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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论英雄崇拜》(1)


  本刊第四期有一篇文章,题名《论英雄崇拜》,陈铨先生写的。本意给国人打气,对“英雄”有所赞美,用意自然很好。对于“英雄”含义,文章中虽曾说过是各式各样的领袖,惟内容所指的还是代表武力与武器的使用者,对面自然就是代表读书人的“士大夫”,于是很感慨的说,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既提起读书人,要找出一个原因,所以又说,这是由于“五四”的结果!为什么?为的是五四提倡“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养成了士大夫的坏脾气,腐化而且堕落。

  近代教育教坏了这些读书人,反不如过去受了点通俗小说教育的武装同志表现得动人。我们要崇拜英雄,不然就是个卑鄙小人。有对这种崇拜加以嘲笑的,也是卑鄙之徒。英雄究竟是怎么回事?康德说,英雄有壮美感,使人生神秘敬惧之忱,无条件拜倒;他要你死,你必乐于死去无疑。……断章取义不是本文写作目的,不过那篇文章给个人读后印象,却不免如此。陈先生解释英雄崇拜时是援引康德、尼采意见,论及中国缺少英雄崇拜时是提及近二十年事,死文字与活事实相互映照,想使它不发生抵触,至少在修辞上还值得细心一些。不然,给人印象或不免失去了执笔本来意思。个人是个不大“崇拜英雄”的人,但想想也还不象“卑鄙小人”,有些与陈先生不同意见,特写出来作为对这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中国旧书中论及英雄时,刘劭《人物志》说的大有意思。

  他说能控制一切而持其柄,统率文武,使用材器各得其宜,可以谓之“英雄”。这种英雄观很显明到如今还适用。真英雄换言之就是“真的领袖”,并不是“万能法师”。我们生于二十世纪,对待这么一个英雄,自然也只是大事信托,由信托而生敬重,不必迷信崇拜,尊之若神。正因为明白英雄只是一个“人”,与我们相差处并非“头脑万能”,不过“有权据势”。维持他的权柄,发展他的伟大,并不靠群众单纯的崇拜,靠的倒是中层分子各方面的热诚合作!二十世纪两个近代化的国家领袖,罗斯福和斯大林,所谓作领袖的意义,便是如此。个人权力尽管其大无比,事实上各事有人负责,个人不过居于提纲挈领的地位,总其大成而已。读书人对于他崇拜不崇拜,是无所谓的。

  提及英雄崇拜时,陈先生引用百十年前叔本华、尼采一类人对于这个名词所作的抒情说明,与时代实不大相合。这些人的英雄观多属“超人”,配上拿破仑的性格风度倒刚好合式。这种英雄于战争中必骑一匹高大雄骏的白马,在山头大纛下据鞍顾盼,群众则野战格斗,破阵陷敌,有进无退。可惜时代已过去了。慕索里尼和希特拉两位要人,在群众大会拍摄新闻电影片时,虽尚倾心这种古典英雄风度,装作雄鸡姿势,已不免令人发笑。若在法比战场上最前线,我敢同任何人打赌,这两位伟人就决不会比一个二等兵乐意把头多昂起一英寸!这就叫作时代不合,伟大意义也不会相同。

  英雄崇拜若近于群众宗教情绪与浪漫情绪之归纳集中,近代使用的方式是分散到社会各方面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玩球的,跑车的,爬山的,游水的,无不可以引起这种集中的作用。英国封一个戏子作爵士,瑞典给一个电影女演员颁发勋章,这是国家有意从群众中产生英雄的例子。罗斯福有时会为足球比赛发发球,斯大林大排场款待从北极探险回来的水手,这又是现代伟大意义不同的另一例子。这事值得注意处,便是真的领袖都有意将英雄崇拜情绪转移到娱乐或致用分子方面去,个人却承受了“民治主义”一个对于“人”的原则,“领袖也是一个人,并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群众迷信崇拜。

  这其实从国内近事也可看出。陈生先很感慨的说“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倒恰恰与够得上他所称为英雄的蒋先生及李白诸将军,感于迫切需要知识阶级合作帮忙成一对照。

  陈先生以为抗战建国主要条件是“英雄崇拜”,这些受崇拜者经验多一些,却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他们已从各种团体左献一面锦旗,右拍一通电报清楚崇拜的意义和限制,这是不成的!谈抗战,一个战线上若用十师兵力作战,攻守进退需要的全是技术和科学知识,并不单凭个人勇敢热忱与不相干的多数崇拜所能济事!上层机构要一个健全的参谋组织供给意见,下级单位要一个完备的交通组织接济弹械和给养,整个胜败都决定于知识在空间时间上运用是否得法。就为了勇敢有余知识不足,才用外国军事顾问,求助于客卿!至于谈建国,那更非知识不可。说到建国,我们会联想到中山先生本人和他的《建国大纲》。他本人的一生行为,就是要人“相信”不是要人“迷信”的。这个大著的草成,就有许多意见是折衷于老同志与许多书本而来。他就是个“人”,不是神秘不可思议的“神”。

  个人以为时代到了二十世纪,神的解体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他虽解体却并不妨碍建国。如有人从一个政治哲学新观点,感觉东方的中国,宗教情绪的散漫十分可惜,神的再造有其必要,这问题大,决不是单纯的英雄崇拜即可见功。

  在政治设计上想归纳或消解群众宗教情绪与传奇幻想,神的重造方式正好从近三十年世界取法,这种“致用”之神不妨用分散与泛神方法,从群众中造偶像,将各种思想观念手足劳动上有特殊成就的,都赋予一种由尊敬产生的神性,不必集中到一个“伟人”身上。若真的以一个人具神性为中心,使群众由惊觉神秘而拜倒,尤其是使士大夫也如陈先生所描写的无条件拜倒,这国家还想现代化,能现代化?稍有常识的人看来,就知道是不可能也不必需的!

  陈先生提起英雄崇拜时,又举示当前兵士作战为例,以为全得力于老式通俗文学小说戏剧的英雄崇拜的好处。且赘语说亏的是这些人不受普通教育。这种意见由赛珍珠说来,并不可笑,因为她是个外国人,不明白中国事情。若由现代中国人说来,似乎不大近情合理。因为这完全是两件事,勉强附会,不啻说明陈先生既不明白旧小说是什么,也不知道现代战争是什么。若说旧小说的影响,张宗昌、韩复榘倒是两个典型英雄崇拜者。

  其次是近三十年来所有土匪都用“逼上梁山”一词作借口,合伙吃血酒时且照例引用“桃园结义”典故。崇拜之中就无不有个“个人本位”意识,与文中所举康德称艺术中的壮美崇拜全不相干。更不曾培养陈先生所理想的由惊觉神秘而来的崇拜情绪。宗教的虔诚由坚信而产生庄严,牺牲一切以赴之,在中国唐代的大德高僧玄奘行传,倒有点相仿佛,但这就只有读书人能领略!若一改成说部的场面,群众就只关心到他进蒸笼被妖精蒸吃时,是否能够得救惶恐了。通俗小说虽有些民族英雄故事,若把当前兵士抗战,认为由这些小说薰陶而来,与事实相去实在太远。

  陈先生又说,英雄崇拜在读书人方面表现不好,实由于“五四”以来提倡“民治主义”同“科学精神”,个人主义抬头,士大夫因之更腐化,社会因之更极端紊乱,所以再不会崇拜英雄。在战争中提倡英雄崇拜自然很有意义,不过若涉及知识阶级,且认为他们腐化堕落时,似乎还要分析分析,不宜过于笼统。英雄崇拜情绪,在知识阶级中不发扬原因,前面已经说及,加上社会进步分工分业的结果,英雄名分与事实已不能由“帝王”或“骑士”独占,即在战争中依然被各种职业出类拔萃分子分享,是一件明白不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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