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醋栗》为例|王统照

以《醋栗》为例

　　你如果没读过旧俄时契诃夫写的这篇小说——《醋栗》，我倒劝你闲空里看看。二十分钟后，你放下书本，你的心思会被引入十九世纪末期的帝俄的社会。它已到了必须崩溃的前夕，而一般地主、商人、小资产阶级却苟安、偷懒、贪图无聊的享受，同时又竭力想向上爬，挤入“贵族”阶层的卑鄙心理，都一一如绘，活在契诃夫的笔下。以《醋栗》为例，可说作者并没怎么使用技巧写成的短篇看去，已使读者受到深沉的感动。

　　契诃夫的许多作品，尤以短篇小说的写法，变化多端，不拘一格。但他能在表达上，突出的人物的例子上，善于集中，善于从小见大，更善于从平常的人物动作和语言中显示出某种社会或某个阶级的全貌。论契诃夫作品的文章已经谈的很多了。

　　难道这不是不讲技巧的“伟大技巧”吗？

　　这篇小说在这些句子后，还有颇长的一些议论。及至他回叙到他勉强留住在他弟弟的庄园里，一清早就跑出来，“从此我在城里就待不下去了。……我老了，不适宜于作斗争了；我甚至不会憎恨了；我只能心里发闷，觉着烦躁，气恼；……我睡不着觉。……唉，要是我年青就好了！”

　　这位仿佛在政治讲台上，由于过分热烈，下不来台的伊凡·伊凡尼奇，在阿里兴的客室里“激动得走来走去”。一会双手握住阿里兴的双手，恳求地说：“不要冷冷静静，觉着满足，不要容你自己昏睡！趁你还年青、强壮、有信心，永不疲倦的做好事！……如果生活有意义，有目标，那意义和目标就绝不是自己的幸福，而是比这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做好事吧！”

　　虽是借口书中人物，可是他绝无掩饰地在这里作批评社会的演讲，什么“幸福”，“默默地受苦”，这已有点像报刊上的论文或者宣传小册子中的字句了。可还有：

　　这是一种普遍的麻木病。每一个幸福而满足的人的门背后，应当站上一个人，拿一把锤子，不住地敲着，提醒他……

　　管它是什么“体裁”，又那能以什么“写法”作书呆子式的评论。它的效果多大！作者写到这篇的后几段，我想是一气怒发，又快又急，再没有怎样写，怎样才能打动读者的“闲情逸致”。不得不写不能不写的“创作”的力量迫在作者的笔下，洋洋洒洒，直贯而下，这里还有什么“忸怩作态”或“故作顿宕”的回环，用不到也想不到。

　　然而在当时，在后世，只要是个真诚的读者，读过这篇，一定会受很大的感动！

　　撇开体裁不论，论文也好，杂文也好，您读了上面的几段，想起十九世纪末帝俄社会的腐朽情况，您看的下去看不下去？您随着这位特定角色的独自念去，有激感没有？如果您的答复是“看的下”，“有激感”，那不就是这篇小说的成功！您还管他（作者）到底是采用何种体裁，像不像一般短篇的凑拢，描写……作者把他的郁感发出，也真会感到创作上的舒适和慰悦。因为他（这个他就作为伊凡·伊凡尼奇来说吧）的感情真挚，他的看法锐利、清楚，主要是他在暮气沉沉的腐朽社会中能保持住向前进取，为群众谋求合理的共同幸福的决心。

　　抄书太多，（不这么引证不易使读者完全明白契诃夫这一篇的特殊写法。）应向读者道歉！可是只读这些，您大概不怎么相信这是从一个并无很多字数（全文译成中文也不过八千几百字）的短篇中采来的吧？像论文又像杂文，这会是写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

　　我举出《醋栗》这篇，像是作者并不在技巧上用什么力量，但这也是契诃夫写法的一种。直率单纯，似乎平铺直叙，却绝不会使读者烦厌。看似作者在凭借人物发挥他对那时帝俄社会的斥责和对新人的期望，读者却没觉出他在说教，是在申述政治教条，仍然以很大的兴奋抢读下去。

　　契诃夫的短篇不但数量上使人惊佩，就写法上也是变化多端，不拘一格。有的极为巧妙，有的极见质朴；有的以气氛见长，有的以情节擅场，总之，作品中都有人在——不只是作者笔下的人，还有作者自己活生生的在字里行间。体裁如何，在契诃夫的脑中，笔下，我武断的看法，他是不怎么加考虑的。自然，每一篇为什么写，要怎样写，作者不会不早早想到，而且想的比较周至，所谓“意在笔先”。可是下笔以后，自己有时也难控制。即以这篇为证，起初还是从容布局，为伊凡·伊凡尼奇诉说他那位一辈子从小职员硬挤入庄园地主的弟弟的故事，和他到过那个庄园，吃过那园中不成熟的“醋栗”的种种反感。及至叙到这里，伊凡·伊凡尼奇（其实是作者借人物发挥思想）忍不住大发议论，一股炎炎上升的热情，给那时的帝俄社会下一次严正的评判，注射一次清醒的针剂。又为自己年老，斗争为难，把期望寄托在青年人——甚至是眼前在乡下经营着农务的小地主阿里兴身上，切盼他趁着年青对社会做些好事，不要像他那位虽生似死的老弟一样。

　　在我们的若干好的古典文学作品里，在一些外国的名著里，往往有些作者的笔墨是发于所不得不发，止于所不得不止，“横看成岭侧成峰”。其中怎样安排人物进行故事，或从议论里直露思想，或从琐细的形象上表示爱恶，绝不拘守一套呆板的成法和严格的“体裁”的限制。试从若干长篇、短篇、诗歌、戏剧、小说，随笔中都可以找出例证。只要是情真、理确，所谓“气盛言宜”，怎么“言”也无妨；根本不错，怎么“言”法都能感人。否则“虚有其表”，如何如何才是长篇，如何如何才像短篇的体裁，中空无物，“表”有何用？

　　佩拉盖雅的出场，表面上像是为了取毛巾、肥皂和茶盘、果酱，可是作者从她的出现显示出对年青人的赞美。她是个美丽的姑娘，在小说里没说一句话，没有一点别的关系。地主阿里兴只是和客人在浴池里洗澡谈了几句。布尔金的话更少。总之，这两位是完全为听伊凡尼奇说他弟弟的故事和他的热情主张的。戏是伊凡尼奇一个人出演。他弟弟尼古拉·伊凡尼奇的如何如何，以及他对那样苟安、自私、退缩到一个窠巢里去的无聊生活的愤慨。他遏不住一股怒火，一种不平的激情，他叙过他弟弟的地主庄园生活后，说：

　　……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生出一点哀伤的感觉；这一回，亲眼看到了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郁闷感觉。……你们看一看生活：强者傲慢而懒惰，弱者无知而野蛮，我们的四周处处都是叫人没法相信的贫穷，此外就是拥挤啦，堕落啦，醉酒啦，假正经啦，虚伪啦。……可是，偏偏屋子里也好，街上也好，一派的心平气和，安安静静；……幸福的人所以会感到逍遥自在，显然只因那些不幸的人在默默地受苦；没有那种沉默，也就不可能有这种幸福……

　　似是拖长的“说教”，读者却愈读愈生感动，看似“概念化”的写法，可有至理真情处处贯充，以此竟使读者忘了是在读小说；忘了是书中人物兽医的个人心愿。他（读者）坐不住了，静不下去，甚至要拍案而起，顿脚长叹，或则把书抛下，扶脑深思……

　　《醋栗》的人物共只四人，说故事者与激动者（兽医伊凡·伊凡尼奇），与他一道出游的高等学校的教师（布尔金），还有出游遇雨，他们赶到索非诺村，找到避雨处住夜的主人（地主阿里兴），再就是地主家的年青使女（佩拉盖雅）。

　　“文无定法”，无论古今中西是一个道理。不分别体裁，不从内容上决定形式自然不宜。可是只被体裁所拘，被呆定的形式圈住——所谓“填框框”的办法，没有真感，没有思想上的引导，即使把种种体裁分得十分清疏，把种种方法说来头头是道，而作品呢？“披土木以锦绣”，甚至连土木的内形也没有，只是一方装点门面的锦绣，揭开来看什么都无。这岂不是连“形式主义”也够不上的“体裁”论者的失败？

　　若只是为“创作”而“创作”，自己先无真感亦无灼见，思想上一团乱丝，情绪上半天风絮，想单纯从“作法”上找老师，就使找到一些表面上的“技巧”，又何救于你自己的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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