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2)|瞿秋白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2)

　　Ⅳ．具体的提议。

　　我的意思，我们今天有很简单的决议，使国际能很快的了解政治局的态度，并加强我们的指导。我现在已草好了一个决议草案[23]，加以说明，以供大家讨论（读一遍）；这一原则决定后，我们可以具体的讨论。第一，陈绍禹[24]等有一提议，要求讨论立三的路线，并且要求将与立三争论经过公布于党，这一观点是算旧账的方式，而且他们在此前并没有指出过那时有立三路线，尤其他们的整个精神是站在成见方面出发，他们提出的问题亦是在很小的问题来批评，对三全会的文件，仅在某一语句上、文字上来吹求，以为还是立三路线。这与国际信中的意思没有相同之处；第二，沈泽民[25]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局[26]的领导，而自由的在发展讨论，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有来信，请求政局应如何办，反而突然的在工作会议中来提出，这可使一般同志很奇异与发生其他倾向，虽然对党观念比较正确的同志，表示应在中央领导下来讨论，但在事实上必然使同志惊异不明，甚至可使对之作放弃加紧的执行，而影响到目前在工作上的动员。

　　所以我们应：1．根据决定的原则发一通告，2．对于已在发展讨论的定出一个办法，对于各方工作人员应如何召集会议做报告。

　　我的报告完了，还有许多问题，候第二次发言中再提到。

　　我的结论因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所以可以很简单的说。

　　一、国际的来信和这次的讨论，确有很严重的意义，同意于特生同志的意见，因为这一对“左倾”路线的揭发，指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加以纠正，是使党更向前开步走的动力。

　　立三的错误，当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有许多的根源，一个问题分析的错误，而没有深刻的纠正，自然可以渐渐成为一个路线。

　　二、立三路线，正确的解释，可以说是盲动冒险主义的路线，实行了“左倾”掩盖下的机会主义。他不信任无产阶级的力量，农民斗争的力量，而走到小资产阶级的拼命主义。

　　对于立三路线以及个别“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是我们在自己批评中应当坚决的提出的。这种调和态度，根源在于：1．害怕帝国主义而不去争取实际的胜利，反而走到幻想世界革命同时爆发。2．害怕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头衔，而走到半托洛茨基的道路上去。3．小资产阶级的害怕心理，只要听到一句激烈的话，就无条件的接受，而不在实际中去考察，切实的去争取群众。4．不了解工人希望暴动，一方固表现工人在目前革命危机中的斗争情绪，但另方确表现工人无组织现状中没有自信力的弱点。5．怕变到国民党的割据名词，只单纯的扩大而不想去巩固，因此，不但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忽视，而且在工人运动中亦放松组织工人的任务。6．怕丢脸子，因此在思想上的斗争就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的错误。

　　我在回国后在许多文件中，本看出很多的错误，但没有注意深刻的看这问题而提出，这是很疏忽的，并且仅去注意对外发表的文件，而没有注意这错误的严重内容，因此，对柏山的错误总是采取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原谅态度，这是极严重的政治错误。

　　三、对于“左倾”确采取调和态度，如：

　　1．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在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27]中第一次草案中本已指出柏山理论的错误，但后来远局[28]同志随便一勾将他勾去，我们也很随便的没有加以注意。

　　2．转变问题写得非常不充分（只说柏山同志是机械的解释），这一问题我在莫[29]时是很重视的，回国后只觉很严重，但因听到少山的解释，因此亦随便忽视过去。

　　3．高潮问题，仅改做“高涨”，而没有去揭发立三“高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解释只有在全国直接革命形势之下，才能有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的大错误。

　　这许多问题的忽视，因此遂在决议案中有的解释和注意的不充分，自然这是包含有对“左倾”的调和观念。

　　四、的确，如特生同志所说，我们应更深切的认识国际来信决不是要我们解释到退却，而是要在进攻的精神下有真正群众的争取，真正工作的建立，真正的武装暴动的准备，一切都是很积极的。现在的消沉现象，这才是完全退却的现象，我们必须严重注意这点。

　　五、三全会与国际路线的关系问题。对绍禹等的错误，除应指出正确的说他们正确外，应指出他们最大的毛病是：1．将“左倾”掩盖右倾的一点模糊起来。而将三全会路线解释为混合物，并且解释为右倾，这完全不是真正站在国际路线上，国际精神上帮助中央的观点；2．实行方面，放松右倾，他们只指出提到对于肃清后方一点可以减轻发动群众的反对进攻红军的意见，他们却根本没有提起消沉的现象；3．组织方法，完全是不正确的，他们的观点，完全不是如我们所指出的一样，在大的主要的方面去着眼，而在什么土地、工会、经济政策、工农方面等等某些小的地方来挑剔。这充分表现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依然表现无原则的斗争。

　　六、最后一部分最主要的，如何使党成为无产阶级集体的党，这在斗争方法上应注意，要使每个同志能积极的对党建议，能使每个同志深刻的了解在思想上作不妥协斗争，这样才能使党更巩固、更发展。

　　七、具体方面：

　　1．我同意特生同志提议不发通告，发一告同志书。

　　2．采取先开会议方式作报告。

　　3．要在反对进攻红军的实际工作中如何去传达。

　　4．关于绍禹等问题政局做一单独讨论，决定办法。

　　5．关于CY[30]一点可以加上决议去。

　　注释

　　[1]总行委，即中央行动委员会，见本卷第32页注38。

　　[2]八三会议，指1930年8月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制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冒险计划。

　　[3]三全会，指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

　　[4]少山，即周恩来。

　　[5]国际的来信，指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又称“十月来信”。

　　[6]指王明、博古等人。在根据共产国际七月来信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王明等曾写信给中央表示拥护。当他们从国际代表米夫那里先于中央知道国际十月来信后，便于11月13日、17日连续写信给中央反对三中全会和中央。

　　[7]八一会议，即1930年8月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由李立三主持决定成立准备武装起义的中央行动委员会。

　　[8]韩国，今朝鲜。

　　[9]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形势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决议案，并电告共产国际要求批准。国际执委审议后复电停发。李立三等不顾国际意见，公布了这个决议。8月8日，由向忠发签署给斯大林的信，批评共产国际执委“不了解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等。

　　[10]托氏主义，即托洛茨基主义，见本卷第59页注18。

　　[11]1930年8月1日和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在红军进攻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同时，又命令武汉、南京、镇江、天津、广东等地的党组织发动武装暴动。遵照中央指示，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积极进行发动南京、镇江地区的兵暴工作。9月，中央政治局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才停止了这一工作。

　　[12]托洛茨基，见本卷第29页注10。

　　[13]鄂代会的决议，指1930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决议。

　　[14]6月11日决议，指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

　　[15]8月15日的宣言，指1930年8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

　　[16]撤回派，今译召回派，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派别，出现于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因要求从杜马（沙皇俄国的立法机关）中召回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而得名。

　　[17]七十号通告，即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

　　[18]顺直指北京（清时曾名顺天府）和河北（清时名直隶省）。中共顺直省委曾领导河北、山西、北平（今北京）、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陕西北部的党的工作。

　　[19]六十号通告，即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实际策略》。

　　[20]苏代会，指1930年5月20日至24日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21]特生，即向忠发，见本卷第28页注①。

　　[22]柏生，即李立三，见本卷第28页注⑤。

　　[23]会议通过了这一草案，并决定以此作为同远东局讨论的根据。

　　[24]陈绍禹，又名王明（1904—1974）。安徽六安人。1925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等单位工作。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提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左”倾政治纲领；在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任政治局常委，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是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

　　[25]沈泽民（1902—1932），浙江桐乡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译著工作。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宣传部部长。

　　[26]政局，即政治局。

　　[27]三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见本卷第34页：《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一九三〇年九月，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决议》。

　　[28]远局，即共产国际远东局。

　　[29]莫，即莫斯科。

　　[30]C．Y．，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缩写。

　　(1)1930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即《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会上，瞿秋白作了这个报告。报告原件为会议记录，由中央档案馆提供。瞿秋白在纪录稿上作了如下批注：“记录极草率，无可再整理，这只能作为不完全的记录稿了。”收入本书时，由编者加了标题并作了个别的文字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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