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落伍(3)

落伍(3)

　　“哈，××先生吗？”（我的手被两只软绵绵的手捏紧了，我只点头笑，不做声。）“真好极了，我还同成同志说来看你，今天在此遇到，真好极了。……”我们即刻就到那长椅上并排坐下了，这年青人心上的诚实欢喜流露到颜色上使我感到温软，一方面我想起适间那军需大人的谈话所给我的不愉快，就又觉得在这时真是一个可笑的局面。我去望那军需大人，他正在同副官朋友说话。

　　那军需大人用着还不十分相信的神气低低问副官朋友，“这是沈××吗？”

　　副官朋友笑，点头。他说，“我以为你认识他！”

　　这时我望到他们两人，两人也正望到我，副官朋友站起身，我第二次被他介绍给那年青军需了。那年青人红着脸把我的手握定，很狼狈的做出笑容，结结巴巴的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样子是“久仰，久仰！”

　　我也仿佛极为难。本来对这说谎话的人，我感到的只是无聊。但如今见到那神气，且手是被握着，欲挣脱不能，也不免显得一点窘态。

　　“好象是会过，一时真想不起了。”这人这样说着还不放手。他大约还想从谎话中挽救自己。

　　我说，“好象是，或者是北京。”

　　“我不曾到过北京，恐怕是同先生在长沙见过。”

　　“可是我还没到过长沙。”

　　这位军需大人，随机应变的天才并不缺少，虽说明白不会有那过去晤面机缘，他把我的手一放，却怪起副官朋友来了。他说副官朋友刚才介绍时，只说这是姓陈的朋友，不说姓沈的朋友，所以才发生了这样一个笑话。他接着就想一笑了事，大声打着哈哈，且用自己嘲弄自己那种神气，说幸好是没有说过沈先生的坏话，不然可真使人难为情了。但是认真说起来呢，这事情即或副官朋友同我把这事忘去以后，他是也不至于忘记的。他知道我就是沈××，于是也走过来坐下，我就坐在这两个年青人中间，把话谈下去。曾姓的还不知道先前的事情，只见到这时这军需大人的神气，心中似乎就不甚高兴。然而这军需大人他仍然还是谈下去，同我谈文学，同姓曾的谈党务，同副官朋友谈鬼，前后照应，全无空隙，到后是曾姓的把我们邀出去玩，也不好意思把他单独放弃了，于是一同出旅馆。

　　同这两个年青人在一块时我又怠工了一天，仍然是吃喝，吃喝够了又到公园散步。我一面在这陌生的朋友方面，感到一种难得的友谊而快乐，另一面就又望到自己萎靡中年的情调而感伤。我很明白那位军需大人，虽然在我面前说了谎，有点负疚，但到后仍然是因为我行动言语的平凡，把他对我的敬意取回去了。至于姓曾的处长呢，许多地方还太天真了一点，他对我的趣味似乎一半还只是为好奇，他劝我不妨到汉口方面去玩玩，可以把生活换换，又劝我就同他过汉口去，住了一阵再返乡。这完全是一种好意而且极其诚实，我没有什么可言。我不能说我在上海还负了若干债，又不能说我离开上海以后在北平方面家中人无办法的情形，只含含糊糊的答应下来。到后分手一个人独回到了我住处的小楼，却感到凄凉起来了。人世的炎凉本不甚介意，但一想到也有象姓曾这样年青人，我觉得无端生出责备自己颓废的理由了。

　　第二天我接到了北平方面一个快信，我那有肺结核的母亲病转了方向，每天一到晚上就发烧，写信来的妹妹要我想办法，或是我回北平来看看，或者想法把老人送到上海来调治。我虽然得了两百块钱，在各方面负的债总有四个多。并且这钱是朋友特意为我汇来的路费，若是要返乡，这钱就只能到地。我正感到为难，那副官朋友同姓曾的处长来到我住处了。副官朋友把我拉下楼，说姓曾的无论如何要为我制点衣服，且劝我搬个家，为我买一点用具，因为他不好意思讲这个话，所以请副官朋友说。我红着脸到楼上去，眼中含着泪。

　　那人见我这情形，知道是副官朋友已把话说过了，就握着我的手不放。

　　“××先生，你不要觉得难过，我是顶不会客气的人，成同志知道我为人，所以我才敢这样冒昧。”

　　“不是冒昧，凡是这些事在我都觉得有说不出口的心情。”

　　“你高兴顶好就同我们在十天以后过汉口去，不能动身离开上海，就搬一个家。我听到成同志说到你这住处，我心里就极其难过。我们是吃白饭的人，却各事无所牵挂的住大房子享福，你们这样受苦，中国革命的成功建设期中还有这种事，真太不合理了。”

　　“这自然是自己个人的事，与革命无干。”

　　“我看到许多人都该死，却做了无数事情！”

　　“那是你们革命同志！”

　　“一群反复无常的东西。”

　　朋友同我全笑了。

　　过一礼拜，朋友同姓曾的返汉口去了，我也不过北平，也不返乡，也不搬家，也不做衣服。我手边有了四百四十块钱。

　　有八十是副官朋友留下的，有一百六是曾姓留下的，另外是团长的两百。我已写信告了那在乡下带兵的团长，说感谢他的钱正来的是时候，且说明我一时无法离上海的苦衷。我把钱汇到北平两百，还了两笔整数的债，为另外一个在别地的朋友周济了四十，我剩下八十多块钱，便很方便的把日子混了一个多月。到今年武汉还无战争时，我还得过那姓曾的来过一次钱，数目是六十，那副官朋友则来信说已转到乡下接新娘子了。

　　已经过了一个年了，我生活仍然还是过着为那军需大人相信不过的生活，衣服还是一样邋遢，人还是一样萎靡不振。

　　在上海作奉命执笔三块钱一千字的文章，人不舒服时就流一点鼻血，左右这病又不至于长久，流了一些血，倒到床上几天，过一阵非起床作事不可了，我就爬起来，仍然把未完成的文章写下去。

　　近来家中人因为在北平实在无法支持，且为了一个小妹妹的读书事情无法解决，只好一同来到上海了。我就同家中人在这地方住下，火食到无法继续时，就走到××书店卖书处去向营业处×君说点好话，请他打电话得经理一句话，让我预支一点版税，又另外向熟人借一点钱，又把可以进当铺的东西当一点钱，一家三人总算活下来了。

　　五月端阳节将到，一切的难处也随了这节日压迫到自己身上了。各处写信去借钱都无回音。写成的一部文章又因上面有太多的牢骚无人能买，家中的母亲一到下午就发烧，额部如火，胸部作喘。我自己又因天热旧病发作，间一两天得流一点在别人看来仿佛很可笑的鼻血，日子去端节越近，自己的灾难也越迫身了。

　　我近来成天坐在家中，除了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不依照那姓曾的年青朋友劝告，另改一种事业来对付生活是蠢事，就是来到这桌边，想怎样来把我生活彻底改造。我想到一得方便还是回到乡下去看看，且把这意思说得极其乐观，在病人床边商量过了。我的母亲知道我这话完全是做不到的事，就苦笑点头，用她那聪明的眼睛很可怜我似的对我注意。她见我一站在桌边总是半天，以为我是为了目下情形着急，恐又得流鼻血了，总故意同我说话，使我可以休息休息。

　　我虽每日看报，却从不敢注意到日子。因为日子不甚明白，一家人也从不提起日子，这日子才似乎容易过去。见到家中的情形，见到未来也同样渺茫，很蠢的思想时时刻刻在我脑中打转。我想到的是，我应当使自己苦恼把一家人活下来，还是自己图安宁杀了自己？我想到这些时是没有一分牢骚在心上的，既然一家人都在病中，而自己又实在无生存能耐，恐怕终会要走到这一条绝路上来的。但是这愚蠢而又可怜的思想，家中人是不会知道的。我仍然也还是成天做我的文章，来了客仍然陪客人谈谈天气及国家事情，喝一杯茶，又随意讨论一下近日相熟几个人的生活。客一去，来了空虚，看看周围一切，我茫然了。各样的计划全作到了，还没有可以把一家从贫病中挽救出来的方法。在无可奈何情形中，往床上一躺，想着我在《呆官日记》上所写的“日子，滚你的吧！”

　　这样话，心中酸楚之至。在这时另一地方那些追上了时代的老同事，总仍然还有念及这落伍的我，我就这样对了屋顶作着空空洞洞的希望。

　　我虽然没有算日子，但仍然知道今天是五月初三。我估计到那位军需大人，可能已荣升了什么局长了。

　　一九二九年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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