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之社会化(4)|瞿秋白

社会之社会化(4)

　　每件东西必须若干“社会的工作时间”，很容易计算的(14)。于是可以确定一部分工作时间对于全部工作时间的关系。用某种证券，纸制的印刷品，或金质或铁片，证明做过的工作时间，有证券者得以这些凭证换取他所要的消费品(15)。假使他知道自己的劳动不足应付他的需要，他可以再稍稍工作些时候，使双方相当。假使他自己不用，要拿来送人，谁也不阻挡他；假使他要好心自愿为别人而工作，使那人得以很安闲的一事不做（dolce farniente），或者，他和那人相好，让与他以社会生产品的权利，谁也不干涉他。然而谁也不能压迫他，使他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谁也不能要求他，以他工作成就的一部分让给那人。人人都能满足一切完满的志愿及要求，而不是掠夺于别人的。他所得着的就是社会所做的，他避免第三方面的一切利用。

　　“然而勤惰智愚之间又怎么分别呢？”这是我们反对者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而相当的答案也足以使他们头痛。譬如，我们官吏统辖阶级里，也没有什么勤惰智愚的分别，而且受高官厚禄，秩次升任的，像是不必要有特别学问；关于这事那些狡猾聪明的贤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没有一个人想到。教员、教授——研究真实问题的教授——所因自己地位而得的俸禄，却不是依着他的才能的。我们官吏、军官、教职的升陟常常不是恰合分际的，而只是碰运气、门第、交情、献媚妇女而得的。这事人人都知道。而且，财富也不能与勤劳及知识相符，这是最奇异的现象，由普鲁士三级选举制，柏林第一级选举人，是房主、面包师、屠户，他们是不能辨别间接地位于直接地位的，第二第三级选举人都是柏林的知识阶级、科学家、帝国高等官吏。勤惰智愚间的分别，即当不存在，因为我们对于“怠惰者”三字的意义就要消灭了；譬如，社会上没有工做的人，被迫而游荡竟成为浪人，那样的人社会上称之为怠惰者，或者，放逸的人，受着恶教育的，社会上称之为怠惰者。然而有些人坐在钱柜上虚度光阴，什么事都不做，设使有人称他为怠惰者，那人可就开罪于他这位尊贵的绅士了。

　　新社会这件事又怎样呢？大家在同一生活状况之下发展，各人依着个人的志愿性情做去，所以劳动者的结果其相异之点不甚显著(16)。社会的空气，使人觉着特异于别人，当然助长那种相异之点。假使有人觉着他于某一范围内不能做别人所做的，他可以另选一个范围，于他自己有相当的能力适性去做的。一人同多数人在一种企业上工作，他知道人对于不适宜不便利的某种行为不能去做，他可以另找别的地方去，以最好的方法，履行自己的责任。没有有规律的人，他于某一范围或别一范围内，找着正当的地位，而还不能满足他最高的要求的。一个人有什么权利定要胜过于别人呢？假使某人的天性如此之奇突，他于所有的愿望，都不能做到像别人所做的，那么，社会也不责罚他天性上的差误。反之，假使某人因他天性上的适宜，使他高出于别人，那么，社会也没有因为他个人的功绩而特别赏他的责任。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更应当注意，要全体享受同等的生活状况及教育；人人有充分的自由，发展自己的知识及适性，依自己相当的才能及志愿；并且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知识及适性不但是格外增高，而同时又要使他们更平等等量，不至于使他们更为多方面的“不相等的”。

　　当年贵推（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一七四九至一八九八）旅行到莱茵河上参观柯棱赛会（Cologne），他于建筑事业上发见，老建筑师付与工人的工资，按着时间的长短，平均的同等给付；建筑师所以如此，无非是想工人乐意做工做得好些。这在资产阶级化的社会里是例外（非成规的）。资产阶级化的社会里，常有一种制度，使工人互相压迫（竞争），做过度的劳动，而企业家却可以少花些钱，跌低工价。

　　关于精神劳动的生产力，可以说与物质劳动力的是一样的。“人”——是时代及他的生活状况的出产品。假使贵推不生在十八世纪而生在第四世纪，那么，他就有同样好境遇，也大概不做有名的诗人及自然实验学者，而要做教堂里伟大的神甫，去蒙蔽圣奥古士丁[24]了。换一方面说，假使贵推不生在富裕的法兰福省贵族家里做儿子，而生在法兰福省穷靴匠的家里，那么，他未必做到威玛（Weimar）公爵的大臣，大概终生当着靴匠，死在这神圣的靴匠职业上。贵推自己也承认，他自己确是得益于他的资质及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就是他出生的门第好，得以借此成就他的事业。这是他在自己著的Wilhelm Meister上说的。假使拿破仑一世[25]晚生十年，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法国皇帝。没有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战事[26]，昂勃达[27]（Gambetta）也永不能做到他那种事业。假使令聪明父母的有天赋的子女居住在野蛮人之中，那子女也就成了野蛮人了。所以，人人各自的才能事业都是社会给他做的。个人受了较高的感化，脑筋里所发生的思想，不是因此而出产的；个人脑筋里的出产品，却是有赖他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并且有赖于此“时代精神”。亚里斯多德[28]不能有达尔文[29]的思想，而达尔文的思想也当然不同于亚里斯多德。人人的思想，都是时代精神迫着他这样想的，就是环绕他的物体及现象使他这样想的。这更可见得，各人的思想往往同时有同样的发生，而且相离很远的地方能同时有同样的发明及发见。譬如五十年前的那种思想，没有人注意，而过了五十年之后，却风行全世界了。西齐兹孟[30]大帝（Sigismond）在一四一五年敢烧毁徐史[31]（Huss）的说教书籍，而且烧死他于康史坦（Constance）湖上，而查理五世[32]（CharleⅤ）是无比的大信徒，在一五二一年却让路德[33]（Luther）自由传播他的教义于伏尔摩会（Worms）上。思想——社会相互行为的出产品，社会生活状况的出产品。社会普遍的信仰，即是于历史上某一时期组织社会的各阶级所共同信仰的。

　　各阶级有各自的特别利益，特别思想，特别观察，引他向着那种阶级斗争里去；阶级斗争实是充满于人类的历史，而且在现代的“阶级相反”里更达到最高点了。所以这个不但为时代所限定，而且为社会的阶级所限定；社会的阶级限定个人的感觉、思想及行为。

　　没有当时的社会不能有当时的思想。这是我看来很明了清切的。新社会对于这一点也很有关系，人人有享受教育的资本，为社会的特质。所以，社会不能因他能有特别出产而受赏。

　　可以由物质劳动及精神劳动的价格来说。于高等及下等劳动之间不能有丝毫分别，像现在时代所有的，譬如机械师，他却自以为是高等些的，自以为是按日的雇佣者，只要做街市上的工作，等等。社会只知道要处办于社会有利益的工作，所以一切工作对于社会是同价值的。假使有那种无兴味讨厌的工作，既不能用化学及机械学的方法来处理，又不能变他为有兴味的，那么，且请注意技术上化学上的进步，就也无所用其疑虑；况且，假使不能自由召集而得有必需的劳动力，也可以轮班工作，人人做这种劳动的一部分。那时也没有人对于这有利益的劳动，生出什么虚假的羞愧及无意识的蔑视。这种蔑视，只有我们怠惰的国家里才有，只知道什么事都不做，似乎很羡慕小马驹似的；况且工人轻视他的劳动愈甚，也就愈苦，愈疲乏，愈无兴味，他对于社会愈觉必须。现在时代劳动代价愈少，也就愈无兴味。有多数的工作力，因教化程度的低浅，生产过程的时常变更因此组成不工作的后备兵工；这些，工人因为要维持自己的生命就只得去做那最下等的工作，取那么样低的价钱，差不多即使用机器来做这些工作也都要“没有利益”了。譬如，打碎石子是一种代价最贱的、最无兴味的工作。在美国用机器打碎石子没有什么困难，然而在我们呢，却有如此之多的贱值工人，简直机器都可以不用“买”了(17)。清道、洗阴沟、和泥土、水底建筑等工作，在现代文明程度之下，已经可以用机器及技术方法去代替，使现在的工人对于这些工作所引为无兴味的地方通通消灭。由实际上说来，洗阴沟的工人，为人类除涤有害卫生的传染毒，确是社会的有益分子；而教授为统治阶级利益起见而伪造的历史，或教授竭力以超越自然不可思议的学说蒙蔽人家的神学，那些教师——却是有害于个人心灵者，并且实在很深。

　　我们的学界因他的特殊职位，于自己事业上，受统治阶级的保护学问的权利，于是必定要承认统治阶级是合理的必要的，并且维持这种荒谬的信仰。这样的职位，大概都是颠倒科学，毒害脑筋，做文化仇敌的工作，专为资产阶级及他的保护者的利益而劳动(18)。将来的社会里，不能有这样的情形，为人类所做的，只有自由的工作。

　　从别一方面说，真正的科学往往必须有很无兴味的讨厌的工作。譬如医生检验尸体、解剖、施手术于满贮脓血的身体上；化学家研究排泄物等等。这些工作往往比最不适宜的，如雇工、煤夫所做的，还要不适宜，谁也不能不承认这个。所不同的，就是这一种工作要有专门学问，那种工作，不用大研究，人人可以做得。这就是这些工作不同之处。然而在那种人人都能受到高深教育的社会里，有教育无教育的分别消灭了，劳动的须研究不须研究（熟练劳动不熟练劳动）的相反之点消灭了；技术的发达不知止境，而手工工作可以实行机器使用或技术的进程。只须看我们技术的艺术如何发展，譬如刻铜术、雕木术等。最无兴味的工作却往往是最有益的，况且我们对于劳动的观念，所谓有兴味无兴味的观念，很与许多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相似，极其浮泛而只是表面上的。

　　二

　　一切生产方法及交通方法之制度的改造

　　一切生产可以即刻以最高标准为基础；新社会决不生产货物（如上所述），而只是生产社会所需要的东西。因此所谓商业也就废除，即使与其他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民族交际，也不容有那旧式的商业，旧式的商业只能存在于有“货物的生产”之社会里，是有意义的。男女两性的大军队即以此而下动员令，去做生产的事业。这人数极多的军队，去做生产事业是很自由的，他于是生产那所需要的东西，更能多量的享用那生产品了，或者使社会必需的工作时间减少。在现在时代，这些人衣食或太多或太少，像寄生虫似的享受别人的劳动，而且，什么都不容否认，简直要费许多力，劳许多心，不用说，自然不能恢复那被剥夺的生存了。在新社会里，小铺商、客栈商、经纪人、中间人都是多余的。像现在时代，每一区域里，各种大商店小商铺，要有几打、几百几千；到那时，在这同等大的区域里，可以设立些大集中的商栈，优美的市场，高贵的展览会陈列所，去代替他们，比较上只要有少数的管理人就够了。现代的商业置配法，可以变成纯粹中央集权的事务，只要做些很简单的职务；这些职务又可以同着一切社会机关的中央集权制而更简单。还有相类的变更，就是关于交通及运输的机关。

　　一切电报、电话、铁路、河海航路、城市电车，及一切社会用的交通机关和工具，都归社会所有。有许多这些机关，如邮政、电报、电话，及一大部分的铁路，在德国的，已经归为国有，再把他们变成社会共有，不过是形式上的事。这一层并且没有侵害到私有利益。假使国家抱着这个方针做去，必定要好些。然而这些国家管理的企业决不能是社会主义的，要是这样想就错了。这些国家所利用的企业，简直是资本主义化，和在私人企业家手里是一样的。这是对于他们的职员及工人，绝不能顾全利益的。国家的待遇他们，简直是和私人企业家一样的；譬如，假使像帝国的海上管理及铁路管理上，对于技术家，订定章程不录用那四十岁以上的工人，那么，这个办法，简直是显出垄断者的阶级性质，足以引起工人来反对他。更有相类的方法，就是国家做了发给工作者，求脱离国家，比求脱离私人企业家，其方法难得百倍。由企业家及国家的关系看来，其始只不过有小企业家的情形，或者工人所找的工作，还有别人来给他。至于国家呢，简直是个专卖的发给工作者，可以同时使几千人变成乞丐。所以国家所做的事业，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党也有好些根据，来反对这件事，以现代国家的企业看做社会主义的企业，而以为是社会主义实行的倾向。

　　几百万私人企业家、商人，各业中间人，一旦以中央集权的大机关来代替他们，那一切运输就完全改变了状况。几百万小运送业，每天往来送给如此之多的私有财产者，要费去许多劳力、时间、有用的材料，现在就可以变成大运输业，送往大库及中央的事务员。所以，这一层是劳力的很节省处。譬如，一家企业的生货运输用一千工人，比几百家分开的小企业要简单得多；如有生产及分配的中央机关，为全区域及各部分预定分配，那就节省了很多有用的费用。这不但全社会得利益，而社会中各个分子也都得着的；在新组织之下，公共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相和一了。我们的技术、方法、活动、旅行，以至于我们的住所，完全改变了，都可以有十分适合的形式。扰乱神经的声浪，我们大都市的狭隘、繁杂，几十辆车辆的杂乱，都消灭至于极度。建筑道路，清洁道路，建筑住所，一切生活状况，人类的交际，都竭力变更。现在所不能求到的合于卫生的生活，或者须有极大的费用，非贵族的街区里不能有的合于卫生的生活，也可以绝无困难的得着了。

　　交通的方法到这一步田地，已经是极完备的了；或者，航空事业到那时已做了极便利的交通方法。这条交通的路是动脉，——输送生产物交易的路，是血脉，——通过全社会的，个人的，精神交通的路；所以他们都是极便利的，使全社会的幸福及教育都到同一的水平线上。那交通的道路扩充分布到各远省地方，是必要的，并且是为公共利益的。此处，在新社会里所发生的事业，远超过于现代社会里所能做的。而且，现代屈身于大都市、大工场里的群众，能各按他自己地方去分治，是完备到极点的交通制度，所以，他可以有坚决的意义，对于精神上物质上的文明，都能使他健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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