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国民党

（一）国民党

　　因此四点，共产党员绝对应当加入国民党，努力发展国民党，使成为中国平民的真正代表民族的党——包含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不应当退出国民党，不应当将工人农民放在国民党之外，放任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放任他“独立”起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党外合作”。这种对于国民革命的组织策略，在现时国民革命的领袖权万分必要的属于无产阶级之时，尤其非切实实行不可，容不得丝毫怠工。

　　然而五卅之后北伐之前，正是中国革命之伏流昂进的时期，从示威、罢工急遽的近于武装暴动之前夜（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方区对于国民党的意见却是：现在（三月二十日之后）早已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由本党领导到一个可以独立活动的时期”；所以北方区认为“可以不发展和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我们自己不应做国民党机关的工作，不必集中中国一切革命势力于国民党，并说不要梦想国民党成为单纯的左派思想的政党。诚然不错，彭述之到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还说：粤区[116]同志不应当责备左派首领如何如何不行，而想自己恢复三月二十日以前的状态（即左派思想占优势，甚至于进了单纯左派的思想）。彭述之主义又表现出来了：在组织上主张宽容非左派的思想留在国民党内，这就是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而且主张共产党员无形退出，不赞助国民党之发展，实即容留戴季陶主义，并使之独占国民党的发展工作，这就是将国民党送给新右派去领导。这种组织上的策略，实际上是对戴季陶主义投降的机会主义。固然，单纯的理想的纯左派的国民党是暂时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阶级分化急遽而未稳定，所以左派首领可以采取戴季陶主义而右倾；然而我们的职任是：不论姓甚名谁，凡有戴季陶主义倾向者，便须攻之使去其“主义”，使国民党政策（思想）日益单纯的左倾。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组织上发展国民党的左派，使群众的工人农民加入；而且有时必需我们自己担负国民党机关的工作。

　　以前我们策略上的错误，真正是梦想左派小资产阶级的首领能够独立的干，我们只在背后推动，不肯挺身前导，拖着他们往革命方面去。同时，自己存着一种保守的心理，不以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农民民族”利益和中国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利益相对待，却以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去和中国民族的利益相对待，仿佛默认资产阶级是民族代表，资产阶级是应当领导国民党的，仿佛中国无产阶级只可以做国民革命中之“在野党最左派”，不应当去领导国民党工作的。这是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

　　[116]粤区，指中共广东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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