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二）反革命的官僚买办地主阶级

（二）反革命的官僚买办地主阶级

　　现时革命已到总攻击的时机，对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阶级之策略，当然采猛攻的阵势。帝国主义的列强固然内部有许多冲突，可以随时利用，但是现在的革命阶级中，只有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猛烈的宣传，可以破坏他们的联合战线，因为他们在华利益的分量不同，利权较少的一受攻击便要让步，不愿代英日受过。如果宣传上隐蔽避免“较好的”帝国主义，那就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策略。如果甚至于像上海二月政治总同盟罢工时，简直暂时放弃反英帝国主义的口号，那真不成话说了。或者说：“先反对李宝章[117]，再反对帝国主义，分作两阶段”，那么，这不知道和国民党右派之“先除国贼再图富强然后对外”又有多大分别？殊不知道要征调全体民众反对李宝章，非有反帝国主义的目标不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性，正在于“民族主义的爱国运动”而来的，“民权”却不敢要了。国民政府固然可以运用外交政策离间列强，然而这也并不是优待某一帝国主义，而仍旧是打击帝国主义一切特权的战略。至于征调民众革命行动的口号，却无论如何不可以放弃的。现时中国革命必须对帝国主义猛攻，利用列强冲突，而得步进步的收回租界海关……。丝毫不要怕“过分”了。即使外交政策上说：国民政府不准备以有组织的军队夺回租界，那亦是指明列强应当拣择：究竟愿意立即承认国民政府，与之谈判而“和平”交还租界呢，还是武装示威逼得民众非以“暴力”收回租界不可？对于官僚买办阶级，当然是和对于帝国主义一样的策略，应当没收他们的财产、田地、银行存款、公司股票……总之，严厉的革命独裁，这亦并不一定要有“民众的德谟克拉西的”[118]形式的，甚么法律手续等等。这一洋奴阶级，或者有人以为他亦会跑到“革命党”来，彭述之曾经说北伐到北京时，甚么交通系等也会进国民党。我说：不会的！何以故呢？因为只有国民政府采取了彭述之主义的政策，只利用他们内部的冲突，而不下总攻击，就是依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力求与某部分买办阶级妥协，那时，这一“阶级”亦许真会加入“革命”，不但加入革命，他们并且不像彭述之主义派那样客气，还要“包办”国民政府呢（将要有他们的三月二十日）。除此之外，革命对于他们是闭关的。对于地主土豪阶级，亦应当用同样的政策。地主土豪阶级现在已经大致变成官僚买办大地主的附庸。不过其中带有地方色彩的一派，或者商业化的程度较浅，或者当地农民还没有剧烈的斗争，那么，这一派人在经济上是落后的中等商业资本的代表；他们和帝国主义的联系比较的浅些，甚至于有小买办向洋大人督办督理多争些赏钱的气概，所以在政治上实在是民族资产阶级之最右翼。因此，如江苏的半研究系的士绅，也会一半赞成革命，以地方自治保境安民及对南北战争中立为政纲（四川、云贵亦是如此）。可是，等到革命稍稍往前一点，他们便反动了。对于这一派人，美国帝国主义暂时所想利用的这一班人，没有多大客气的必要。固然，去年北伐刚刚开始和尚未开始之前，北部中国处于革命伏流昂进之时（三月十八日之反赤屠杀后[119]），革命党的职任是：一方面，督促革命略见顿挫的南方（三月二十日之南方），从速北伐，以开展革命基础，而在群众参加斗争之过程中，与民族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别方面，是在北方“往各阶级去”，征取小资产阶级革命化的群众；所以要切实执行“地方实际问题”的运动，借此暴露民族资产阶级中最右翼的罪恶；同时，就反对当地小军阀的助吴反赤，以地方实际要求，如抗税废捐等的运动，骚乱这些大小军阀的后防。所以当时“地方自治”的口号，是有些革命意义的，因为他和北伐的战略是相应的（尤其是在江浙北方）。然而当时江浙的运动虽做而不得力，北方的，简直是怠工。至于现在——去年十一月武汉、江西都已经被北伐军取得之后，形势便大不同了。当初做“地方运动”的目的，本在于暴露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罪恶，那么，现在必须更进一步急转直下的改变政策，一直到指出最左翼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指出保境安民的不可能，指出要保境便必须先战争，推翻军阀统治，响应北伐军，而建立平民政权。事实上江浙区却想组织资产阶级的“民治气象”的市政府（含有地方自治的性质），以抵制北伐军来后的“军治气象”。所以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第一次暴动[120]，不号召群众参加斗争，而只做军事投机。

　　[117]李宝章，军阀孙传芳部混成旅旅长，当时任驻沪各军总指挥兼淞沪防守司令，是镇压上海工人第一、二次武装起义的刽子手。

　　[118]德谟克拉西，是英文democracy的音译，意即民主。

　　[119]三月十八日之反赤屠杀，即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

　　[120]指上海工人为迎接北伐军进攻上海而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的确切日期是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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