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

我的农桑畜牧花卉书

　　一　《齐民要术》

　　后魏贾思勰著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简编本一九三八年六月印于长沙。

　　前有序，历数神农，后稷，及先圣贤哲，教民耕作，重农桑之言。反复抄引，不厌其详。中多名句，至今引人深思。

　　淮南子曰：圣人不耻身之贱也，愧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长短，而忧百姓之穷。是故禹为治水，以身解于阳睢之河；汤由苦旱，以身祷于桑林之祭。神农憔悴，尧瘦癯，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忧劳百姓亦甚矣。

　　农事多神话，所述非帝王之形象，乃农民之形象。

　　贾思勰做过高平太守，此书当亦教民之言。“起自耕作，终于醯醢”，书之内容也。

　　二　《农书》

　　元王祯著商务万有文库本共三册。

　　此书，鲁迅先生曾向青年推荐。余另有民国十三年，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图书馆，大字线装本，共四册。首为郭葆琳序；郭，农校校长也。次为张恺题辞，为五言长诗，末有句云：“从此世界中，勿笑黄种黄，黄种有农师，山东东平王。”

　　《四库全书提要》云：“祯字伯善，东平人，官丰城县尹。……元人农书存于今者三本，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二书，一辨物产，一明时令，皆取其通俗易行。惟祯此书，引据赅洽，文章尔雅，绘画亦皆工致，可谓华实兼资。”

　　余粗读其文，而观其图，除蚕桑之事，颇为生疏；农耕器用，均与儿时所见所用者无异。中国农业之发展，长期近于停滞，原因甚多，农民生活之不得改善，乃其主要者。

　　三　《农桑辑要》

　　元司农司撰，末有道光二十年知合肥县事丹徒陆献跋。系据乾隆时武英殿聚珍本重刊，四册，有布套，价三元。

　　《四库提要》云：“盖有元一代，以是书为经国要务也。”

　　又说：“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之中，最为善本。当时著为功令，亦非漫然矣。”

　　书分七卷。卷一，典训，耕垦。卷二，播种。卷三，栽桑。卷四，养蚕。卷五，瓜菜。卷六，竹木。卷七，孳畜。

　　前有至元癸酉翰林学士王磐序：

　　读孟子书，见其论说王道，丁宁反覆，皆不出乎夫耕妇蚕，五鸡二彘，无失其时，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饿不寒，数十字而已。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跻斯民于仁寿，未有不权舆于此者矣。

　　而陆献跋则谓：

　　《孟子》言蚕桑详矣，何以《论语》无一言及此？不知富之者，富之以农桑也；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者，足之以农桑也。制田里，教树畜，盖包括其中矣。

　　耕堂曰：中国历代重农，以为富国强民之本，并以农桑为兴教化、敦风俗之基础。然以农桑致富，则甚不易。余在农村，见到所谓地主富农者，实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先或仕或商而得。未见只靠耕作，贫农可上升为中农，中农可上升为富农。而地主之逐渐没落者则常有。农业辛劳，技术落后，依靠天时，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难添治土地，扩大生产。故乡谚云：“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古人亦云：稼穑艰难，积累以致之。然积累甚不易。稍有识见之地主富农，多经营商业、作坊，或令子弟读书，另谋发财致富之路。后者虽符合耕读传家之道，然能致富者少。弄不好反倒赔本，是对农业资产的一种削减。因宦途难登，作官多非读书之人也。然商业兴，得利者众，则土地日见分散，乃自然之趋势。

　　凡农书，大都贬低货殖、贸易。《齐民要术·序》称：“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然今之传本，卷七有货殖一篇，首引范蠡之言：“计然云：旱则资车，水则资舟，物之理也。白圭曰：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述货殖通变之道及执业之术。又引《汉书》：“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皆与序相矛盾，而又皆为社会现实，不得不承认者矣。

　　历代牧民之官，皆传刻农书，无见传刻商贾之书者，而其税征所得，从商贾来者，随社会发展，逐日增多。重农之说，遂成一句空话，名存实亡矣。

　　总之，像司马迁所描写的：“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与千户侯等”的地主，在汉朝可以有，我在农村，是很少见到了。

　　四　《蚕桑萃编》

　　卫杰著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据清浙江书局刊本排印，一册。

　　卫杰是光绪年间，李鸿章当直隶总督时，管理蚕桑局的人。他在保定西关，买了一些适宜植桑的土地，又在他老家四川请了一些工人来，传授值桑、养蚕、织绸等事，先做试验，然后向各州县推广。当时好像很有一些成绩。他编写了这本书，李鸿章、王文韶、徐树铭，先后给他写了序文。

　　我在保定读书时，河北大学的农场，有很多桑树，长得很好，恐怕就是当时的桑地旧址。另外，幼年时，家乡子文一带，有大片桑园，恐怕也是当时推广蚕桑的遗迹。

　　关于北方能否种桑养蚕，历来好像有一些争论。李鸿章等人坚信古书记载，及顾亭林“西北高寒，最宜桑枣”之说，认为可以。前面说到的那位陆献，也是这样主张。实践证明，北方种棉则可，蚕桑希望不大。后来连桑树，也很少见到了。

　　不过，他这本书，编写得很详尽，图谱绘制的也很工致。

　　所表现的工艺，比康熙年间的耕织图进步多了。

　　我从南京古籍书店，购得康熙御制《耕织全图》一册，价三元五角。据《四库全书提要》介绍，此图系石印本，但我分辨不出是原版，还是后来的翻版。每页正面为图，背面为康熙御制诗。白绵纸印，并有衬页。图内还附有别的诗。宋楼璹撰有《耕织图诗》，不知是否在内。图也不知道是否根据宋时古本。

　　我还有一本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印的《裨农撮要》，薄薄一册，亦系种桑养蚕之书。陈开沚著。此人系清末寒士，后以桑蚕获利，自述其经验者。清末，有识者注重实业开发，有关著述，颇亦不少。

　　五　《农政全书》

　　明徐光启著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精装本上下二册。

　　《农政全书》，共六十卷，是徐光启汇录历代有关农事之言，及明人著作，参以己见，又经陈子龙等人整理编定的。就其内容来说，称为全书，实不为过。

　　前有张国维等四人的序。张序最佳，他以天人之学，论说农民、农事：

　　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国贫之患，谁实受之？故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语亦有之：农之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非举八政四术之要，以安集而招徕之，则民腹尝馁，民情尝迫，而尚可谕以仁义，慑以刑威乎？且人所以恶雀鼠者，谓其有攘窃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谓其怀盗贼之心。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恶下，下不得不欺上，各有所切也。

　　张国维的官职是：钦差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处地方。

　　当时的明王朝已处在总崩溃前夕，暗无天日，百孔千疮。

　　民不聊生，农村骚动，揭竿而起的形势，已经形成。张国维看得很清楚，也知道农民的苦难，农民的心理，农民的要求，农民的力量。大厦将倾，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他还想刊刻这部书，“预为训之戒之，图之策之”，以为亡羊补牢之计。不知此时再讲“农政”，为时已晚。

　　徐光启著书时，原意亦在此。他尝说：“所辑农书，若已不能行其言，当俟之知者。”非只文学，任何著作，都有时代的烙印。此书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大讲荒政，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不幸的是，当他的书刊刻出来不久，明王朝就结束了。

　　张国维在序中还说：

　　今如病尪之人，日行百里，巾箱囊箧，喘汗临深。而犹鞭叱，不令稍止。噫！亦危矣。

　　和张国维一同刻这部书的松江知府方岳贡，在序中说：

　　嗟乎！治乱无象，农之获安于农与否，是即其象。彼罹虏罹寇者，以死亡转徙失先畴而不获安。幸而免此，又以剿饷练饷，急罹虏罹寇者之患，而岌岌乎不获安。爱养元元者，其务所以安之哉！

　　这都是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好像是在替农民说话。在官书的序言中，还是少见的。但这只是官话，他们实际做的，却正与之背道而驰。是没有人相信的，于实际无补的。

　　历代农书，所记农事，多是农民经验的记录；所介绍的农具，都是已有农具的图形。这都是著书人从农民那里学来的，农民不要看。古代典训，农民看不懂。所以官刻农书，只是一种形式，就像每年立春之时，皇帝在先农坛的活动一样。

　　徐光启的农书，除去辑录古代典籍之切实可行者，着重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知识，手工业技术。他出身农家，知识丰富，又得西洋技巧之传授，眼界宽，思想开放。因此，他的农学著述，与李时珍的医学著述，同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耕堂曰：四库子部农家类，著录无多，其重要者，余皆置备。《授时通考》，已送刘君，前已记述，其他数种，仍在架上。

　　蚕桑之书，实隶农书之内。此外尚有畜牧书《司牧安骥集》，而所有农书，亦皆包括畜牧。《司牧安骥集》，传为唐人所作，乃兽医古籍，并有相马内容，上绘图，下歌诀，易识易记。集汉唐马政经验，虽备军旅，亦关农作。

　　另有花卉之书，如明王象晋《群芳谱》，清官修《广群芳谱》，陈淏子《花镜》，及近人所著《花经》。《花经》为精装本，已送李君，而李君不爱书，不读杂书，视书籍为日常用品，等闲之物，想已不知去向矣。《齐民要术》以为，花卉无补实用，摈而不录。其实所有花谱，其中大部仍为农作之物，农书重食用，《花谱》重观赏。正如李时珍之《本草纲目》，米谷枣栗，皆有条目，不过着重谈其药用耳。《本草纲目》，余有商务排印本，阅读甚便，其中亦多农业知识。

　　余读书不重古本，然重校对。《群芳谱》为明末刊清修本，《广群芳谱》则为殿板之石印者。四库提要极力推崇御定之书，以贬低王氏原作，大不公平，王书自有其特色，非官书所能代替。

　　古代农书，多有占验祝祷，其中自有迷信，然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实际经验，且证明古代农民朴实，每作一事，皆认真虔诚，整洁以处。有些祝祭文字，写得还很有水平，如《齐民要术》所载祝粬文，视六朝骈体，并不稍逊，且有寄托。

　　文人不得志，不能为经世之作；何处何时，不可写寄牢骚？读之慨然。

　　中国儒家重农思想，乃封建帝王长期重农政治之反映，从而形成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意识。然政治重实际效益，儒家又不得不通变，重视贸易。过去的商业，实际是从农业基础上，生出的一个派枝，并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识，仍以农业文化意识为指针，并受其制约，不断发生矛盾。

　　中国士大夫，向以农村为根据地，得意时则心在庙堂之上，仕宦所得，购置土地，兼开店铺。失意时则有田园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习以为常，不以为非。但在言论上，则是重农轻商的。陈子龙在《农政全书》的凡例中说：“方今之患，在于日求金钱而不勤五谷。”又说：“不耕之民，易与为非，难与为善。”另有人叹息，商贾之兴，将形成“野与市争民，金与粟争贵”的局面。

　　我购买这些书，原也不是打算研究这门学问，不过是因为来自农村，习于农事，对于农书，易生感情而已。过去也没有认真读过，晚年无聊，乃重新翻阅一次，略记所得如上。

　　此外，尚购有商务一九五七年印，清吴其濬著《植物名实图考》，和该馆一九五九年印，同一作者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两书为植物学著作，皆关系农业。

　　1987年8月7日写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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