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生平大事年表1938年（40岁）

1938年（40岁）

　　1月3日晚，周子昆率30多名干部抵达武汉。项英表示欢迎，同周子昆交谈，一部分干部随即充实到军部机关。

　　1月4日，和张云逸、周子昆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由武汉去南昌。动身前，和张云逸、周子昆、曾山与留武汉办理交涉的叶挺合影留念。

　　1月6日，率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到达南昌，随即与陈毅会面。

　　1月10日，召开新四军机关干部会，专门讲了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问题。

　　1月10日下午，顾玉良陪同闽赣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黄道和红军闽东独立师政委叶飞到达军部。11日，项英听取黄道、叶飞汇报后，传达了党中央将红军游击队集中编为新四军的决策，同他们研究了部队集中编组事宜。

　　1月10日前后，主持东南分局成立会议。项英传达了党中央对东南地区党的工作和红军游击队集中编组的指示，研究了分工、机构设置和近期工作安排。确定将东南分局对外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由黄道任办事处主任。

　　1月12日前后，会见皖浙赣边、湘赣边、闽西游击区的代表，听取汇报，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编为新四军的决策，同他们研究了部队集中改编事宜。

　　1月13日前后，与曾山在听取黄道、叶飞汇报中得知，黄与叶及叶与刘英间关系紧张，进行耐心帮助，强调要按党的原则和尊重党的利益前提下解决矛盾。

　　1月16日，同曾山动身去湘赣游击区，先在吉安听取了湘赣游击区负责人谭余保的汇报，接着到莲花看望了湘赣边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同他们研究了部队集中编组及坚持斗争的问题。

　　1月下旬，与曾山到达赣南大余县池江，于29日将湘赣游击区的情况向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写出报告，向赣粤边游击区的干部传达党中央指示，同他们研究了将红军游击队集中编组和坚持斗争问题。

　　2月12日，与曾山从赣南回到南昌。当晚，出席军部机关为叶、项军长到来举行的欢迎会。讲道，由于干部来自四方，阅历、特点不同，要互相学习，团结共事，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2月13日，出席叶挺主持的会议，听取副参谋长周子昆和参谋处长赖传珠汇报部队编组、集中情况。要求军机关要大力抓好部队集中的工作。

　　2月14日，与陈毅致电毛主席：新四军组建后，不宜全部集结皖南，应尽量前伸，向苏浙赣边地区配置。15日，毛泽东复电项、陈：同意所提行动原则，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是苏南的茅山山脉。

　　2月15日，新四军教导队第一期开学。在讲话时，要求教导队参照抗大的教学经验，结合新四军的实际来设置课程，搞好教学。

　　2月中旬，组织军机关研究部队集中问题，规定行进路线，下达集中通知。

　　2月16日，向长江局和党中央报告：部队动员和集结情况；东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分局工作展开情况；当前工作安排，强调以毛泽东的谈话作为指导工作的“纲要”；建议中央派一得力的人来负分局领导责任。

　　2月19日，与曾山会见闽浙边游击区负责人刘英派来的代表龙跃、余龙贵。听取他们的汇报，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和东南分局关于闽浙边红军游击队主力由粟裕率领编入新四军、刘英留浙南坚持斗争的安排。因事关重大，请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前往浙江传达和部署。

　　3月9日，与叶挺接见、招待上海煤业救护队成员，介绍了新四军前身的光荣历史，动员他们参加新四军。4月，这个救护队在忻元锡、陈昌吉、叶进明等领导下，带领23辆卡车、两辆救护车和120多名救护队员，集体参加了新四军。

　　3月中旬，刘英来到南昌。项英与曾山一起听取汇报，介绍了红军游击队集中的进展情况及坚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安排，要他们利用新四军在温州、丽水设置的办事机构作掩护，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动员一批工人、学生参加新四军。对刘英与叶飞之间的矛盾，要按照党的原则和党的利益前提下解决。

　　3月16日，发表《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的战斗》一文。强调要加强政治教育，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不能因搞统一战线就曲解为自己与人家一样。

　　3月18日，接毛泽东电报，任命袁国平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至此，新四军和各支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均已确定下来。

　　3月下旬，与曾山研究后指示各省委、特委，对恢复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党员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以军分会书记名义，要求各部队积极协助地方党组织做好恢复与发展工作。

　　4月5日，率新四军军部机关由南昌进到皖南歙县岩寺。此时，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岩寺附近集结，第四支队在皖中舒城、庐江地区集结。上旬，初步确定派先遣队去苏南进行战略侦察。

　　4月中旬，新四军军部召开营以上干部会。项英讲道：这是南方红军游击队会师的会议，南方红军游击队将形成铁的力量；番号虽改变，但人民军队的性质没有变；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新四军的关怀，提出集中期间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叶军长是北伐名将，要很好尊重领导，听取指挥。

　　4月中旬，和叶挺等一起，组织部队应对国民党第3战区高官的点验，使部队及早开赴敌后；确定将教导队扩建为教导营，于23日开学。

　　4月24日，接毛主席复电，赞许“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立即与叶挺等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抽调侦察分队组成先遣队，共200余人，由粟裕率领。26日，召开干部会，项英对先遣队的出动作了动员，介绍新到的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与大家见面。28日，和军领导人欢送先遣队出动。

　　4月29日，向毛主席和长江局报告：先遣队已出动，各支队不日将陆续跟进。

　　5月4日，接毛泽东电报，要求到敌后开展游击战，建立茅山抗日根据地。14日，中央书记处又电示，新四军应到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展武装。他迅即转各部坚决执行。

　　5月，与叶挺向新四军各部队发出号召，到敌后开展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

　　5月12日，接到第四支队报告蒋家河口首战胜利的消息，迅即组织上报。15日，《新华日报》刊出这一胜利消息，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

　　6月7—9日，叶挺于7日向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提出，要求“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毛泽东、洛甫于9日复电长江局并告项英：批准成立新四军委员会，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

　　6月15日，发表《新四军的昨天和今天》一文，对新四军的由来、编组和集中情况作了介绍。

　　同日，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陈毅率第1支队与粟裕的先遣队已在溧水会合，正着手建立茅山根据地。报告提到第3、第2支队部署及展开情况。

　　6月16日，按规定写出历史思想自传。

　　6月17日至19日，新四军召开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到会讲话。

　　6月23日，致信陈毅，对先遣队取得韦岗战斗的胜利给予很高评价，称赞“先遣队的确起了先锋作用”。信中提到在茅山建立根据地要注意的问题。

　　6月下旬，新四军召开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到会讲话。

　　7月，会见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刘晓、沙文汉，听取他们的汇报，交流了情况。

　　7月28日，由南陵县土塘动身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先参加了9月14日至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接着参加了从29日开始举行的六中全会全体会议，在30日上午作了《关于新四军的成立与现状》的报告。由于叶挺去电催促及战局形势的急剧变化，项英未等会议结束，经批准于10月初离开延安，22日回到皖南泾县云岭军部。

　　8月，赴延安途经武汉时，会见了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介绍了新四军成立前的光荣历史。斯诺称红军游击队是“决死的部队”，称项英是“由坟墓里出来的”。

　　9月27日，在延安致电叶挺等人，祝贺新四军成立一周年。

　　9月，在延安参加六中全会的晚间，同女儿项苏云、儿子项学成作短暂团聚。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同儿女在一起。

　　10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叶挺、项英，祝贺新四军成立一周年。指出：“新四军在与日寇血战的一年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打击了日寇，壮大了自己，创建了游击区域。”

　　秋，经军分会决定，第一、第六团对调，第三支队第六团划归第1支队建制，第一团调皖南整训。

　　10月，批准派军部印刷厂厂长陈昌吉去沦陷的上海了解情况，带去一些照片，通过在租界出版的《译报》和《译报周刊》介绍，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

　　10月31日，在新四军和东南分局机关党员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11月1日，参加新四军教导总队开学典礼，并作报告。

　　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会议确定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他仍为书记，曾山仍为副书记。

　　11月上旬，听取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汇报，要求他们要在敌沦陷区开展武装斗争，要注视局势变化，保持警惕，救亡活动从城镇向农村延伸，扩大活动地区。

　　11月10日，毛泽东等致电项英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白崇禧已允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二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根据六中全会确定的向北发展的方针和毛主席指示，于17日派参谋长张云逸率一批干部和军部特务营去皖中，加强江北抗日斗争的领导。

　　11月，和军分会决定，军政治部举办的《抗敌报》在云岭创刊。

　　11月，会见美国著名记者、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介绍了新四军的历史和发展、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培养干部等情况，并预支津贴费3元招待史沫特莱。

　　11月底至12月初，上海民众慰劳团由新四军联络员、印刷厂长陈昌吉陪同到达云岭。项英召开大会，代表已去广东的叶挺军长、军部及全体指战员讲话欢迎，接受了慰劳团赠给的锦旗，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12月2日，项英以叶挺和他的名义，给上海工人救亡协会、上海妇女难民救济会分别写了感谢信，表示：“坚持江南抗战，变敌人后方为前方。”随团访问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大美晚报》上连续作了报道。

　　12月1日，接中央书记处电示，要求“新四军应成为江南（包括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产婆”，给闽、浙、赣地方党派干部，建立新的武装。浙南、闽北、闽粤边的游击武装就是当时留下的种子发展起来的，他们长期坚持斗争，于1949年配合解放军主力迎来全国的解放。

　　12月16日，得知叶挺难以在粤东开展抗日活动后，致电党中央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称：“希夷在广东既不能取得名义，最好劝他回新四军工作。”

　　12月25日，召集红军老战士开会，座谈发扬优良传统问题。

　　冬，与曾山同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讨论福建党的工作。他指出：福建形势还会有变化，要有在沦陷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原闽北游击区的工作要继续加强，可作为将来斗争的基本区域；鉴于国民党顽固势力摩擦事件增多，领导机关要做预防不测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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