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寄给某编辑先生

寄给某编辑先生(1)

　　先生：

　　你的信我读了。我谢谢你。言语的大量比稿费多到五倍，这个当然也是难得。你们告诉我上一次那通信只能作七千字算数，我不争持。这是小事情。我哪里应当为这些小事情生气？完成一个天才是“奇变”，这应当是对的。可是，我的奇变是些什么？你们意思是我这样还不行，顶好是尽我家中人死去一个，或者眼睛有病就索性瞎去，这奇变就成就我了。我不要这天才的完成！并没有人能担保因此一来我的稿费可以提高到三块钱一千字，我是不能尽这奇变来到的。就是有担保，我也还得打量打量。

　　你们既然说第一次通信很好，我就这样同你们作几次生意吧。这几日来我头脑糊涂，想不出什么好事。我只想如果这奇变把我也放在内里，譬如说，要死吧，一家人全死，我看这个事于我是一种幸福于你们也不为损失的。你们不要信别人的话，以为我的通信太容易写了，就觉得不减少稿费可不成事体。就是一块钱一千字我自然也得答应你们，一家没有钱如何能生活？只是我并不敢胡乱写下的。我制定了写三万，所以今天又来动手写。

　　你们说，愿意我鼻子的病早好。可以告你们，请放心。血今天已不流了。若这个血再不客气的流下去，这所谓奇变，真会轮到我头上来的。若是死者是我，请想想，这事情如何结局。我不能先死，这事是不必解释的。若一定是这样办，这将成为一个出版家方面的累赘。我家中有病人，到时虽然并不是说谁就应当帮帮忙，但这好歹是累赘。有些好事口滑的人，也可以说，“是出版家老板们用苛刻的办法逼死作者的。”

　　虽是谣言，倘若没有那生植谣言的根基，大家是可以痛快的睡觉赚钱的。你们愿我病好应当是真心！我谢谢你们。我也感谢天，他并不把我引到完全绝望的路上去。我一面消极的无法振作，一面总还是要想方设法救救这一家。虽然一年长病，也仍然还找得出理由活到这世界上小地方！倘若我们这一家是住到中国一个内地极不开化的乡下，无意中被天灾人祸死去一个二个，自然除怨命以外没有话可说。如今我是住在租界上，租界上是凡为中国的国粹如象赌博，吃烟，绑票——嗨，我说这干吗？你们嘱咐过我，我又忘记了。说一点别的吧，别的也没有什么可说。但既然是论字计数，仍然来说我今天的情形吧。我不流血却头痛，痛得不成事体。我怕这就是一般人说的那种脑脊髓炎。这时，一摇动，一起身走路，头就象炸裂。

　　这东西我疑心它终有一天是要炸裂的。家里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为什么不起床。我睡到比平常任何日子还晏才爬起，起来就又坐到这桌边来。坐到桌边做什么？先生，你不是七号要第二次通信的稿件付排，要一万字。我这时就在这里很可笑的作着你所差遣的事。我一面头痛难堪一面仍然为那一万字的完成而愉快。我为什么不欢欢喜喜的来写这通讯？这时最适当的事，不消说是要一个医生来看看，花点钱，把衣解开，给医生听听肺，拿一次脉，试试温度。真有脑炎征象了，再多花一点钱打一针。你们听到我病大致也将有这一种提议。这真是一种很好的提议。

　　可是我没有钱，这些事做不到！至少要十块钱，还得我自己到医院去挂号，等候一点钟或两点钟。若是这医生懂事，看得出我的性情，随随便便说一阵，又随随便便为我配一点吃来无益无害的药水，倒是好事。如果不肯马虎，一定要把我一身的病指出，且照着通常医生口吻，说出那吓人的话，不是要住院就是要休养一年半载，而且药方一开，一小瓶就是十块八块。药方一开，不吃就象更加危险，我这本来无害于事的病，恐怕因此一来完全糟了。把负债同负病两事尽我选择其一，为了方便起见，我是只能加一点病不能再加一点债的。

　　因为病痛，我的思想感情更不行了。我仿佛同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一种完全的友谊。我又找不出一个真实的敌人。眼前一切的事都使我厌恶，却不能对人对物加以申斥。到街上去时，我坐到公共汽车上，我看到满车的人皆觉无聊。在那些地方，你们是知道的，很有不少生长得好看，穿衣服称身，脸上充满了欢喜的青年人。看到这些年青人，我就在心上生气。我听人大声说话也有不愉快在心。我见人吵闹或笑骂都感到烦憎。似乎从什么地方听说过，疯狂有沉静的一型，我应当是属于这一型的。

　　我这脾气并不是从病痛时起始，却是很有了一些日子的。追溯这来源，应当说是出于天赋。似乎从我只能模糊记忆那孩童时，我的逃学习惯的养成，就是基于那疯狂的因子的。到后是讨厌家乡的学校，作了一名预备兵了。再到后，还是不能在生活的轨道上作我那六块七毛钱的事，如一般人耐心等候发财升官，我转到屈原远游所到的沅州作收屠宰税的小职员了。收税又无法继续，再到后我又转到军队作一个师部的书记了。……一直到如今，我还是对眼前的一切全无好感。生活转变的机缘，就全是我这以身体太坏为解释而发的疯狂做成的。我讨厌一切事情，却无力堂堂正正的把反抗旗帜举起。

　　我觉得革命是必需的事，但革命家同革命文学家都使我头加痛。我不欢喜同人应酬，可是凡到我这里来的人，不拘是谁，收衣柜租钱的人也行，我总得同他谈一阵天，而且在谈论到什么时我就从不见出勉强。我决计把生活转变了，今天可还是在抄写你们所要的通信。先生，在我无法解释我自己心行不能一致的纠纷时，我只能把你们所随便说的“天才”承认了。一个天才他应当同其他人完全两样，我无论如何是同我另一时也完全两样的。在我的生活中求不出结论。你们若还相信任何生活都有一目的，那我这目的，是把我举起与生活分手，与世界绝缘。要是极幼稚的话也有供人讨论的一时，我可以告你们，我想到的只是杀一些人。

　　这想象若是有了力量来帮助，我不能对我的糊涂加以怀疑的。然而人人是都有理由活到世界上的，我只不承认人人在有理由活下以外还有更好理由成天胡闹。所谓……就完全是一群无耻东西，成了伙去作着某一事，无耻与无用都是这些人极适当的赞语。那借死去了的人与死去了的教训作着大骗子的人们，他们是脸上充满了愚而虚伪的光辉，成天各处跑动。先生，这些我不是说那些做大官的人，你如一定要疑心我是说他们，你就执行你的权力把它删去吧。读文章的人是读半面就觉得好，全体看清就得失望的，删去这通信一半也并不算过失，你随时随处不应当把你的权力忘去，这才是一个好编辑。

　　先生，我头实在不行了。真要炸了。我实在愿意抄一点什么来补足这通讯字数。我的技能与其说是长于写作，不如说是长于抄录。自然那些做文学论编讲义的人的功夫我一样也不能做，可是写字我是行的。一个有过六年司书生经验的人，你想想，应当是哪一种耐心同哪一种温驯？抄到我没有可抄录时，我睡下了。你们放心吧，这通讯决不是到此为止。

　　通讯的长短完全取决于你们。七号要稿付排，我不能因为头痛耽误你们杂志的出版！今天我且把这个放下。我并不愿意休息，完全出于无可奈何，这是有请读者明白必要的。

　　可是我怎么能好好的睡一点钟两点钟呢？这是白天。街上车夫全在流汗，无价值的奔跑，近于愚蠢的劳动。我想到这一些，同时，为对窗的吵闹生了大大的气。所谓对窗其人者，据说是个博士，似乎名片上也印得有一列长衔。但我明明白白知道，他是在法国做过几年华工归国的人物。做工原是可尊敬的事，但一个工人，一回国来就很雅致的印起博士的长衔，且居然夹了大的黑色皮包到处大学校去教课，作为绅士之一员。另一面，却把“细君”留在家中，用大而高的嗓门与客人调笑；客人的模样又是博士，这就怪了。听到那些白脸长身衣冠入时的模范人物，同心协力联合大唱《毛毛雨》一类小女孩子所唱的歌时，我连在房中坐下的勇气也失去了。天气热是真的，不过另外一种热是我所不能抵挡的事。

　　我只得出去。

　　我到了街上了。我坐在那太阳没有晒到的路旁旧木桶上，望望街景。我仿佛是非常狼狈。我的头在作怪，非长久的坐下来歇歇简直无办法。过路人似乎全好奇的对我注意。我感谢他们，这些人中总不乏觉得我是很可同情的人物。我如果把帽子除下，翻转来摆到面前，必定还有那些好心的善人，既不要我写诗，不要我写小说，也不要我写通讯，会慨然把钱扔给我一个二个的。小孩子见我这情形，虽然还不曾把帽子取下，已就因为好奇，不愿意走路了。他们两个站到我身旁，见我掏手巾揩脸，还以为我要取粉笔在地面写字了，好意告诉我，这里不许写那些求人告帮的字。我望到这两个孩子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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