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小记”|王统照

“谈诗小记”(1)

　　一

　　记得十多年前已有人讨论过“写”诗与“做”诗的问题，我在那时即主张诗是非“做”不成。不管一个作者的烟士披里纯（如果他真有的话）来得怎么快，他总须会巧妙的支配他的文字；总会有烘托意念与想象的方法，他对于诗歌曾经用过相当的工夫，——如果他写的是“诗”。画一幅画先得对立意，布局，设色，取光等等基本的要素用心，“诗”怎么可以一挥而就？而且有人能够写做的迅速，除却敏捷的天才外，他于“做”的素养上早有根柢；而仍然是“做”不是在“写”。

　　时代不同，文艺的形式多变，但此中并非难易的分别，却是表现方法的差异。新诗的容易“写”成为新诗的诟病，实则对于“做”字上太少讲求。所谓“做”并不是装模，作样，离奇诡异；尽管在诗中嵌入什么思想，对人生作何评解，皆有诗人的自由。不过既想借“诗”抒发自己的真感，又愿把所感传与他人，这那能不需要一点灵巧——一点抒发与传达的方法。一首民歌，一支小曲，读起来那么顺口，唱起来那么动听，在民间的传播力量又那么深广，还不是顷刻编凑或一挥而就的。经过相当时日，把内容，形式调谐适合，富有民间的普遍性，（自然情绪必须真诚）它方可存在，方可使唱者听者都心领神会。取譬不远，民歌，小调尚且如此，为什么我们不相信“诗”得要化费点“做”的工夫？这并不是主张什么艺术至上主义。若认为诗只可“写”不能“做”，则艺术二字着落何处？

　　二

　　一首完美诗歌，除去情感的调谐，（普通只说“情感丰富”，太笼统了。虽有丰富情感，但既需用技巧的文字或口语作成诗歌，总不能如性感初动时那末直率与少有变化，故我称之为情感的调谐。）与意境的表达之外，声音确是要事。譬如大声哭曰“号”，无声的哭曰“泣”，号字出音强烈，饱满，泣字出音低沉，下咽；即不懂字义的听发音不同，所感亦异。又如硬软；长短；重轻，丑俊；拙笨；玲珑；稳重；轻浮这类意义相反的字汇，在声音上已有极明确的对比，善用之可使听觉与诗歌中的情调有一致的和应。时间，境界，事件，风景，——诗人所歌咏的人与物，果使他是个精心的作者，他准会选取相宜的字音，加重诗歌中感人的力量。

　　如“横空杀气结层阴”，（陆游的诗句）首二字皆张口发音，宏重，饱和，紧接上“杀气”两个低促的鄂齿间的逼音，与意义融合，声入心通，自然会供读者想到这四个字严重及其激切。落脚的“阴”字，飘扬上去亦与横空二字相顺。顺口读去，习而不察，但讲到选字，和音，却不可不知道这层道理。木工磨锯齿的涩音，令听者皮肤起粟，而唱《莲花落》、《叹五更》的，不管他的词意如何，却容易引人乐听的兴味。这便是声音调谐与否的问题。

　　固然，诗歌的成就不止在字音上，但妥贴的字音确能增强意义，扩张情感，而易于动人。写旧诗词要“选色侔声”，新诗又何尝不需要。表现的外形与内涵的思感虽因环境不同自有变化，可不能看轻“声依永”三个字的微意。

　　三

　　秋风猎猎汉旗黄，

　　晓陌清霜见太行。

　　车载毡庐驼载酒，

　　渔阳城里作重阳。

　　南宋诗人陆游到老来还不曾减损了内在的热情，至死还是把痴诚的希望寄存于未来的岁月中。我们的青年诗人当此“风雨如晦”，万方苦难的时代，为什么不要燃烧起如火灼的热情，为什么不许作沉痛放怀的哀哭？

　　我们这古老民族的勇壮歌声，自非一般只知拈花弄月，只会填格凑律，只能飘飘高蹈，只学投影做梦的“诗人”所能唱出的。青年的歌声也许粗糙，也许笨拙，也许不会入耳清圆或引逗灵魂的逍遥，可是他有的是“真”，是“热”，有磅礴的气概与悲壮的精神。

　　如何练习技巧，当该尊重，如何琢磨精良，也非妄费工夫。只要“做”出来的是“诗”，在现代比任何样文学作品并非没有力量。

　　谁能否认飘渺幽深的幻想，谁能否认凄清寂寞的意境，——这些幻想意境曾经创作成多少好诗。不过，这是什么时世，我们日日接触，时时听到的是什么样的“人间”味，此时，此地是何等苦难，又谁能不愤懑，烦促，打熬出悲壮的精神？何况是敏感的诗人，何况是青年的诗人？

　　试读江湖一老的放翁诗，我们岂可因为青年诗人的粗疏，便觉得不值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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