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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39岁)


  1月,编出《帝国主义》教材,介绍帝国主义的现状、对中国侵略等情况,揭示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关系,正式印发各游击队学习。

  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搞“北和南剿”,加紧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清剿”。领导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开展新的斗争。

  2月,蒋军第四十六师在保安团队配合下,对信康赣地区进行篦梳式“清剿”,立即布置反抄山措施。陈毅随南雄县委活动。

  2月下旬,同信康赣县委书记刘符节及警卫员共5人跳出蒋军包围圈,来到大余县新城区鹅湾里隐蔽,指挥地下人员割电线,散传单,将标语贴到国民党区署门口。当抄山的蒋军撤回时,他们又返回游击区。

  3月下旬,从香港报上看到党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立即写信通报各游击区,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进一步发展,抗日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但要警惕国民党军新的进攻。

  4月,与陈毅在梅岭开会,检查兵运工作。

  5月初,发生“梅岭事件”,蒋军利用叛徒诱捕项英和陈毅,与陈险遭不测,幸又重逢。

  5月下旬,蒋军第46师发动新的“清剿”,指挥被“清剿”地区游击队向外线游击,其他游击区积极策应,再次粉碎了蒋军的“清剿”。

  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得知发生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迅即召开特委会议,确定了同国民党当局举行谈判、联合抗日的方针,写出《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的文章,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对日宣战,反对和平妥协,表示愿意联合抗战、为保卫祖国而奋斗。

  7月下旬,从香港刊物看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迅即召开干部会学习讨论,领会党中央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对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联合抗日的要求。写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阐述了党的路线的转变。

  8月初,在赣粤边游击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卢沟桥事变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党内的中心任务,各级干部应尽快实行由反蒋到“联蒋”、由内战到抗日的思想转变。

  8月8日,同特委成员研究后,起草了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联合宣言,指出:为争取民族解放,挽救国家危亡,愿遵照党中央的路线,放弃对政府的敌对活动,停止游击战争,与国民党政府合作抗日。同时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对游击区的“进剿”。

  8月20日,以赣粤边特委名义,写信给国民党江西和赣南军政领导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敦促协商抗日事宜。

  8月25日,以赣粤边特委名义,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号召赣粤边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同时指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已停止游击战争,待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达成协议后,即开赴抗日前线杀敌。

  8月27日,和陈毅接大余县长彭育英专函,表示欢迎红军游击队下山谈判。与特委成员研究,认为谈判时机已成熟,由陈毅作为谈判的全权代表。

  8月下旬,根据闽赣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的要求,派陈丕显前往传达形势变化和中央政策调整的精神。

  8月下旬,与陈毅研究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内容和注意事项。陈毅经两次谈判,于9月12日在“合作意见书”上签字。

  9月21日,到赣州同国民党赣南军政负责官员就红军游击队集中的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9月24日,作为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应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之邀到南昌,就解决赣粤边以外的南方其他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进行谈判。他在报上看到《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9月27日,应邀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会上发表讲演,表示愿共同抗日。

  9月28日,给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写信,对他们的英勇斗争表示敬意,告知局势变化和政策调整,决定将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武装。

  9月下旬,给在南京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军代表叶剑英发去电报,请他们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告诉他为各边区部队改编到南昌谈判,即日回赣南,请派人去联络。

  9月29日,离开南昌前,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等指示精神。

  10月1日,回到大余县池江驻地,立即召开干部会,传达《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精神,讨论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集中整训的问题。随即派人去附近游击区传达联络。

  10月上旬,组织红军游击队学习,帮助指战员实行由反蒋到联蒋抗日的战略思想转变。

  10月11日,博古派顾玉良来到池江找到他。项英随即对工作作出安排,确定由杨尚奎任赣粤边特委书记,到吉安同陈毅交谈研究,请陈去湘赣边游击区传达,然后由顾玉良陪同转赴南京,23日到达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10月26日,离开南京转赴延安,11月7日到达。

  11月8日,出席中共中央为项英举行的欢迎会。同叶挺会面交谈。

  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准备向党中央汇报,写出《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于12月7日报送中央。

  12月11日,在延安《解放》周刊上发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一文。

  12月9日至14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13日,政治局通过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和南方红军游击队开展的三年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政治局会议重新明确:中央常委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9人组成。

  12月14日下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确定了新四军的编组原则。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12月14日,毛泽东与他联名复电叶挺:新四军的编组,原则上可按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各支队在长江南北展开游击;新四军的干部配备,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

  12月23日,率中央军委派往新四军的第一批干部50多人到达武汉,同中央代表团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会面,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新四军编组和组织领导的决定事项,就新四军的干部配备作了研究。当晚,同叶挺军长见面交谈,研究了新四军编组的有关问题。

  12月24日,叶挺在武汉大和街26号,招待项英和从延安来的干部吃饭。项英强调要尊重叶军长的领导,加速部队编组。

  12月25日下午,项英和叶挺、张云逸召集已到武汉的新四军干部和技术人员开会。叶挺和项英分别报告了抗战形势、上海和南京失陷经过及原因,布置了当前工作。这实际是军部机关成立的会议。

  12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意图,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在坚持共产党对新四军绝对领导的前提下,同意在军以下编为4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两个团,隶属于第3战区管辖,位于江北的第4支队归第5战区指挥。

  12月27日,向叶军长介绍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协议的情况,就领导骨干配备又作研究和确定。

  同日,向毛泽东、洛甫报告: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并就干部配备提出建议。

  12月28日,接到毛泽东复电,同意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及各支队领导干部配备。

  12月29日,向党中央报告:同高敬亭、傅秋涛见面交谈情况;不日将转赴南昌,指导各地部队集中。

  12月30日,接到洛甫、毛泽东等来电,明确了新四军成立后的部署,“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湖口及沿江之敌,陈毅支队置于江南,高敬亭支队置于江北。

  12月,接到斯大林从苏联捎来赠给他的手枪1支、望远镜1架、毛毯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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