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七）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

（七）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

　　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中国的农民所组成的革命军队，有同一样的弱点。中国革命军队里的农民，大半在没有当兵之前，先经过长期的“土匪学校”。中国无产阶级里的工人，也大半在没有当工人之前，先经过长期的“流氓学校”。中国经济中工业资本之发展既迟且缓，多所阻滞，而商业之发展却非常之迅速，农民的破产或失业者，一时不能无产阶级化。这是土匪流氓生活之普遍于中国社会的原因。譬如上海的工人之中，差不多一大半是属于青帮红帮等类的秘密组织的；工厂工人尚且如此，苦力更不必说了；这种现象尤其以长江一带为甚。上海社会之中，凡是“下等社会”，不论何项职业，都应当知道些流氓主义，都应当和流氓组织发生些关系，否则简直过不成日子——这仿佛成了一种公律。所以工人组织之中亦有流氓主义的遗毒，就是“不问政治只问饭碗”。中国流氓主义既然留在有职业工人之中，无产阶级的政党便应当竭力和这种主义奋斗，同时，要步步注意妥当的改组这些城市贫民的组织，使他的群众能够赞助工人的组织，而不成为反动派的工具；要做这件事必须有主观上的正确的策略和政治指导，甚至于要先会运用这些旧组织。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决不可以像述之所说的：“等到物质的冲突时——那些平时的什么宗法社会的思想和习惯都失了作用。”这种消极的客观的等待主义，是非常之错误的机会主义。所谓物质的冲突，罢工斗争等兴起来的时候，诚然可以自然的刷除些工人之中宗法社会习惯（流氓主义）；但是，如果在这种“物质冲突”失败或部分的衰落的时候，那工人之中的宗法习惯及流氓主义，便能打击无产阶级的政党（例如二七后之京汉工贼事件，一九二六年十月上海对日总罢工失败时的虚报工人纠察队名额事件。）——这却要靠我们平时主观上的努力指导和正确的政治教育了。

　　再则，中国无产阶级因工业发展之迟缓，其阶级年龄亦很幼稚，大部分工人都还没有脱离小农业或小商业的关系；工人往往经过宗法社会制度而和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家族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小工业及手工业的工人：兄弟做工人，哥哥当佃农，叔叔开小铺子，是很平常的事。此外，帝国主义及中国资本家，都在利用这种宗法社会的旧习惯旧关系及工人的小资产阶级性，如包工制度、红利制度、赏工制度等。这种“利用”落后的社会制度之情形，尤其是在于多量的雇用女工和童工。中国女工、童工的总数（童工以十八岁以下计算），差不多要占无产阶级之百分之五十而强。这些亦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弱点。无产阶级的政党，不应当掩饰自己的弱点，以自欺欺人，而应当分析观察明白之后，努力的去和这些弱点奋斗，要千倍万倍于现在的去注意流氓主义和宗法社会小资产阶级的遗毒，尤其要注意妇女问题和青年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既然有这些弱点，即数量上比较起来还是很少的少数，假定有六百万工业无产阶级，也还不过中国人口百分之二还弱，何况严格的工业无产阶级决没有这些？既然这样，是否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作用是很少的呢？那却大谬不然！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时便开始跃登历史的舞台，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之间已经有很勇猛的斗争，从此他在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中很早便站在前锋的地位，救了内部分崩的国民党之革命运动。客观上可以这样说：陈炯明叛变，是地主土豪阶级把孙中山赶出广东；海员罢工[93]胜利以来的无产阶级，才将孙中山送回广东。五卅运动时期，无产阶级勇猛的斗争，引导着一般平民走上反帝国主义的阵线，已经成为国民革命中之主干，赞助国民革命之中心的国民党的发展，以自己实力扶持广州国民政府之成立，创造国民革命式的苏维埃之雏形（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扩大并引起农民反帝运动。中国无产阶级到现在这一阶段，实在已经走到了实际取得国民革命领袖权的时期。何以中国幼稚无产阶级能有这大的能力？因为他有许多特殊的优点，足以盖过他的那些小的弱点。

　　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弱点的反面：（一）中国的工业资本及一般资产阶级的成分里，有巨大的帝国主义及官僚买办之反革命分子，而中国无产阶级却完全是“民族的”——中国境内的工厂主之中，有许多是外国资本家及其走狗，而这些工厂里的工人，却都是中国工人，最革命的阶级；（二）中国无产阶级有极大极多的同盟军：民族解放运动中之各阶级，尤其是手工业的小资产阶级及农民——资产阶级只能延宕农民问题（譬如修正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而满足一部分的富农，使之反赤），而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无产阶级却能彻底领导国民革命去实行“耕地农有”，彻底引导民权主义去实行“农民政权”；（三）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尤其是已经组成国家的苏联无产阶级，中国工人将要利用他们的赞助，即将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社会革命相汇合，以直达社会主义之建设。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能够力争而取得革命的领袖权。

　　中国无产阶级一开始斗争，便是积极的政治的斗争，便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开始的时候，便在中国国内不断的革命战争的环境里。无产阶级当然要赞助这一各种被压迫阶级联合反抗官僚买办阶级的革命战争，自己要去参加这一战争，为着要达到革命民权独裁的目的，而力求取得革命军队的领袖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其在革命军队中之影响，这是互争领袖权的斗争之很重要的一方面。革命军队的成分，大半是失地的农民；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战争及力争影响其军队之目的，在客观上说起来，各方面都带着有征取农民之同盟的意义。如何能说：“只是些土匪头儿”，更因此而认为须“绝对抛弃军事行动”呢！单纯的军事行动式的革命运动，是中国无产阶级未能领导革命时之客观必然的现象，当然永世也不能得到胜利；然而无产阶级的职任，是在于增加群众的政治斗争，因而力求以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并领导之；却不是主张“绝对抛弃军事行动”，而专来练习书生式的杜撰的“科学的革命方法”。

　　以上我将中国经济及各阶级的状态略略说明，固然这种说明我在《前锋》[94]、《新青年》[95]、《向导》[96]杂志上已经屡次做过，但是，这次比较得更有系统些。彭述之有一篇文章，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也曾分析中国之社会阶级。那篇文章实际上是他主张“绝对抛弃军事行动”之理论上的根据。虽然他近来已经不坚持“绝对抛弃军事行动”之主张，然而对于这一理论上的根据，仍旧坚持着；例如今年二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国际之中国革命问题议决案之后，他在我们的江浙区代表大会[97]上作报告，还是说“无产阶级客观上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听者都说照他的报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几等于零，因此认为用不着和他争领袖权，只须和买办阶级争领袖权好了。这一理论上的错误不纠正，一切彭述之式的政策，都自然要违背国际的议决案，而倾向于机会主义。他对中国社会阶级之分析的大意是说：（一）“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宁非梦想。”——然而广州之三月二十日却实现于这所谓“梦想”；（二）“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既是“天然”，自然用不着再去力争；（三）“谁能真正打倒军阀，谁能帮助农民反抗地主的压迫，农民就跟谁走。”——这还不错，可惜他没有积极的农民要求：田地与民权；（四）“手工业者（工匠）之辅助工人阶级，受工人阶级的指导，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也还不错，不过何以定要说“绝对”，事实上勉强将手工业工人组织产业工会，手工业工人也会常常和我们起纠纷；（五）“小商人（店东）是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指挥的。”——事实上如今上海二月总罢工时，彭述之却受小资产阶级的“指挥”：小商人静候大商人领袖发命令才肯罢市，而彭述之则静候罢市，才肯武装暴动；粤、湘、鄂的小商人如今都受大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反对工人的罢工，要求强制的劳资仲裁；（六）“游民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的群众里不甚重要。”——这是他蔑视失地的农民和穷困的城市贫民。至于他对于买办阶级的见解之错误，我上面已经说过；他在这篇文章里，更说主张废督裁兵等的，也纯粹只有买办阶级。他这篇文章作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光景，现载入《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读者可以参看。

　　中国的经济及社会阶级既然大致分析清楚，我们便很容易答复“中国革命么”的问题了。辛亥革命时，反对官僚买办阶级（盛宣怀、袁世凯）的有许多不同的阶级：一、商业化的地主土豪劣绅（各地方的绅士）及小资产阶级；二、商业资产阶级（华侨）；三、游民无产阶级及工匠工人；四、小农阶级。辛亥革命既然失败，从二次革命直到冯玉祥倒戈，这些阶级一方面分化变迁，别方面时时改变其集合之形式，而形成革命与反革命之国内战争。最初在革命营垒之中的妥协派（如陈炯明、章炳麟、梁启超），渐渐变成完全的反革命派；最初客观上领袖革命的国民党老右派（民族的商业资产阶级），日渐分化而生出买办阶级的极右派（冯自由、邹鲁）和代表新民族资产阶级的新右派（比较工业的）；最初率领游民无产阶级而无形之中代表小农阶级的老左派（孙中山），日渐得着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赞助，而形成最近的新左派；后来（五四时）跃登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因参加国民革命而日益力争其领袖权。这种复杂的过程，都隐藏于所谓“南方军阀”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之内幕里。中国革命是在进行着，表面上看是“土匪头儿”的混战，实际上实含有阶级分化及阶级斗争的意味。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一方面，部分的受这革命战争的影响，而很容易的开始自己的斗争，发展自己的运动；别方面，客观上早已亦是推动这种革命战争之一种势力。国际的无产阶级当然是赞助这种革命战争的，即使革命战争的首领是资产阶级，甚至于地主土豪阶级，亦是如此。最近的形势（从一九二四年末起），是无产阶级参加这一革命战争，而力求征取革命军队及农民运动中之影响；民族资产阶级也在力争革命的领袖权，他却更加是以征取革命军队为入手的主要方法。无产阶级之征取革命领袖权，自然是征取革命军队中之政治影响，同时，他却领导一般平民群众的政治斗争，使与革命战争运动相汇一——“武力与平民结合”。辛亥革命后十六年来的历史事实是如此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式，最初因为是小农国家的缘故，的确是先有武装暴动，而后有宣传（辛亥时的新闻政策），最后再有组织（军队），恰好和彭述之所谓“科学的革命方法”相反。这难道是中国社会太不科学了？还是彭述之自己太“科学”了呢？这许多虽然仿佛是“旧话”，但是目前最实际的一切行动的政策，如对于新右派之态度等，都和这种根本问题是相关的，尤其是最切近的上海民众革命问题。最近这一实际问题之中，有人主张要等待：（一）本地军官接洽的结果（新右派经手），（二）商人的罢市，（三）工人及一般市民间充分的政治宣传，（四）充分的武装准备：总之，要等这些“胜利之保障”有了之后，然后再能暴动！这是“先宣传，再组织，然后武装暴动”的老公式之新形式，而且更加死板了一层：“要有充分的武装之后，然后再能暴动！”这是轻蔑群众行动的创造力，无论对于国民的或社会的革命都是不对的。

　　彭述之“解释”辛亥革命的现象，排列了：（一）商买铁路，（二）商办矿务，（三）农民抗捐，（四）贫民失业（天灾），可是不能以一贯之追求正象的因果；他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篇文章里，亦是排列着资本家、工人、农民、小商人等许多阶级，而不能研究各阶级自身的流变及各阶级间之相互关系。这真正是一种多元论（Eclectics）。抱着这种多元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没有能力辨别那复杂而隐蔽的形式背后之实质；于是他把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相混了，把反革命法西斯式的土匪和失地农民式的“土匪军队”相混了。对于他唯一的出路，就只有自己头脑里想出书生主义式的死公式来“教”人家革命；因此，步步实际政策都极容易错误。

　　[93]海员罢工，指1922年1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香港海员为反抗资本家压迫、增加工资而举行的大罢工。

　　[94]《前锋》，中共中央机关刊物。1923年7月1日在上海创刊。瞿秋白任主编。1924年2月1日停刊，共出3期。

　　[95]《新青年》，1923年6月复刊后，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

　　[96]《向导》，1922年创刊，中共中央机关报。

　　[97]江浙区代表大会，即中共上海区第一次代表大会。1927年2月11日召开，选举罗亦农为区委书记，并决议要准备在上海举行“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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