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工业资本与民族资产阶级

（六）工业资本与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经济的发展，既然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进行，那么，中国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自然很不容易发达，而且也永久不能够充分发达。当初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时期，首先所开发的是交通事业，如邮电、铁道、航路等，其次便是矿业及特种农产品，总之，凡此一切都是便利帝国主义采取中国原料或销售其商品的。此种初期侵略的结果，当然是：（一）使大地主阶级化成官僚买办阶级，（二）使地主土豪阶级日益商业化，（三）使小部分商人化成商业资产阶级，（四）使手工业小农阶级迅速的破产。商业化的地主土豪及新生的商业资产阶级，渐渐的开始组织内地市场上之农业及手工业的生产。尤其是华侨的商业资产阶级，资本比较雄厚，很有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生产之倾向；因此，他在当时和官僚买办阶级（帝国主义）的利益是对抗的，他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使命。但是商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生产（各手工业工厂——Manufacture——等），以及地主土豪的商业化，在中国环境之内是很难独立的；等到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日益增加，他有能力支配大部分的商业，并能运用其财政资本笼罩全中国的售货收料的市场，于是商业资产阶级及地主土豪阶级中之最上几层，便逐渐变成官僚买办阶级之附庸，或变成巨商买办阶级。

　　同时，欧战时期给中国自己资产阶级暂时发展的机会，民族的资产阶级更加渗入了轻工业，尤其是棉纱业。于是中国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跃登历史的舞台；五四运动时“国货”的呼声，是最明显的象征。然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中国工业资本之中，帝国主义的外国资产阶级占着很大的成份；欧战后的列强，尤其日本，开始投资到中国的工业里来。所以中国“民族的”工业资本，处于极端的受压迫地位，不但因他资力薄弱不能和外国资本竞争，并且他在金融上、原料上、关税上、运输上种种方面都受帝国主义（及其官僚买办阶级）之扼制。于是这新兴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要起而代替辛亥革命时的商业资产阶级之使命的工业资产阶级，竟薄弱到万分。可以说，巨大的交通事业，一切重工业“铁煤等”都在帝国主义及官僚买办阶级之手；轻工业之中外国资产阶级占百分之五十，官僚买办之“副业”（见前）大概又要占百分之二十五。其结果，民族资产阶级在大工业之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轻工业；此外，或许小工业中（半手工业的，如火柴、罐头、食物等类），他还有一部分势力。工业的民族资产阶级之经济力量，诚然是非常之小。但是这种“小”的势力，并不就等于“零”。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来源，已经在前几节里说过：商业资产阶级的投资；工业地主土豪阶级的经过商业化而渗入工业，甚至于买办阶级的部分的工业化；再则，有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加入工业之中当小股东。这一工业资产阶级的年龄既然还很幼稚，他不但没有脱离商业资产阶级的状态，并且收集小资产阶级的资本——自然至今还和商业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有相当的关系。再则，他要和外国资本争取国内的市场和原料，就应当经过商业资本，而与土豪、富农发生相当的联系。所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永久都是工业资产阶级，甚至于现在还可以说是“工商资产阶级”——包含手工业工厂或普通手工业的店东。最近广东、湖南、湖北等处，所谓“小商人”也加入“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反对工农运动，要求政府强制仲裁，都不是偶然的现象，亦不是甚么“工人要求过高的反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有日益开展的国内市场（商业）做他的来源，又有与城乡小资产阶级联系，再加上手工业资本家阶级的“群众”，他自然在政治上占有一定分量的势力。他的经济力虽弱，他的政治力却日益增长：第一，因为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反对；第二，因为他的经济发展现时始终还有些上升的倾向；第三，因为帝国主义受革命怒潮的打击时，往往要找做扑灭革命的第二工具（官僚买办阶级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时“太白了”，太显露了）。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发展，也和他在经济上发展的阶段是相应的。经济上他从商业渐进于工业；政治上从革命渐落于妥协。如果中国国民革命之后，果真会有纯资本主义发展，那么，他一定从所谓“独立”工业再进而为“买办工业”，从妥协再退而为反革命（例如美国可以用财政资本支配全中国将来的大工业，而使中国工业资产阶级经济上、政治上都变成世界帝国主义之附庸，那时的工业，就成为“买办工业”，而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将成为“买办的工业资产阶级”了）。当他最初是“革命”的时候，他仅仅是华侨式的商业资产阶级，他倾向于组织国内的生产，但是他还差不多没有着手组织，所以他和国内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差不多完全要经过地主土豪阶级，而不是直接的；那时，他的口号是：富国强兵振兴实业推翻满清。辛亥革命之后，他立刻变成立宪派。二次革命之前，国民党右派宋教仁等的目光，已经只注意于以国会限制袁世凯，实行责任内阁等类的把戏，而反对继续革命战争（黄兴等），这是所谓“军阀立宪主义”。二次革命的所以失败，一半也是由于黄兴等手握兵权的人迟疑不决。五四运动的时候，这些民族资产阶级里，已经相当的有了些小工业资本的成份，他与国内市场中的小商人资产阶级已经发生初期的关系——比较直接的关系，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也比较的增加了；那时他的政治口号便是：提倡国货外争。国权内二除国七贼屠杀[83]，前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差不多已经和华侨的旧躯壳脱离，而与国内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略有变更（最下层的小资产阶级开始离开他的政治影响），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却已经跃登政治舞台；但是他仍旧想以“全民族”的名义，提出政治口号：理财、制宪、裁兵、废督，以及后来的好人政府与商人政府。中国这几年政治经济的流变之中，民族资产阶级亦随着流变；他从二次革命失败起直到五卅运动的革命巨潮止，始终是一脚踏在革命里一脚踏在革命外，屡次想以妥协主义引导民众离开革命。他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不要推翻帝国主义；他是要资产阶级性的改革的，但是不要用革命的手段，而要用改良的手段；他的策略是利用某一帝国主义反对别一帝国主义——从五四到曹锟[84]贿选之间，中国资产阶级的联美制日，差不多成了传统政策。五卅运动之前，从北京冯玉祥政变[85]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很明显的在政治上积极起来。固然这最近几年民族资产阶级比较的格外工业化了，所以他稍稍觉得自己力量，承商业资产阶级已经分化崩溃之际，想两只脚都跨进革命的营垒里来；然而……然而这并不是“好”的现象，“资产阶级恨帝国主义，是因为帝国主义惹起民众革命；资产阶级加入革命，并非为着发展革命，而是为着停止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政治斗争——革命的民权独裁制以及他们的经济斗争罢工运动，足以领导一般平民群众，这对于资产阶级是多么可怕呵！所以他们急急乎要保存并抓住革命的领袖权，于是乎他们“左倾”了。尤其是五卅运动初起，上海的资产阶级积极起来，便修改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对外条件[86]；不久戴季陶主义[87]便出世，国民党内形成新右派。新右派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很显然的；他们努力想取得学生群众，想取得革命方面的军事势力：于是广州的“三月二十日”[88]便发现了。所谓革命方面的军队，其成分为失地的农民及小农，其首领为地主土豪及资产阶级倾向的军人，甚至于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而当时又有左派及共产派的政治宣传；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联盟。五卅革命的巨潮中，平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高涨，其直接的发展，当然巩固并扩大其影响于革命之中，刷除其中已经买办阶级化的军人（如杨希闵[89]、刘震寰[90]等）。这种革命的昂进，吓破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胆，于是买办阶级乘机而入，辅助新右派向左进攻，取得部分的胜利。最近北伐的革命战争里，可以看出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新右派的同情。而现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口号：是实行军政以党治国，强制的劳资仲裁，协商的修改条约。再则，五卅之后，他们的策略是联日制英。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戴季陶主义以前便已经有了：从排满主义，军阀立宪主义，国货主义，商人政府主义，一直到戴季陶主义，虽然经过许多流变，然而终归是民族改良主义（National reformism），终归是和民族革命主义对抗的，终归是反对彻底的民权主义的，自然更是反对阶级斗争而力避国际主义的。然而这些思想，是否和官僚买办阶级（军阀）的“主义”是相同的呢？当然是不同的。军阀的主义是要中国统一于反动势力之下（袁世凯、吴佩孚）。——从袁世凯的“武力统一”，一直到最近张作霖的“圣道安国”，他的政治作用和民族改良主义是绝不相同的。固然张作霖、吴佩孚，有时也会“爱国”，例如最近哈尔滨的反对日本纸币，然而这些多是官僚买办阶级因为经济稍稍独立而沾染着些小的民族性。决不可以说：“买办不一定是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一定是革命的；买办亦有参加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亦有绝对反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怕，不在于他的“绝对反革命”（中国现状之下既有带民族性的资产阶级，事实上还不绝对的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可怕，却在于他带着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来参加革命。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很幼稚，所以他还不是很明显的大工业资产阶级，他的经济基础向右扩大到买办性的商业资产阶级，向左扩大到最上层的小资产阶级（店东）。于是他的思想便很驳杂（戴季陶主义亦许是他的最左翼）；他的口号在某种条件之下，譬如无产阶级政党事实上不去努力征取小资产阶级群众等类的条件之下，有时很可以领导着小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时，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战争（军事运动），即主张袁世凯之下的立宪主义，居然得着社会上一般的同情，称他们“维持和平顾全大局”；于是孙中山、陈其美[91]等左派便成了“乱党”。五四运动时，和平的抵制日货主义占优势，于是急进派的学生，便得了“丘九”、“学阀”的徽号。五卅运动中戴季陶请“日本回东方来”，于是单独对英的口号顷刻普遍于全中国。甚至于到现在，新右派的强制的劳资仲裁主义及和平的修改条约办法，还可以得到小资产阶级（店东）的赞成。

　　至于以党治国军事专政的反民权主义，仿佛小资产阶级一定不赞成的了。其实也不尽然。中国资产阶级需要民族关系的改变，相当的排斥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亦许就算民族主义）；但他是根本上反对民权主义的扩大和彻底，他需要军事权力做他的代表，以便镇压乘国民革命而起的工农之阶级斗争。小资产阶级的店东难道需要积极的反抗这种军事专政吗？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最上层，不但没有积极斗争的可能，甚至于不觉着这种必要。他们亦许因此负担很重的苛税杂捐，然而他们希望有此镇压阶级斗争之军力，便可以取偿于工匠学徒，和大资本家取偿于驯服的工厂工人一样。军事专政的“学说”，甚至于可以领导着小农阶级。自耕的小农，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及佃农之阶级斗争去积极的领导他们，那么，这种事实上忽视农民问题的共产党策略，结果到了某种特定的条件之下，简直可以蹈西欧革命之覆辙：小农会变成“秩序党”[92]之客观上的群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出路，现时部分的是剥削农村，即所谓“振兴农业”，他的“军政时期”，应当是所谓建筑铁路，肃清土匪，保障农民之“安居乐业”，镇压佃农雇农之阶级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如果得到帝国主义方面有力的援助，是能够实行这些政策的。而帝国主义及官僚买办阶级现时已经开始这种援助了，帝国主义已经开始让步政策，北方军阀亦已经宣言：如果国民党稳健派力能排斥赤化，则可以和平妥协。

　　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对于国民革命的危险，的确是很大的，他和欧美社会改良主义对于社会革命的作用，很有些相同。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在今后领导革命一事，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可能（否认这种能，而不正确的运用无产阶级争革命领袖权之策略，是很坏的机会主义的倾向），然而这始终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可能，而不是历史的必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环境并无如此靠得住的保障；所以如果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不但要引起战术策略上的严重的错误（如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制止无产阶级的一切行动之类），而且与客观情形全不符一。因为：（一）中国资产阶级主观上虽然要“一党治国——党即国家”，然而只有最大的资产阶级能够加入此党，而分润到财政委员会里的席次，资产阶级内部之各派（Fractions）互相冲突，而不能稳固自己的指导权；（二）资产阶级的最上层，虽然也会因为扼制劳工而一时的赞成一党专政，然而无产阶级及劳动平民的猛烈的革命行动，足以迅速的暴露资产阶级卖国卖民的妥协主义，而使小资产阶级离开他的政治影响；（三）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互相冲突，不能有对华让步之一致整齐的步骤，也就不能有确实的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援助。因此种种，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袖权之客观环境，非常之有利。这些亦都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幼稚薄弱而来的。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幼稚和薄弱，表面上仿佛使他很久的消极等待革命战争之胜利；但是，从辛亥革命直到五卅，每一阶段中之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客观上是赞助革命战争的；五卅之后，他更有积极实行并赞助之事实，他想用这种军事式的革命运动，取得自己的阶级利益的保障——实行上述的种种政治口号。

　　[83]“二七”屠杀，见本卷第62页注⑤。

　　[84]曹锟贿选，见本卷第74页注32。

　　[85]北京冯玉祥政变，见本卷第150页注21。

　　[86]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对外条件，见本卷第84页注⑨、第163页注20。

　　[87]戴季陶主义，见本卷第44页注36。

　　[88]广州的“三月二十日”，即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的排斥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

　　[89]杨希闵，见本卷第107页注⑧。

　　[90]刘震寰，字显臣。广西马平人。曾任桂军总司令、广西省长。1925年勾结杨希闵，背叛广东革命政府，发动叛乱，失败后逃亡香港。后为滇系军阀唐继尧门客。

　　[91]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吴兴人。辛亥革命时任沪军都督。二次革命时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率部进攻江南制造局，失败后亡命日本。1916年在上海遇刺身亡。

　　[92]秩序党，指1848—1851年间法国两个大资产阶级保王派别的联合组织，主张恢复社会“秩序”，倾覆共和，重建君主制度。该党推行的政策被路易·波拿巴利用来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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