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稿举例_孙犁

改稿举例

　　这里说的改稿，不是我自己修改稿件，也不是我给别人修改稿件。是我近年给报刊投稿，编辑同志们，给我修改稿件。

　　他们这些修改，我都认为很好，我没有任何异议。在把这些文章编入集子的时候，我都采纳了他们的修改。

　　现就记忆所及，列举如下：

　　（一）《文集自叙》。这篇稿子，投寄《人民日报》。文章有一段概述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生活、学习经历，涉及时代和社会，叙述浮泛，时空旷远。大概有三百余字，编辑部给删去了，在文末有所注明。在编入文集时，就是用的他们的改样。

　　因为，文章既是自叙，当以叙述个人的文学道路、文学见地为主。加一段论述同时代作家的文字，颇有横枝旁出之感。并且，那篇文章，每节文字都很简约，独有这一节文字如此繁衍，也不相称。这样一删，通篇的节奏，就更调和了。

　　（二）《谈爱书》。是一篇杂文。此稿投寄《人民日报·大地》。文中有一节，说人的爱好，各有不同。在干校时，遇到一个有“抱粗腿”爱好的人，一见造反派就五体投地，甚至栽赃陷害他以前抱过、而今失势的人。又举一例，说在青岛养病时，遇到青年时教过的一位女生，常约自己到公园去看猴子。文约二百余字，被删除。

　　既是谈爱书，以上二爱，与书有何瓜葛？显然不伦不类。

　　作者在写作时，可能别有寓意，局外人又何以得知？

　　（三）《还乡》。此篇系小说，投寄《羊城晚报·花地》。文中叙述某县城招待所，那位不怎么样的主任，可能是一位局长的夫人。原文局长的职称具体，编辑给改为“什么局长”。

　　这一改动，使具体一变而为笼统，别人看了，也就不会往自己身上拉，感到不快了。

　　其他为我改正写错的字，用错的标点，就不一一记述了。

　　（四）《玉华婶》。此篇亦系小说，投寄《文汇月刊》。文中曾记述：玉华婶年老了，她的儿媳们都不听她的话，敢于和她对骂。“并声称要杀老家伙的威风。”登出后，此句被删去。乍一看，觉得奇怪，再一想：这些年来，“老家伙”三字，常与“老干部”相连，编辑部删去，不过是怕引起误会。

　　这样说，好像编辑部有些神经过敏，过于谨小慎微了。其实不然。我认为：文艺领域就是个敏感的场所，当编辑的麻木不仁，还真担负不起这一重要职务。现在认真回想，我在写这一句话的时候，也未始没有从“老家伙”，联想到“老干部”，甚至联想到自己。编辑部把这一句话删去，虽稍损文义，我还是谅解其苦衷的。

　　（五）《吃饭的故事》。此篇系散文，投寄《光明日报·东风》。登出后，字句略有删节。一处是：我叙述战争年代，到处吃派饭，“近于乞讨”。一处是：我叙述每到一村，为了吃饭方便，“先结识几位青年妇女”，并用了“秀色可餐”一词。

　　前者比喻不当，后者语言不周密，有污染之嫌。

　　我青年时，初登文域，编辑与写作，即同时进行。深知创作之苦，也深知编辑职责之难负。不记得有别人对自己稿件稍加改动，即盛气凌人的狂妄举动。倒是曾经因为对自己作品的过度贬抑菲薄，引起过伙伴们的不满。现在年老力衰，对于文章，更是未敢自信。以为文章一事，不胫而走，印出以后，追悔甚难。自己多加修改，固是防过之一途，编辑把关，也是难得的匡助。文兴之来，物我俱忘，信笔抒怀，岂能免过？有时主观不符实际，有时愤懑限于私情，都会招致失误，自陷悔尤。有识之编者，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这是应该感谢的。当然，修改不同于妄改，那些出于私心，自以为是，肆意刁难，随意砍削他人文字的人，我还是有反感的。外界传言，我的文章，不能改动一字，不知起自何因。见此短文，或可稍有澄清。

　　1983年12月18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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