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变变作风

变变作风

　　古诗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日月转易是个自然现象，感慨话用不着说，空洞乐观也无多大意义。我们既活在炮火中，总得想法活下去，而且必然愿意明天比今天活得更好。怎么样就会好？值得思索思索！

　　我们这个国家为了求发展，求生存，更为了尊重一个象征人类光明进步的原则——民生主义，独立作战快有三年半了。战争虽一时失利，可不气馁，虽被强敌侵占了许多土地，大都名城，小县小镇，或为人血染赤，或成一片瓦砾，不以为意。最能明白体会到这种战争意义的，恐无过于报人和学生。这两种人一定都能知道，我们其所以应忍受，能牺牲，就为的是这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这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我们却必须终其一生，永远保留这个作战的精神，打胜仗后方能建国，打败仗时方可翻身。

　　但“战争”这个名词是包含多方面的，前面要人后面也同样要人。目下前面我们有两百万武装健儿，与敌人在广大土地上周旋，在后面，可作的事也就不少。可是我们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我们应当承认，直到如今为止，后方有许多事都近于消极应付，不是积极进行的。即有关国防设计各重要事业，负责人肯作事的固然不少，怕作事，懒作事，不会作事因而误事的，也就到处可见。

　　公务员之不讲效率，对生命无目的，无理想，可是显而易见。且因生活物价增高，一种可怕的“实际主义”日益流行，腐蚀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勇气。既缺少一种高尚感情，当然也就缺少用那个感情去追求一种人类庄严原则的勇气。说抗战，固然有两百万战士在炮火中，说建国，用那么一群人来支持中层阶级处理国事，从何说起？在这种情形下，个人以为趁这一年起始的今天，很值得检讨一番，看看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多少方面工作值得修正，还有多少潜伏力量值得好好发掘。

　　国家忧患那么深，国民责任那么重，如我们不能在普遍国民中（尤其是知识阶级中）造成一种坚韧朴实的人生观，恐怕是不能应付将来的！提起这一点，试从近二十年过去国家社会的变迁看看，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即文学革命。且会承认一件事情，即文学革命后，用文字作工具，用得其法，对社会改造有多大贡献，对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恢复增加，又有多大贡献。

　　这种贡献在过去，是用如下形式产生作用的，即报上有一栏社论，对社会各方面作广泛的善意的批评，以及合理的建议。又有一栏名叫副刊，民八以后梁任公、胡适之等人的学术论著，罗素、杜威的演讲词，以及男女解放社会改造各问题，鲁迅、冰心新文学作品与读者对面，都是由副刊来负责的。它的作用大意义深，是有目共见的。因为报纸每天出，分配又广，自然作用大，意义深。且无形中又有一种公众裁判，凡报纸知为国家社会福利设想，即受爱护鼓励，若只图一时取巧，或以不正当目的争取读者，不可免要受鄙弃。因此报纸本身也就得到极大进步。抗战以后国内各处报纸有个共同现象，社论多偏重国际问题，或重在国内战争胜利解释与社会进步赞美，副刊则因纸张贵，篇幅缩小，或将篇幅缩减移作广告用，图增加收入，或率性取消，少支出一笔稿费。

　　其实从报纸理论说，这么一来就等于把报纸特点取消，把报纸对国家社会批评建议地位取消，且同时还把报纸在近二十年来习惯所养成的教育人民权利取消。结果新闻以外就是广告，再加上一点极易成为明日黄花的国际预言。报纸的积极作用既已全失，办报人在这种情形下，好象除了“忙”以外也就毫无意义，看报人面对这种报纸，当然也觉无多大意义。

　　若把眼光放远大一些，我们就会知道如此下去未免可惜。

　　在后方或特殊地方谈建国，何妨从新闻纸上来变变作风。个人以为社论一部分，值得放在青年问题上来讨论来处理。这事看来小，实在并不小。正因为一年变一年，人事新陈代谢的结果，目下的青年，在十五年后就要成为社会的中坚，要在国家各部门机构上来负责任，必须给他们重造一坚韧朴实人生观，方能负责。办副刊，文学理论文学作品也值得有一部分向这方面发展。办报本是费力赔钱的事业，既费力赔钱，力和钱的投资，应当放在这个理想上，是毫无问题的。

　　目下有一种现象，即凡是在将来社会中有重大作用的大学生，一部分目下还蔽于过去的习气，粘执于名词上的“前进”“落伍”，到实际政治上一混，都只知作小喽罗争位置，变得油滑而诈伪。另一部分又因此反应，把生命与国家分开游离起来，变得自私而小气。更有一部分却不知如何是好，日子过得沉闷而无聊，少生气，志气小，气派小，胆量小是共同情形。一个报纸能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想方法来处理，建设一种健康人生观，宣传对于建国的光荣以及建国意义的重大，实在是极重要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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