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自传编零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3)

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3)

　　工作不可免遇到许多困难，有来自外部的，也有出于本身的。来自外部，多由于不明白许多工作是崭新的、创始的，带试探性，不可免会走些弯路，必须不断改正，才可望逐渐符合事实，得出正确认识。正应合了前人所说“民可乐成而难创始”，必见出显明成绩后，才会得到承认。例如我搞绸缎服装，馆中同志初初即多以为是由个人兴趣出发，不是研究中必需的，不明白它用在许多方面，都有一定作用。直到我写出篇有关锦缎论文时，同行中才明白，这里面还有那么些问题，为从来写美术史的所不知。且就这一部门举几个小例，就可证明搞绸缎可不是什么个人兴趣了。

　　一、本馆建馆时，派过两位同志去上海征集文物，化一千五百元买来一部商人担保是北宋原装原拓圣教序。这部帖据说还经由申博专家代为鉴定的。拿来一看，不必翻阅即可断定说的原装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封面小花锦是十八世纪中期典型锦，什么“担保”谎话，什么专家“权威”鉴定，若有了点锦缎常识，岂不是一下即推翻？

　　二、传世有名的《洛神赋图》，全中国教美术史的、写美术史的，都人云亦云，以为是东晋顾恺之作品，从没有人敢于怀疑。其实若果其中有个人肯学学服装，有点历史常识，一看曹植身边侍从穿戴，全是北朝时人制度；两个船夫，也是北朝时劳动人民穿着；二驸马骑士，戴典型北朝漆纱笼冠。那个洛神双鬟髻，则史志上经常提起出于东晋末年，盛行于齐梁。到唐代，则绘龙女、天女还使用。从这些物证一加核对，则《洛神赋图》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笔，比顾恺之晚许多年，哪宜举例为顾的代表作？

　　三、东北博物馆藏了一批刻丝，是全国著名而世界上写美术史的专家也要提提的。因为在伪满时即印成了一部精美图录，定价四百元，解放后在国内竟卖到三千元一部。六三年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拟重印，业已制版。东北一个鉴定专家在序言中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内中年代多不可靠。有个“天宫”刻丝相，一定说是宋代珍品，经指出，衣上花纹是典型干隆样式，即雍正也不会有，才不出版。其实内中还有许多幅清代作品当成宋代看待。

　　四、故宫几年前曾花了六七百元买了个“天鹿锦”卷子，为了上有干隆题诗，即信以为真。我当时正在丝绣组作顾问，拿来一看，才明白原来只是明代衣上一片残绣，既不是“宋”也不是“锦”。后经丝绣组一中学毕业工作同志，作文章证明是明代残料。那么多专家，还不如一个初学丝绸的青年知识扎实。为什么？故宫藏丝绸过十万，但少有人考虑过“要懂它，必须学”的道理。至于那个青年，却老老实实，看了几万绸缎，有了真正发言权。

　　五、故宫以前化了几百两黄金，收了幅干隆题诗认为隋展子虔手迹⑥，既经过鉴定，又精印出来，世界流传，写美术史的自然也一例奉若“国宝”。其实若懂得点历代服装冠巾衍变，马匹装备衍变，只从这占全画不到一寸大的地位上，即可提出不同怀疑，衣冠似晚唐，马似晚唐，不大可能出自展子虔之手。

　　此外如著名的《簪花士女图》的时代，《韩滉五牛图》的伪托，都可提出一系列物证，重新估价。过去若肯听听我这个对于字画算是“纯粹外行”提出的几点怀疑，可能就根本不必花费那以百两计的黄金和十万计的人民币了。其中关键处就是“专家知识”有时没有“常识辅助”，结果就走不通。

　　而常识若善于应用，就远比专家得力。

　　就目前说来，我显明还是个少数派。因为封建帝王名人收藏题字，和现代重视的鉴定权威，还是占有完全势力，传统迷信还是深入人心，谈鉴定字画，我还是毫无发言权。可是我却深信，为新的文物鉴定研究，提出些唯物的试探，由于种种限制，尽管不可免会有各种错误，总之，工作方法是新的，而且比较可靠。破除迷信是有物质基础，不是凭空猜谜人云亦云的。将来必然会发展为一种主要鉴定方法。

　　我在前面随手举的几个例子，只在说明，我始终留在博物馆不动原因，不是为了名、利、权、位，主要是求补过赎罪。搞的研究，不是个人兴趣，而是要解决一系列所谓重要文物时代真伪问题。不是想做专家权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历史上的一切专家“权威”，破除对他们千年来造成的积习迷信，为毛泽东时代写新的中国文化史或美术史，贡献出点点绵薄之力。

　　这十八年中，我的工作另外方面犯了许多大小错误，曾初次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一定还有不少未提到处。我的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必然也还有待不断改善，并反复检讨和自我批评。现在只是就主席勉励我写作，我没有照指示作去，依旧留在博物馆的前因后果，前后思想，就个人记忆到的说明一下。这里自然包含一点希望，就是可以明白我根本不是什么专家“权威”，而我的学习，却近于由无到有，用土方法，依照主席《实践论》的指示，搞调查研究，来破除文物鉴定的传统“迷信”、传统“权威”，不问是徽宗乾隆帝王，都可以加以否定！一切努力，都是在对专家“权威”有所“破”、有所否定的。

　　我希望在学习改造中，心脏和神经还能支持，不至于忽然报废，而能把许多待进行、待完成的工作，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完成一部分就好！

　　一个人血压总在二百以上，一天还有一二小时心脏发痛，搞工作的愿望即再顽强，总还是不免要受体力限制，感到生命有限，难以为继。记得前年即曾为江青同志写了个信：“为了补过赎罪，我在博物馆工作已十多年，搞综合文物研究。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惟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作助手⑦，不要公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

　　六三年政协大会，我前提案建议，将京郊上方山藏明锦⑧，经过故宫派人看选过的约一千七百种，调来北京。这案通过后，文化部或故宫已共同派人把原物调来，现存故宫丝绣组。那么一份材料，内中当然包含许多问题，必须加以整理，才能说明白糟粕和精华。若由对问题陌生人去清理，一年半载中恐怕搞不出结果。若让我去参加，至多有十天半月，即可将问题弄清楚，明白来龙去脉，写出简明报告。也算是完成一件工作。所以我希望在不久将来，得到解放后⑨，还能抢时间，先解决下这个问题。

　　照我个人认识水平，破四旧中的“破”，除对旧文化中特别有由于帝王名人、专家权威、狡诈商人共同作成的对于许多旧文物的价值迷信，以为是什么“国宝”的许许多多东西，并不是一把火烧掉或捣毁，而是用一种历史科学新方法，破除对于这些东西的盲目迷信，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我的工作若或多或少还能起点作用，就继续作下去。我估计，数年前旧文化部聘请的几个鉴定字画专家“权威”，在国内鉴定的所谓“国宝”，若能用新的方法去重新检查一下，可能还有上千种都是可以证明根本不是那回事，只能当作“处理品”看待，至多也只是“参考品”而已。

　　如我这个工作，在新社会已根本不需要，已不必要，在工作中又还犯了严重过失，就把我改为一个普通勤杂工，以看守陈列室，兼打扫三几个卫生间，至多让我抄抄文物卡片，我也将很愉快、谨慎、认真，来完成新的任务，因为这也近于还我一个本来面目。在新社会就我能做的做去，正是最好补过赎罪的办法！我吃了几十年剥削饭，写了许多坏文章，现在能在新社会国家博物馆作个陈列室的看护员，或勤杂工，只要体力还顶用，一定会好好做去，不至于感到丝毫委屈的。

　　如果在新指示推动下，本馆工作将进入人事精简时期，商讨到职工去留，从客观说，我的所学，在新社会博物馆工作中已并没有多大需要，从我体力说，又实在担负不了工作任务，只近于指指点点说空话，凡是要用体力解决的我都已办不了，高血压又已定型，身体报废不过迟早间事，为了国家节约，把我放在第一批精简人数之内，我也将愉快接受。即或不做事，到馆中新的改陈要遇到一系列常识问题不好解决时，还是会就我头脑中记下的、理解的、一一提出。

　　外单位美术教育若有新的教材，照新要求应从“劳动文化”着眼，以劳动人民成就贡献占主要地位，求措词得体有分寸，感到难于下笔，要问到时，我的点点滴滴常识，大致还得用，一定也会就记忆到的、理解到的一一说去。在完全尽义务情形下，把工作搞好一点。

　　人老了，要求简单十分，吃几顿饭软和一点，能在晚上睡五六小时的觉，不至于在失眠中弄得头脑昏乱沉重，白天不至于忽然受意外冲击，血压高时头不至于过分感觉沉重，心脏痛不过于剧烈，次数少些，就很好很好了。至于有许多预期为国家为本馆可望进行、可望完成的工作，事实上大致多出于个人主观愿望，不大会得到社会客观需要所许可，因为社会变化太大，这三年来我和这个空前剧烈变化的社会完全隔绝，什么也不懂了。即馆中事，我也什么都不懂了。正因为对世事极端无知，我十分害怕说错话。写这个材料出来，究竟是不是会犯大错误，是不是给你们看了还可请求将来转给中央文革，当成一个附带材料⑩？因为若不写出来，即或我家中也不大懂得我这十多年在博物馆，究竟为什么而学，学的一切又还有什么用？

　　【注释】

　　⑥即《游春图》。作者1947年发表的《读〈游春图〉有感》，认为可能不是展子虔真迹。

　　⑦作者女儿待业在家，1966年9月被赶回原籍。这里提到的信可能是那时候写的。

　　⑧指庙宇中所存明代《大藏经》用织锦装裱的经面、经套，近数十年间大量被盗出国外，已所剩不多。

　　⑨实际上作者被宣布“解放”的时间，还在十个月之后。

　　⑩本文原稿是作者“解放”以后，发还本人的材料之一。可见未能如愿转给中央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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