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何云同志|陶铸

悼何云同志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

　　每当听到一个同志牺牲的消息时，总要引起我们无限的哀痛。他们都是在沙场上视死如归，或在法庭上临节不屈的壮士。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的牺牲不仅是党的而且是全国人民的无可弥补的损失！

　　使我哀痛最深的，是这次何云同志的牺牲。当左权同志牺牲的消息传达到延安时，我按照那种情况，估计何云同志也许完了。后来并无坏的消息，我也将心放下，可是终究怀疑变成事实，从此幽明永隔，党失了这样一位战士，我也失了一位很好的战友。“寂寞难忘是友情”的感觉，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

　　我与何云同志的认识，是在一九三三年夏，我被捕解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时。那时他与我同号，后又判送中央军人监狱。我们是于“八·一三”上海抗战后才被释放出来的，在这种痛苦的，长期的患难相共的监狱生活中，我们之间建立了很亲切的同志友谊。出狱后我被派赴武汉工作，他不久亦因南京失守来到武汉，在《新华日报》工作，时相过从，我们是更加亲切了。武汉快要失守，我去鄂中，何云同志被派往晋东南，创办华北版《新华日报》，致彼此不通消息。记得一九四〇年我由鄂中来延，路过重庆，晤梓年、汉夫，得知他一些消息。至西安办事处曾写了一封信给他，但始终没有回信，我以为他或许调动了工作。后询华北回来的同志，知他仍在原处工作，非常努力，工作甚有成绩，且锻炼得比以前更为坚强，我是颇为安慰的。后听到他结了婚，那不消说我自更为故人庆幸的了，满以为在不久的将来，能在北平城下相见，痛饮三大杯，畅述离情。然而今天，我们的何云同志是壮年殉国了。遥望燕云，竟不能凭棺一哭，只能候他日驱走日寇，还我河山，至太行山上亲诣墓前一吊，聊抒我悲痛，能不怆然！

　　何云同志是牺牲了，这对于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关于他的生平及各个时期在工作上的表现，有很多同志为他表扬，我不想去提它，对于这样一位战友的牺牲，使我最难以忘记的，是他能在生死关头站得住脚，组织观念很强和为人很热忱，在患难中能显出他真实纯洁和对同志的爱。可不是么？在一九三三年何云同志被捕在宪兵司令部时，那里空气是极坏的，充满了惨无人道的事情，什么正义，道德，文明，爱，在那儿是看不到影子的，有的是惨毒的刑罚，有的是疯狂的屠杀，有的是死的威胁，利的诱惑，制造寡廉鲜耻，出卖灵魂的勾当。许多人经不起这样考验，堕入了那罪恶的渊薮。那时我们目睹这种现象是怎样的痛心呵！何云同志当时还是一个新的党员，他一进到宪兵司令部后，虽因看到一些曾自命为最革命的人，结果成为最无耻的叛徒，不无感慨与有点失望，但他与我们在一起，是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而战斗的，不管当时受到怎样的威胁，利诱，他毫不为之动摇，反之，他以很老练的姿态，积极地参加反叛徒的斗争，与帮助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志保持坚定。我当时很惊奇他这种革命的品质。在那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中，那是何等地难能可贵呵！使我历历如在目前的，是在一个黄昏的时候，拘留所当局找我出去谈话，同志们以为我第二天清晨一定要到雨花台（那是枪决犯人的地方）去了（因为我的案情相当严重，在拒绝“优待”与谈话后，是准备给他们“打靶”的，而该拘留所要把哪个人“打靶”时，照例先一天下午要找出去谈话的）。当我谈完话，回到号子的时候，许多同志都面带戚容迎接我，何云同志更热烈地握着我的手，几乎说不出话来（这是何等伟大的感情呵）！同时他张罗为我弄了一桌“饯行”酒来，劝我多吃点，他以极热烈的感情表现于他的每句话来鼓励与安慰我，并教育当时同号的许多同志。我当时真感动极了，我心中暗暗发誓：我明早如到雨花台去，一定要死得很壮烈，这才对得住这些同志。夜深了，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何云同志这时突然爬到我的身边，很激动地对我说，他是一个新党员，他看见一些老党员经不起考验，动摇叛变，心里很难过，但当他看到许多同志作艰苦卓绝的毫不妥协的斗争，甚至以自己的血来卫护党和革命时，他很感动，给他对革命的坚定以很大的帮助。他又安慰我，明天万一我有不幸，他一定与同志们坚持到底，要我安心，我的家庭他亦要设法通知与接济。一直谈到天亮他都陪着我。后来我并未被“打靶”，而传来的消息，却是说我已被判处无期徒刑，马上要送监，这在我当然是一种欣喜，因为暂时从死神的威胁下解放出来。何云同志则好象小孩一样地高兴，为我的生命获得保存而庆幸。我去监狱后，不久他也来了，而且也是背着一个无期徒刑。他很高兴与我在一处。我为这位身体不好的文弱书生要过长期的监狱生活会吃不消而担心，但他却满不在乎。而以后四年多的监狱生活，也完全证明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很坚定地度过四年多的监狱生活，干净地进去，干净地出来。不仅如此，而且他在监狱中，还用各种方法来帮助同志，特别是他利用在“教诲室”工作之便，尽量为同志们弄书籍，尽量给我们提供许多外面的消息。他从外面弄点东西，也从不个人享受，而尽量分送各身体不好的同志。如果说“教诲室”是一个很不干净的地方，大家都对它没有什么好感，但对何云等少数同志则是例外，他利用这个地方替全体同志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同志们是很尊重他的。后来在监狱进行的斗争中，何云同志虽也曾有些缺点，但很快就纠正了过来，他是始终站在正确的这一边的。我总感觉到，何云同志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不管在宪兵司令部与在中央军人监狱内，那时如果不以纯粹的自觉性来表现你对党是忠实的，对集体是尊重的，谁也不管你，谁也不敢管的。有不少同志就在这种地方不能表现出他的党性，而何云同志则完全相反，他能在这种地方表现出党性。他尊重大家的意见，有利于革命有利于党的事情要他做，他总尽力去做，从不讲价钱与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全。何云同志具有这种优良的品质，所以后来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时，大家都说他党性很强，那是很自然的。总之，何云同志作为党员来讲，确是一个很好的党员；作为朋友来说，那更是一个很够朋友的人，他真能肝胆照人。我起初只以为他热情，和气，很可亲近，其实他之为人，并不止此。他是一个非常有血性的人，很具有为人的各方面的道德。我很惭愧，当他从监狱出来，因有点事情没弄清楚，曾有一个短时期未恢复组织关系，只分配他在《金陵日报》工作，当时我虽力为之辩明，但未得到解决，我便走了。可见他是能充分原谅我的。后来在汉口，我蒙受一个冤枉，许多过去很接近我的同志，便无形疏远了，我有时到《新华日报》去，只有他是仍旧那样地对我亲切，他还几次跑到我的住所安慰我，并很愤慨于党内也有一些只看风色，明哲保身的人。当时我是只能以苦笑来接受他这种真挚的友谊。是的，在那种情形下，我能够对他表示什么呢？现在，我只觉得这种友谊对于我是怎样地有价值呵！

　　何云同志是死了！这对党确是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战士——特别是在党的新闻事业上，在我个人则是失了一位很好的战友，我是永远忘不了这个战友给我的帮助的。可是我没有眼泪，我只有用我尚未消失的生命，永远战斗着来安慰故人于地下！

　　(1)这是陶铸同志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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