害关系决定我们的行动,总是使群众不受大的打击和消灭、摧残。对于群众被捉被打,我们用一切方法援救,发动群众实行互济,这样使群众认识我们处处关切他们,一切行动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对于一切脱离群众的行动严厉打击,特别对于肃反错误的纠正,使群众大大兴奋,更亲密的密切与我们的联系起来,这对于周围的群众争取更大的影响。对于打土豪,绝对执行阶级路线,在长期的游区周围,很多真正土豪,不是□了就是逃到城里住,这样打土豪筹款不得不打,打富农以至打到中农、商人身上,如继续下去是非常危险。我们首先反对这样打土豪,宁可自己受困难,另由其他方面去打土豪,严厉禁止这样破坏我们的现象。对于富农捐款也禁止。在我们游击区,得到富农的中立,对于我们反对敌人的“进剿”是有帮助的,不致使富农坚决反动,帮助敌人来进攻我们。同时我们对于富农应有戒心,信南很多同志曾忽视这一点而受到不应有的牺牲(如李乐天牺牲等等)。 群众斗争中对于落后分子的争取,是巩固团结、对抗敌人各种进攻的最主要工作。这些落后分子,只有我们努力争取,是很可能站在我们这边反对敌人,而只有把这些落后分子争取过来,才能巩固自己,使敌人失掉了耳目,失掉了领导而变成软弱无力的进攻。许多人把落后分子当成反动分子一样看待,必然遭受打击和失败,敌人正希望我们这样做,他才可以增加进攻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在敌人进攻特别注意争取落后分子,用一切方法向他解释,即或他偶然透露了消息,我们不应把他当反动分子看待,而用阶级教育去说服,使他感动,站在我们方面。有些对于我们工作人的不满意,我们应该实行自我批评或向他解释误会。常常在敌人进攻中,发现我们过去工作中对于落后分子的不好的处置而受敌人引诱来进攻我们。受到一些打击,使我们在血的教训中注意了这一工作,而且收到了大的成效。 为了分散敌人的力量,特别打破敌人的企图,以自新分子做死走狗进攻我们,因此我们对于仅仅自新而未做任何反动事情的分子,使他消极中立,对于叛徒和反动的分子采用坚决的反对态度和必要的办法。群众对于自新和叛变是最痛恨的,对于许多光荣牺牲和被捉的坚决分子十分爱敬,并用各种方法去帮助他们,群众常常对于工作人说,你们不要做“反水鬼”,反水要不得。 对于农民群众的组织是感觉很大困难。一方面由于农民的散漫性,同时加以在残酷的斗争中,敌人对于加入组织的采用屠杀,使我们对群众组织不易建立。过去工作中又把群众组织变成第二党的形式,后来我们采用工农同盟的组织,把基本地区的群众组织起来。可是为了使他们加入组织时,一定使他们明白组织的意义,主要的还是与他们的利害联系。开始,我们以反对敌人进攻,实行互助为动员他们加入工农同盟,有些地方不正式提出组织的名称,只说我们联合一致反对敌人,以后再使他们了解我们,更用群众中日常问题以及群众互相的问题,都在这一组织中来讨论来解决,使他们直接感觉这种组织对于他们的利益,保持组织的作用。有很多地方不注意这一方面来运用组织实际教育群众,使成立的组织无形垮台下去。总之,在农民中,特别在斗争严重环境中,组织工作较困难进行,处处要以各种方法和耐心的进行,才能使群众组织发展起来、巩固起来,这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干部多是农民成分,更缺组织能力,不注意组织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成绩,很多同情和拥护我们的群众,但没有把他们很好的组织起来。 对于群众斗争的教育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新的区域群众,他们有很高的热情,而无斗争的经验,常受敌人的欺骗(如冒充游击队工作人员用各种欺诈方法等等),遭受打击,影响他们继续斗争的热情。因此我们把敌人一切手段和其他直接斗争的经验告诉他们,而且不断的教育,受打击后还要教育,使他了解而接受,因为农民无经验的事是不相信。我们在敌人新的进攻和对其他区域所用的手段,常常告诉和教育全区的群众,经过几次事实后,农民才相信我们的一切话,如告诉群众如何侦察敌情,如何做标记表示有无敌人,如何传达消息等等,都是要进行教育,才能在实际中获得更多的对于我们的帮助。 我们做群众工作的干部能力太弱,旧的方式不易转变,我们若用大的力量去进行教育,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成绩,仅仅是将他们从前只争群众同情,而不注意群众切身利益的争取,以及组织工作的认识转变了,可是许多群众工作的方法没有多的改变,也是群众工作不能做得更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五、党的领导作用 一切斗争的胜利和失败,对于党的领导正确与否是有密切关系,也可说党的领导决定斗争的前途。 我们转到信康赣雄游区,能够坚持与敌人进行最后的斗争,正是因为首先建立党的正确领导。如若继续过去错误的领导,这个游击区在敌人残酷的长期进攻中有消灭的可能,即或没有全部消灭,也不能保持原状,更谈不上发展游击区和土匪主义的继续发展,有可能走脱离党而为土匪的危险(当然名义还是游击队,但实际变成土匪)。特别在长期的坚持斗争,每一斗争的紧张中,发生不断的叛变和逃跑,没有党的正确的领导,也不能巩固自己的营垒,与敌坚持斗争到底。至于在对付敌人进攻和转变我们一切斗争方式以及战术运用,克服许多的不正确倾向,更依靠党的正确领导来解决。 在失掉中央的领导,陷于孤立斗争的环境,保障党的领导正确,以我们的经验,必须依靠以下几个条件: (一)要时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加强对于整个斗争形势的估计和分析的正确性,来保证党的方针正确。这一方面我们曾进行过学习理论的运动(我们曾带有少数的理论书籍,如“列宁主义概论”、“国际纲领”、“‘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政治常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等等)。 (二)要用尽一切方法取得报纸看,能够了解全国形势,不致弄成狭隘的局部的观念,并在干部中进行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这方面对于县一级的干部政治水平有相当提高,但对于区一级干部成绩少,由于文化程度低,不识字,加以环境不允许经常集会和谈话。在估计政治形势和确定自己的方针时,应该依据全国形势,确定我们的总方针。随时依照自己当地的斗争形势来决定一切执行方针和反对敌人进攻的方法和策略,这样才不致使我们与全国斗争脱离,同时可以力求我们的斗争与全国斗争的联系。 (三)要在斗争中时时检查自己的方针和策略是否有错误,在斗争中学习一切经验与教训来帮助对于以后斗争的领导。 (四)以最高警觉性注意时事和敌人一切动态,以敏锐的观察和分析,以判断事先布置我们的工作以迎接敌人每一次的进攻。 (五)以最坚忍不挠〔拔〕的意志来坚持党的正确方针,任何困难情形绝不动摇而改变自己的方针。 (六)领导者自己的模范作用。任何纪律,任何困难,领导者自己要绝对遵守,不怕任何苦,如二年多不住房子,吃冷饭饮冷水。任何危险和困难,坚持不动,才不致受埋伏包围而影响全党,特别是最有力的。这种模范可以帮助克服□□现象,巩固自己的阵线。这在环境的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有左右全局的意义。 (七)领导者要常在斗争前线的地区观察一切征兆,才能事先指出全党的工作。 在党的领导方式上,开始,我们曾极力集体领导和会议生活,不久因环境日益吃紧,使会议困难,各处干部不断的牺牲,党的组织极不健全,常常一个区只有党团工作一个人。为了加强各地的党直接领导力量,把许多干部分派各地作经常的指导工作,形成个人负责制,同时成为绝对集中制,这是为了保证在最紧张的斗争环境中党的正确领导实现,直到和平以后才恢复集体领导,实现民主生活。 我们对于每次敌人进攻,事前已知道,迅速判断,各地的负责人如找来谈话时,用直接谈话的方式指示对抗敌人一切工作,否则用信指示。遇有任何问题都给予具体指示和回答,并将某地方发生的问题和指示转抄其他地方以供他们的参考。这样具体的指示方法,对于工作和干部是有大的帮助的。 区委的组织极不健全,只有几个中心区域较强,斗争的过程中,事实上县委的同志成为区委的书记,真正起区委的作用仅是中心区委。 支部工作一般说来没有很好的建立,形成区委同志代替支部的许多工作,这样使支部离开区委就不能独立工作,但在斗争的要求,是要支部有独立工作能力,只在基本地区的几个支部达到相当的程度,其他成绩较少。 六、党内教育和斗争 在这样残酷的长期斗争中,以及经过长期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敌人不断的进攻,各种困难与困苦,特别是与各方失掉关系、孤立战斗的状况下,加以干部成分几乎全属农民,很易于发生各种各色的倾向和现象。最严重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叛变、逃跑。几乎在每一斗争达到紧张关头,或是全国某一事变结束,都要或多或少的发生叛变、逃跑事件。这一现象,一方面可以直接影响我们当时的斗争(如叛变后即带敌人进攻);另一方面间接影响我们内部的巩固,所以反叛变和逃跑的斗争可成为整个斗争中的一个主要斗争。这种叛变(以当地人居多)逃跑的(以河东苏区的人多)发生是有两个来源的。 1.最主要的是政治的动摇。只见眼前的严重现象,没看见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在敌人严厉进攻中以及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的解决,认为革命无希望,于是叛变逃跑。 2.由于个人主义的发展不能牺牲自己来为革命,如是就不能吃苦耐劳,尤其是许多干部当着未被敌人捉着时表现很坚决斗争,到被捉后就实行叛变。还有一种尤其生活腐化,把革命意志消磨和丧失,而在斗争紧张环境到来就实行叛变逃跑,以图个人出路。 这两种是互相关联而不易分清,同时客观上由于长期艰苦的环境,干部以农民成分为主,再加以党的政治教育差,于是促进这一现象的发展。 我们研究很多叛变逃跑的分子,绝不是一时的动摇,而是有他的长久根源。如在政治上由某种倾向到动摇以至叛变逃跑,如开始很纯洁,由于到独立工作时即无经常的监督和教育,在某种环境下由贪污腐化发展到脱离群众、镇压群众,最后叛变革命。因此,我认为要消灭这一现象,就不仅从消极方面开展反叛徒逃跑的斗争。还应从积极方面加强党的政治教育,从政治上来坚定动摇分子。同时注意每个人的开始的各种倾向与不好意志和行动,用教育方式进行斗争,使他不致发展起来。这种积极方面的工作和斗争,是能争取许多动摇分子,坚定起来坚持斗争,可能克服这一严重现象的发展和增长。事实上我们在信丰已获得大的成绩,叛变逃跑现象大大减少,县委机关内从未发生过这一现象。谁不了解这一点而不努力于这一工作,也就使叛变逃跑的现象日益严重起来。南雄和信南因为不注意积极做这方面工作,造成在最后时期的严重现象,而影响整个工作的发展。 当着我们由河东转移到游区时,主要的是反对失败情绪和企图脱离当时的艰苦斗争,以及反对在长期斗争中不耐心的忍耐的进行艰苦斗争是很重要的,才能把内部巩固起来,保证坚持斗争到底。 在政治上易于发生几种倾向:只看见全国形势发展而忽视当前自己的斗争的形势而发生空洞乐观,结果放弃自己的斗争准备和布置,易于受到敌人的打击。另一种是右倾,只看自己当前的严重形势,而看不见全国形势和革命实际的发展,就要发生悲观失望,大家依靠天吃饭的倾向,只希望全国的形势来改转自己的斗争现况,不了解要用主观的斗争来争取形势改变,一遇全国某些事变的结束,就要悲观失望,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是最危险的。 在游击战争中不相信群众,只希望单靠军事力量来战胜敌人,以及在资产阶级在敌人长期进攻中不能忍耐,企图将部队集中去同敌人拼一拼的冒险主义也有发生。至于游击主义和土匪倾向更成为主要的现象和斗争,在群众工作中的雇佣观念,脱离群众,欺压群众(如好多的干部开始做工作也就象〔像〕自己当了官一样,公开向群众宣布这条坑为我管,一切事都归我说话)以及假公报私仇,乱罚款子等等。 在生活中贪污腐化现象特别创造许多腐化的理论(如游区应当吃好些,不吃不喝就要准备逃,不吃不喝不穿死了也不值得,找伙计婆更普遍),至于怕困难、消极怠工更属普遍。 因此,我们为了克服这种倾向和现象,作了坚持的无情斗争,同时采用了各种教育办法,如将种种现象写成教材或在全党游击队中进行教育,如遇有新的现象,毫不放弃把他轻轻放过,但这斗争主要是教育的性质。 因为在我们这样环境和条件,使我们一方面同各种现象作斗争,同时不得不采取群众的教育的方式,一切简单的斗争方式在这样斗争的环境只有害而无利。但有一个主要标准,一切错误分子只要他不投降敌人,我们于是用耐心去教育去争取他。相反的,我们对他应该提高最高的警觉性,否则就是帮助了敌人。 这三年斗争是在最残酷的、最尖锐的环境,同我们敌人苦打奋斗,同时不断在党内进行残酷的斗争,依靠党的政治教育去克服一切现象来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是在这样内外的斗争中最后战胜了我们的敌人。 [1]西江县,位于江西省会昌、瑞金、雩〔于〕都三县交界地带。 [2]梅坑,是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所在地。属江西省瑞金县。 [3]金鸡、新田、安息、固陂,是江西省信丰县东部的四个乡。 [4]博古,即秦邦宪,当时是中共中央派往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 (1)本篇系项英1937年12月7日到9日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原报告共6部分,本文收入第1、第3、第4、第5、第6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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