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新年处处

新年处处

　　提起年，我就有点伤脑筋，它给我的印象，除了儿时是欢乐的除外，长大以后，我从来没有过一个快乐的年；因此每到年终，一听人家谈起过年，或者在街上看到一些热闹的过年景象，我的心里不由得涌上一层深刻的悲哀。

　　记得小时候在家过旧历年的时候，我真高兴得像发狂似的整天跳跃，欢笑；可是很奇怪，母亲的脸孔，老被一层愁雾笼罩着，有时也勉强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来笑一笑；总觉得不自然。有一天，她和六祖母在谈债务的事，六祖母大概是欠了人家的债，没有在年底还清，所以债主每天早晚来逼她，弄得六祖母眼泪婆娑来找我母亲求援。母亲说了许多安慰她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一句：“年啊！年啊！儿童欢乐大人愁！”在当时，这句话的含义我并不了解，到如今才觉得她是说出了所有父母在岁暮天寒所感到的悲哀。

　　我的一生也真像水上浮萍，到处飘流，四海为家。也许因为从少年时代就过着流浪生活的缘故，所以不论过年过节，乃至自己过生日，从来没有把她放在心上，要不是别人提起，或者看到日历，我就会忘记得一乾二净的；但在我的生命史上，有三次过年的经验，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一次，我住在上海的亭子间，靠着卖文为生，认识的几个朋友也都是和我一样，甚至比我穷。过年了，谁也没有力量请谁过年，谁也不去打扰谁，我本来有一位朋友请我去吃年饭，她是结过婚的，和丈夫住在一家小客店里，我起初答应了她，后来忽然想到长沙有句俗话，如果一个单身客，参加到一对情人或者一对夫归的场合，便是“萝卜干”。我不愿意做萝卜干，于是毅然地拒绝了她的一番盛意，躺在床上，看了一天一夜的书。我没有吃一点东西，只喝了一杯凉开水；我感觉特别清静，特别轻松，我觉得人生最麻烦的事，就是吃饭穿衣，如果整天躺着不冷不饿，实在太幸福，而人间也不会发生什么抢夺，战争的事了。

　　第二次，是在北平女师大读书的时候，我欠了厨房两个多月的伙食费没有还。（那时每月六元）过年的前一天，厨房老板向我下了最后通牒：“再不还债，我就要没收行李！”我暗地里觉得好笑，他不知道我箱子里是些什么东西，除了几件换洗的补了无数补钉的破衣服而外，便是一满箱子的书和一些日记，书信，文稿之类。为了要逃避老板那双好像要吃人似的眼睛，我躲到一位朋友家里去过年。她买了半斤肉，一斤萝卜和一斤白菜，四两粉条煮了一大锅，从三十吃到初一，两人互相谦让，她夹一块瘦肉给我，我拣一块肥肉给她，两人苦笑者，眼里含者泪珠；可是谁也没有让泪珠滚下来。她有一个两岁半的孩子，我们的目标都集中在孩子的身上，很想让他多吃几块，只因自己很久不吃肉，喉咙痒痒的，好像非肉不饱的样子；那天的白菜萝卜不知怎的这么好吃，又香又鲜，菜一进口，就像水银似的一下就滑进喉管去了；现在想要仿照那样煮来吃，无论怎么煮法，也没有那次的好吃了，这真是一个不可解释的谜。

　　第三次，二十四年我在日本过年，看到他们那样热烈庆祝新年的景象，想起了被侵略的祖国，和温暖的家乡；想起了自己只身羁留海外，随时被侦探监视，不论行动，书信都不得自由，其中的愤懑和苦闷，不是过来人，是绝对想象不到的。

　　尤其使我感到痛心的是我住的地方——目黑，完全是日人区，大鸟公寓里一共住了四十多人，只有我一个是中国人。元旦那天，我们门口，飘扬着一面崭新的太阳旗，不论什么人见面，都得向它行那九十度的鞠躬礼，说着“御目出度”。这时候，我第一次这么刻骨地想念我们的国旗，是的，国旗是代表国家的，我是中国人，我绝不能离开中国而生存！我立刻锁了门，跑去搭车到了神田区；远远地看见我们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飘荡在中华留日学生会的房顶，我这时的高兴，真像一个阔别了故乡十多年的游子，一旦归来投入了慈母的怀抱，我高兴得流出了热情的眼泪。在会客里坐了一会，看到了许多同学，我也像日本人似的，不论认识或不认识，都向他打招呼，说声：“恭喜恭喜！”

　　元旦的中午，我和一位朋友在中华料理店吃饭，还特别叫了一盘炒辣子鸡，和一盘虾米烧白菜，要了四两白干，吃得又醉又饱。中华料理店，也挂着我们的国旗，我们一面喝酒，一面眼睁睁地看着国旗飘动，它好像在向我们微笑，向我们说着：“恭贺新禧！”

　　吃完饭，我们又回到中华留日学生会去聊天，为的这里的国旗大，旗杆高，站在楼上，望得也更远。在将醉未醉的心情下，国旗好像是我的母亲，我的情人。我敬他、爱他，彷佛一秒钟也不能离开他。直到现在，我一见到国旗，仍然有二十四年元旦在东京过年时的那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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