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自传编零写成《记胡也频》

写成《记胡也频》

　　我还在北京住下时，有个在辅仁大学念书的小朋友，同一个很爱重中国的年青美国人，为了他们所办的英文简报，平时即专以介绍点中国文学消息作品以及关于文学消息为目的。海军学生等失踪，中国人在麻木中忽视过去了，他们却觉得是一件不能过分忽视的事情，想为几个在中国混乱情形中死去的作家，特别出一期专号，要我们为他们用中文写点关于海军学生的一切，以便翻译成为英文。我答应了他们这种委托，因此写成了《记胡也频》那篇文章。

　　等到文章写成时，谁知简报却已不能继续出版，那文章后来就寄给上海《时报》馆发表。这文章未着手以前，我曾写信去告她，并向她询问关于这种文章的意见。且以为倘若她能写，我就不再动手。来信时却说：我目前不能写这种文章，我希望你写。可以少写些，这个人你明白的，三句话就可以说完。还有写时得小心一点，因为家乡那一个，我们还不适宜于把这个人的真实消息送回去！她还以为他在俄国，寄了一张小孩子的相片来，要我转寄过俄国！

　　到了青岛这文章快要写成时，我又去信告她文章的内容与字数。下面是她关于这本书第二个回信：……记也频能准我看一看吗？我也常常想为他一生做一长传，然而一想到效果，便觉得太费力了。我这人真是个不合理的人，讲实利讲到这样子！不过我想我总可以写一点出来，在我个人对于他的纪念。但这是以后的事。如今你能写，我非常高兴。

　　这个信从上海发出的日子是九月二十九。到十一月二十九，却来了第三个信。

　　《时报》上的文章我觉得你太主观了。尤其是关于“一幕悲剧的写实”那一段。当日也频写时原本全是臆造，我不愿小气，不同他计较。而你又忘却你自己，用这作材料，无乃冤枉丁玲之至！

　　这本书从《时报》登载以后，拿过光华付印时，一切便是她所经手的。当时那篇文章在某一小节中，提到几个人在萨坡赛路搬家的故事，她觉得有了些错误，我以为她要改的尽管改正。但等到她把全部分稿件看过之后，大约她已看明白这错误并非我的疏忽，且在那本书尾的声明中，我又业已提出关于这本书的目的与得失。故当这书付印时，她便尽它还是照原来的稿样，不曾有所加减。但那个海军学生较长的传记，则大约因为她后来生活上的变动，出于她自己意料以外，就无机会再与世人相见了。

　　最后一次我们的见面，是在二十一年的夏天。我过苏州去有点事情，转到上海，从发行《北斗》的那个小书店管事人方面，问明白了她同住的那个翻译某通讯社的办事处，按时到他那地方去，就见着了那个业已与丁玲同居将近一年的××君。穿一件白纱反领短袖衬衫，身个子不高不矮，肩膊宽宽的，手臂短而结实。这人既衣履整洁，脸儿又白白的，一眼望去，还以为是一个洋行中的写字生与售货员。从身材上与眉眼间看去，不必开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贯不出福建广东。

　　我把我的名字告给了他以后，他便显得十分高兴，问了我一些青岛方面的情形。当我同他谈话时，一面我就思索，我在什么地方或者会见过他。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丽华公司？……中国旅行社？是的，我一定记错了人。但无论如何，把这一个放到那些地方去做点什么事情，实在是不怎么不相称的。但这个人却使我生了一分敬意，因为就言谈风度而言，实在是无可疵议的人物。就才具而言，这人若不在××做事，却去×××××手下做一个帮手，说不定比某某部次长还能干些。

　　可是不知为什么原因，一见了他我就有点疑心。仿佛这人脸就白得使人惑疑。

　　当我在青岛听说她快要同这个人住下时，我因为这关系来得近于奇突，写信给她，就告她一切必得谨慎一些。自己业已不是小孩子了，既明白各处全是陷阱，仿佛倏然而来的爱情，即或不是一种有意作成的陷阱，它将如何影响到她的事业，也总以多考虑些日子较好。然而她实在倦于拈起“爱情”这两个字来较量，出乎几个老朋友意外，也好像这出乎她自己意外，居然同这个男人住下了。如今见到了这个人后，我那点疑心还依然存在。“脸那么白，如何能革命？”是的，我真这样疑心那个人。照我经验看来，这种人是不宜于革命的。

　　同他离开时，我便向他约好，请他转告丁玲，第二天过我住处去，时间最好是下午五点钟。到了那个时候，有人拍我的门，门开后，一个胖胖的女人，穿了一件淡蓝薄洋纱的长袍，一双黄色方头皮鞋，在门边向我瞅着。如非预先约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这人在大街上粗粗的一眼瞥过，我是不会认识的。我们还只分手一年，好像变得已太多了。

　　她说：“久违，从文。九妹好吗？她怎么不来？”说完时又望望身后那一扇门。我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我问她：“怎么，出门还不方便吗？还有……”她不说什么，笑着，把手理着脑后的长发，在临窗背门那一张靠椅上坐下了。

　　“生活好吗？”

　　“就是那么过日子。”

　　“工作呢？”

　　“你在青岛才真算是工作，我们在上海，什么都无聊！吃饭，借债，冒了险去做些无结果的事情。”

　　“但我看你好像事情作得很好，听人说也是那么一句话。忙不忙？”

　　“混日子。日子太长了，也得忙碌些，方能把每个长长的日子推开。”她望见我桌上一个信封了，认得那种字体，是谁写来的，就来同我谈那个人，问我过苏州去婚姻有了些什么结果没有。我不想先就谈这件事。我又问她日子过得怎么样，且说及那个只见一面的白脸少年，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坏。她就轻哂着说：“一个忠厚本分的人，一个正派人。”

　　“一个体面人，一个绅士风度的——”

　　“不，许多方面还像小孩子呢。”

　　“那么，生活必很像个样子了。老实说，远远的想象着，我们为你很担心。”

　　“你如今见我那么胖，便应当‘放心’了。”

　　“还是不很放心。日子就日常生活方面说来，过得怎么样？”

　　“同住公寓一样，各人每天有各人的事务，把时间安排到自己那份工作上去，晚上在一处，”说到这里她似乎有了些害羞处，停了一停便轻轻的说：“我们都异常客气，同朋友一样！”

　　我们把话停顿了一会。我想起那个海军学生生前的一切。

　　大约她也想起了海军学生，便感慨不尽似的说：“人老了，一切看得都十分平常了。”

　　我说：“看得平常一些，也许是把生活侧重在事业上面去了罢。你近来是不是——”她想避开这个问题不谈，只问我：“在上海可以住多久。”且接着就又问我青岛怎么样，下半年预备在青岛还是预备来上海。

　　……

　　她于是重新同我谈起家住苏州那个脸庞黑黑的女孩子。

　　这个女孩在吴淞一个大学读书时，她便为我特别在吴淞看望过一次，故同她也有一面相识。那女孩子原很欢喜她，且尊敬她，我告给她我这次来苏州一些新鲜事情后，她笑了，带了一点儿嘲谑的态度，在我面前称赞了另外那个黑脸女孩子许久。

　　两人分手时皆说，“过不久再见”。且估计着：冬天我不能过上海，隔年春天她或者就可到青岛去，看我同我的九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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