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堂读书记读《旧唐书》(2)

读《旧唐书》(2)

　　（三）郭子仪

　　过去读《资治通鉴》，关于郭子仪，有三件事，牢牢记在心中。其一为郭子仪平日见客，姬妾环侍，从不避讳。“及闻杞（卢杞）至，悉令屏去，独隐几以待之。杞去，家人问其故。仪曰：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其二是：“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其三是：“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

　　郭子仪的功业大得很，我不知为什么单单记住了这样三件小事。其他谋略争战，都忘记无遗。今读《旧唐书·郭子仪传》（卷一百二十），二、三两事，都在其中。第一事，也于卢杞传（卷一百三十五）中检出。文字或与通鉴略有出入，内容毫无加减，可以证明前文所记，司马光是如何重视《旧唐书》中的材料了。司马光是很有眼光，有见解的。他像司马迁一样，知道要把一个历史人物写活，缺少这种具体事件，即细节，是做不到的。这种具体事件，联系着当时的社会、政治。联系着所写人物的生活、思想、性格、心理，以及他周围的人事。写这样一位大人物，如果像写帝王本纪一样，逐年记下他的攻城略地，斩获俘虏，成为一本功业账簿，那就太没意思了。

　　别人或者以为前面所记三件事为小事。而司马光却把它作为大事来记载。这样，我们才能见到一个真实的，活动的，有思想有感情的郭子仪。他不只是一位名将，还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也要处处小心，防备他人。他也得深思熟虑，把自己的切身问题处理好。因为这些小问题，都和他那政治上的大功业、大问题有关。

　　我没有做过官，更没有军旅生活的经验。不知为什么，也满有兴趣地，记住了那第三件事。想来是觉得郭子仪能得部下如此，是使人羡慕和“当如是也”的吧？另外想到，如果不是这样，郭子仪的晚年，也就不会有安全感了。

　　传中引述史臣裴垍的评论：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

　　身为名将，能有这样的下场，确是少见的了。

　　（四）卢杞

　　因为上文提到了卢杞，我又读了他的传。传在卷一百三十五。

　　卢杞字子良，他的祖父怀慎，做官的名声很好，他的父亲奕，天宝末死于安禄山之乱，所以，他还可以称为烈士的儿子。他是以门荫做官的，官升得很顺利，很快就做到了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传记先对他的外形及行径，作了丑化：

　　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不耻恶衣粝食，人以为能嗣怀慎之清节，亦未识其心。

　　耕堂按：蓝，是一种植物，可以制成颜料，叫做靛。卢杞的面色如此，可能是一种皮肤病。至于恶衣粝食，则系生活小节，平民如此，值得同情；如果做了官，还是这样，则容易被人指为造作虚伪。宋代的王安石，也曾因此，遭到一些上层人士的嘲讽。

　　对于他的政治作风，传记开门见山，淋漓尽致地说：

　　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杨炎以杞陋貌无识，同处台司，心甚不悦，为杞所谮，逐于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宁流涕论时事，札闻恶之，谮于德宗，言宁与朱泚盟，故至迟回，宁遂见杀。恶颜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殁于贼。初，京兆尹严郢与杨炎有隙，杞乃擢郢为御史大夫以倾炎；炎既贬死，心又恶郢，图欲去之。宰相张镒，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颇恶之……

　　耕堂按：我们读唐宋历史，常常见到，很多大官，特别是宰相一级的官，失势后，被放逐到崖州。古时，这可以说是最边远、最苦的地方了。很多人死在贬所，杨炎也是。读史还看到：甲派得势，把乙派首脑放逐到崖州去了。等乙派得势，照样又把甲派的首脑，放逐到那里去，报仇泄愤。崖州，在古时，是个不祥之地，做官的，平时都不愿提到这个地名，也不愿看到这幅地图。心理压力很大，那里的天空，一定充满冤抑之气的。

　　史书称卢杞这种做法为“阴祸贼物”。在卢杞当权之日，“天下无不扼腕，然无敢言者。”失势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卢杞因为得罪了大军阀李怀光（这人物，我们上文提到过。）闯下祸来：“物议喧腾，归咎于杞，乃贬为新州司马……

　　遇赦移吉州长史。”皇帝想给他落实一个刺史，遇到了很大阻力：

　　给事中袁高宿直，当草杞制，遂执以谒宰相卢翰刘从一曰：杞作相三年，矫诬阴贼，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云；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傲很背德，反乱天常，播越銮舆，疮痍天下，皆杞之为也。幸免诛戮，唯示贬黜，寻以稍迁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

　　谏官们也都出来讲话，无限上纲，什么词儿都用上了。什么“外矫检简，内藏奸邪”呀，什么“公私巨囊，中外弃物”呀。结果，皇帝只能给卢杞改授个澧州别驾，卢杞就死在那里了。

　　耕堂按：草制，就是学士们替皇帝立言。任命要草制，贬官也要草制。执笔多系名流，文集多载之。唐宋两代，好像特别注意这个玩艺，三言两语，骈体。措词极端华丽，俏皮。

　　尤其是对贬官，极尽挖苦之能事。不只人身攻击，而且殃及三代，甚至暴露阴私，涉及床闱。是文人墨客的逞能报复机会。唐朝张鷟，有一本书叫《龙筋凤髓判》，文体虽稍有不同，实际是这类文字的共同范本。

　　耕堂曰：细观卢杞所为，不外当权者排斥异己，并未出争权固宠之常格。且所用手段，也只是“谮毁”，如皇帝英明，不致为大害。至于传中所记，度支乖张，赋敛繁重，官吏扰民，是处国家兵荒马乱之时，不可过多责备宰相。大概，太平时宰相好当些，政局动荡，而宰相无兵柄，则不易为。卢杞处大局危急，朝廷不能作主之秋，自身又伤人过多，一旦失势，群情必力阻其复位，丑诋之词，乃成千古定论。李勉所谓：“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也就成为名言了。卢杞的儿子元辅，“自祖至曾，以名节著于史册。简洁贞方，绰继门风，历践清贯，人亦不以父之丑行为累，人士归美。”可见唐代看人，也是区别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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