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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旧唐书》(1)


  (一)《旧唐书》

  《旧唐书》,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共三十二册,价七元八角八分,削价出售之书也。记得此书,六十年代初,购于天祥二楼,抱书出商场后门,路有煤屑,滑倒,幸未跌伤,兴致仍不减。

  此书,前有明人杨循吉、文征明、闻人铨三序,皆述重刊之由,旧书之佳。末有清人沈德潜一跋,对于此书校刊经过及其源流特点,叙述简明扼要,抄录如下:

  旧唐书成于后晋时宰相刘昫。因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崔龟从诸人所记载而增损之。宋仁宗朝,奉诏成新唐书,而旧书遂废矣。后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转多援据旧书,以新书中所载诏令奏议之类,皆宋祁刊削,尽失本真,而旧书独存原文也。二书之成,互有短长。新书语多僻涩,而义存笔削,具有裁断。旧书辞近繁芜,而首尾该赡,叙次详明,故应并行于世。

  耕堂曰:沈德潜的这段话,是很有见解的,所论甚是。中国传统,异代编史,也是有道理的。时近,固然容易翔实,然遇有忌讳之处,则反不如过一个时期,容易下笔。但也不能时间过长,要适时为之。有些历史现象,时间太长,后代人就难以想象,只能靠传说,仿佛其梗概。例如“文化大革命”,虽只历时十几年,青年人就难以印证。有时,甚至说也说不清楚。所以,每一种史书之成就,多是既有当时官方记录,又有同时代私人的多种记载,再经大手笔,总汇成书,垂诸后世。

  在文字上,也没有成法。“义存笔削,具有裁断”,固然不错。如果弄得过头,就会失去多数的读者。我觉得,如能多存史实,文字即使繁芜一些,对于后人来说,还是有好处。

  人们读的是历史,要求多知道一些事情,记事详尽,文字又美,当然好。只求简练,减去内容,就不能叫做好史书了。

  所以,笔削之说,常常是靠不住的。很多生动材料,存在于原始记录之中,后人笔削之时,常将一些灵魂性的材料,以各种理由删去,就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我就爱读“繁芜”的史书。

  史书一事,甚难言矣。司马迁一家之言,起自荒古,迄于汉武。其所据,有传说,有载记,有创意。要之,汉以前为笔削前人记载,定其真伪;汉以后,则为他家世职业所在。

  然人际关系,语言神态,全部实录乎?抑有所推演乎?后人不得而知。历史无对证,正如死人无对证一样。唯其无考,人皆信之,无二言也。此太史公著述质量所致,非其他人所能勉强。太史公著述,以客观取实为主,而贯以主观感情之激越。遂使古今之情一致,天人之理合一。史实之中,寓有哲理,琐碎之事,直通大局。后之史书,求其真实,已属不易,文史之美,无能与比者矣。

  (二)魏征

  魏征传,在《旧唐书》卷七十一。传颇长,独占一卷,是名臣良将才能有的。

  传称: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魏征文章做得很好。先为元宝藏典书记,李密很欣赏他的作品。传中引了他为李唐安辑山东时,写给徐世勣的信,内有:

  自隋末乱离,群雄竞逐,跨州连郡,不可胜数。魏公(指李密)起自叛徒,奋臂大呼,四方响应,万里风驰,云合雾聚,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将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于黎山。方欲西蹈咸阳,北凌玄阙,扬旌瀚海,饮马渭川。翻以百胜之威,败于奔亡之虏。因知神器之重,自有所归,不可以力争。……

  等语。可略见其措词说理之工。但魏征所学为纵横之术,也就是帝王之学,其目的是辅佐王朝,展其抱负。这就是秦李斯,汉张良,三国诸葛亮所追求和实践的那种学问。他读书,并不是为了当作家或学者。《四部丛刊》中,有一部《群书治要》,就是他广泛读书的摘要。流传至今,学术价值很大。

  治国安邦,魏征用的是儒术。

  传载:征性非习法,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我们不能把他列入法家。

  当个法家,其实也并不容易。文词,口才,胆识,学问,缺一不可。“四人帮”以法家自居,看看他们的文章、学问,实在没有一人够格。他们以为法家就是打棍子,造冤案,是把中国的法家贬低成酷吏了。

  魏征善于争谏,为历代所称赞。魏征在事唐太宗之前,曾事李密、窦建德、建成,这些人都是唐太宗的敌人。唐太宗曾说:“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公以枢要之职。”就是指此。君臣相得,善始善终,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可以想象,魏征当时处境也有艰难之处。传中有一段他和太宗的对话,可以看出魏征在争谏时的审慎态度。

  太宗曰:然征每谏我不从,发言辄即不应,何也?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陈论。若不从辄应,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当时且应更别陈论,岂不得耶?征曰:昔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臣面从陛下,方始谏此,即退有后言。岂是稷契事尧舜之意耶?帝大笑曰:

  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征拜谢曰:

  陛下导之使臣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以上,可以看出,魏征之进谏,唐太宗之纳谏,是有一定的时机的。太宗初年,励精图治,正需要有一个魏征这样的人。这就是宋代人所说的:赶上了好时候。但魏征说话,也是要看势头的。

  至于传说:太宗玩鹞子,魏征至,遂藏于怀中。魏征奏事,故意延长时间,鹞子终于闷死。恐怕不一定是事实。

  魏征晚年,屡次称疾请逊位,这也是留侯故智,自求保全。其最后所上四疏中,有言:

  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

  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

  帝王的心态,如此变化,大臣进谏,也就难以从容了。历史如此,圣贤无术。

  魏征一生还不错。死后,不久:

  ……太宗始疑征阿党。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

  传的最后,“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是对负有言责者的鼓舞之词。然自古迄今,机缘难得。上下之间,情投之日少,猜忌之时多耳。

  魏征引用文子的话: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我曾抄写在台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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