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打”_孙犁

谈“打”

　　我住的屋子，是旧式建筑。虽然高大，但采光不好，每到升炉子以前这一段时光，阴冷得很不好过。夜晚看书，也要披上一件大棉袄。

　　这件大棉袄，也很有年代了。是一九六六年冬天，老伴为我添制，应付出去“开会”穿的。在当时，这还算是时兴式样，现在很少见到有人穿了。我第一次穿着它去“开会”时，还有革命群众看不惯，好像说我没有资格再穿一件新棉袄。后来我就很少穿它，只穿一身破烂不堪像叫花子一样的衣服。

　　其实是妄然的。我眼前的文章，写的是赵树理的“最后五年”。说他只是回答了一句问话，就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五大三粗的汉子，当胸击了一拳，赵应声倒地，断了三根肋骨，终于造成他的死亡。

　　哪里来的这么大的仇恨？是出自无产阶级感情吗？好像又不是。因为文章说这只是一个“恶棍”。

　　一个恶棍，一拳打断一个作家的三根肋骨。在当时，这被称作“革命”，现在读到这里，确是不能不感到身上有些发凉了。

　　在那些年月里，说句良心话，我是没有挨过多少打的。只是在干校单独出工时，冒犯了当地农场的几个坏孩子，当我正在低头操作时，一块馒头大小的碎砖飞来，正中我的头顶，如果不是戴着一顶棉帽，很可能脑浆飞迸，当场死亡了。

　　那时我被定上了一些罪名。有些人定我为某某“黑帮”，这是出于他们的“常识”，且不去谈它。又说我是某某和某某的死党。前者为本市的文教书记，后者为宣传部的副部长。这个罪名，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好像是定论似的。最后一次叫我写材料，那位办事人还惋惜地说：“看，和他们搞到了一起！”

　　对此，我从来没有辩解过，只是沉默着。我渐渐明白，这完全是一些人的政治权术。他们从以上两位得到的实惠，要比我多，关系也密切得多，却反过来说我是死党。那时候，革命群众要保一些人，也要打倒一些人。作家是没有人保的。保你干什么？你不过是一个作家，能给人家什么好处？打倒你，得罪了你，你也不过是一个作家，能有什么权力报复？所以，作家被首先打倒，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他们也知道，我这个人落落寡合，个人主义严重，是很难与人结为死党的。

　　以上是对保与打的一般理解。但对那些打手的心理状态，又如何分析呢？我初步揣想，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对共产党有刻骨仇恨，借机报复。
　　二、不逞之徒想因缘林彪“四人帮”的政策上台，捞一官半职。
　　三、流氓无赖打蹭拳、充威风。

　　如果遭害者是一个作家，还有一种心理激动，那就是嫉妒。进城以后，有稿费一说，遂使一些人认为作家一行是摇钱树，日进斗金。羡慕非常，再加上江青倡言稿费是“不义之财”，乃打出手，以快其意。

　　其实像赵树理这样的作家，虽承担有钱的虚名，在他有生之日，是没有什么金钱欲，也没有享受过什么物质福的。他追求的是艺术成就，衣、食、住、行，都不及其他行当的人讲究。而一遇什么运动，他却常常被首先揪出示众，接连不断地作检讨。

　　赵树理的最后五年，过去又有好多岁月了。我想，像那个“五大二粗”的人，生活得还是很好的，也不会有什么忏悔之意吧。他可能打了一些人，也可能还保了一些人。这就很难说了。

　　看书看到这里，就越感到当前政治清明，太平盛世的可贵了。向前看吧！

　　1983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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