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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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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又到了。每到年关,我总是用两天时间,闭门思过: 这一年的言行,有哪些主要错误?它的根源何在?影响如何? 今年想到的,还是过去检讨过的:“好为人师”。这个“好”字,并非说我在这一年中,继续沽名钓誉,延揽束脩。 而是对别人的称师道友,还没有做到深拒固闭,严格谢绝,并对以师名相加者进行解释,请他收回成命。 思过之余,也读了一些书。先读的是韩愈的《师说》。韩愈是主张有师的,他想当别人的师,还说明了很多非有师不可的道理。再读了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是不主张为人师的。他说,当今之世,谈论“师道”,正如谈论“生道”一样是可笑的,并且嘲笑了韩愈的主张和做法。话是这样说,柳宗元在信中,还是执行了为师之道,他把自己一生做文章的体会和经验,系统地、全面地、精到地、透彻地总结为下面一段话: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驰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来信者正是向他求问为文之道,需索的正是这些东西,这实际上等于是做了人家的老师。 近几年来,又有人称呼我为老师了。最初,我以为这不过是像前些年的“李师傅、张师傅”一样,听任人们胡喊乱叫去算了。久而久之,才觉得并不如此简单,特别是在文艺界,不只称师者的用心、目的,各有不同;而且,既然你听之任之,就要承担一些责任和义务。例如对学生只能帮忙、捧场、恭维、感谢,稍一不周,便要追问“师道何在?”等等。 最主要的,是目前我还活着,还有记忆,还有时要写文章。我所写的回忆文章,不能不牵扯到一些朋友、师长,一些所谓的学生。他们的优点,固然必须提到,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有时在笔下也难避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是的,我写回忆,是写亲身的经历,亲身的感受。有时信笔直书,真情流放,我会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亲属,忘记了朋友师生。就是说这样写下去,对自己是否有利,对别人是否有妨?已经有不少这样的例证,我常常为此痛苦,而又不能自制。 近几年,我写的回忆,有关“四人帮”肆虐时期者甚多。 关于这一段的回忆,凡我所记,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所受,六神所注,生命所关。镂心刻骨,印象是非常鲜明清楚的。在写作时,瞻前顾后,字斟句酌,态度也是严肃的。发表以后,我还唯恐不翔实,遇见机会,就向知情者探问,征求意见。 当然,就是这样,由于前面说过的原因,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是难免有出入,或有时说的不清楚。但人物的基本形象,场面的基本气氛,一些人当时的神气和派头,是不会错的,万无一失的。绝非我主观臆造,能把他们推向那个位置的。 我写文章,向来对事不对人,更从来不会有意给人加上什么政治渲染,这是有言行可查的。但是近来发现,有一种人,有两大特征:一是善于忘记他自己的过去,并希望别人也忘记;二是特别注意文章里的“政治色彩”,一旦影影绰绰地看到别人写了自己一点什么,就口口声声地喊:“这是政治呀!”这是他们从那边带过来的老脾气、老习惯吧? 呜呼!现在人和人的关系,真像《红楼梦》里说的:“小心弄着驴皮影儿,千万别捅破这张纸儿。”捅破了一点,就有人警告你要注意生前和身后的事了。老实说,我是九死余生,对于生前也好,身后也好,很少考虑。考虑也没用,谁知道天下事要怎样变化呢?今日之不能知明日如何,正与昨日之不能知今日如何相等。当然,有时我也担心“四人帮”有朝一日,会不会死灰复燃呢?如果那样,我确实就凶多吉少了。 但恐怕也不那么容易吧,大多数人都觉悟了。而且,我也活不了几年了。 至于青年朋友,来日方长,前程似锦,我也就不必高攀,祝愿他们好自为之吧。 我也不是绝对不想一想身后的事。有时我也想,趁着还能写几个字,最好把自己和一些人的真实关系写一写:以后彼此之间,就不要再赶趁得那么热闹,凑合得那么近乎,要求得那么苛,责难得那么深了。大家都乐得安闲一些。这也算是广见闻、正视听的一途吧,也免得身后另生歧异。 因此,最后决定:除去我在育德中学、平民学校教过的那一班女生,同口小学教过的三班学生,彼此可以称做师生之外;抗战学院、华北联大、鲁艺文学系,都属于短期训练班,称做师生勉强可以。至于文艺同行之间,虽年龄有所悬殊,进业有所先后,都不敢再受此等称呼了。自本文发表之日起实行之。 1982年12月23日下午1时30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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