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瞿秋白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现在根据收集主要文件的材料来作一报告。

　　在总行委[1]时，立三同志在八三会议[2]的发言与对于实际工作的布置，确有路线的不同，值得严重的注意；这一严重错误在三全会[3]已纠正其错误，并且在工作布置中亦已加以纠正，就是特别指出过去“左倾”的错误。不过在三全会时没有更深刻的揭露立三同志的错误路线，指出非列宁主义的路线，这确是很大的缺点。这样可以使不明了过去错误的根源在那里。在当时少山[4]的报告与我的结论，仅指出策略上的与某部分的错误，因此，对原则上路线上的问题就隐蔽起来了。现在国际的来信[5]，很深刻的指出，我们必须加以切实的讨论。为要更明了这一错误，必须根本指出其根源的所在。但同时必须指出，我们对这一问题讨论后的态度。现在党内已有些分子[6]，他们站在小资产阶级意识上，站在个人的问题上来反对过去路线，来指出错误，如果是这样，就不能巩固党、帮助党，反而使党对于错误的纠正发生障碍。因此，党必须在正确的态度上、立场上制止此等分子的活动；同时，我们决不能因此就把我们现在的中心问题移转到反对这些个别分子，或者更坏的是因为反对这些个别分子而模糊了认识过去错误和立三路线的实质。这是在我未报告前所要首先说明的。我的报告分为下列几部分：

　　1．立三路线如何违反列宁主义？

　　2．具体的错误部分在那里？指出三全会的缺点。

　　3．具体的指出党内问题和两条战线的斗争。

　　Ⅰ．国际来信说，立三是反列宁主义的与违背国际路线的，我们不仅接受国际的指示，还应追求其为什么？在八一会议[7]时作了成立总行委工作的决定，八三会议更指出总行委是为总同盟罢工的指挥机关，指导全国暴动的最高指挥部。但我们在三全会时指出，总行委仅是组织上的错误，没有深切去了解和指出八三会议总行委的精神，是布置全国武暴的最高指挥机关。八三会议中首先说武汉暴动后如何进行全国武暴，如广东、北方、满洲如何做，韩国[8]如何做，西北如何做，云南、贵州亦如何做，在这一精神下布置暴动，接下说苏联应如何积极准备进攻，并说苏联如果不积极准备进攻，即不能掀动全世界革命，不能完成其伟大建设，而且说，须勇敢的向苏联建议，要在军事上、国际动员上来号召，在保护中国革命的口号上来动员全世界无产阶级，并且要内蒙如何发表宣言，出兵参加中国革命战争。以下更指出如何加强南方局、北方局的工作。因为在这样精神下布置工作，所以对国际来电的纠正，很勇敢的当时竟说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速度[9]；同时归咎少山同志的右倾等等，为要充实其理论，更说中国工人与西欧工人不同，——中国特别例外：

　　第一，立三并说革命政权的成立，即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第二，中国革命的爆发而引起全世界最后阶级的决战。他的意思是中国革命只能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之中去解决自己的任务。他虽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恐惧，但他实际上是自己也害怕帝国主义，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在他的文章中说，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也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这一结论，就是托氏主义[10]的结论了。

　　这一理论可以说是发狂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预先估量着中国革命必然失败的拼命主义，国际指出其实质与其根源，是非常正确的。

　　在三全会时，确没有将他这“左倾”的路线深刻的揭露出来，我们虽都曾看过这许多文件，但对于立三的路线，在南京暴动、镇江暴动[11]等等问题上都没有深刻的加以揭露，这确是很大的缺点和错误。现在我们必须指出和揭发出来，以便全党明了，以教育全党。我们应指出阶级对比的力量，如农民在土地革命中的力量，工人在领导上的力量如何，使明了在革命中阶级的对比力量，而不致如立三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立三固然在三全会时对各个问题承认了错误，但实际上并没有承认在路线上的错误。因此使他不会真正充分了解他自己的错误，因为他只承认或了解对估量速度的不正确，甚至不是估量阶级力量对比的不正确。关于这一点，即国际代表在三全会发言时亦没有充分抓紧这一路线问题的重心。

　　总起来，在第一部分中，立三在他的理论系统上确走到了类似托派的理论，而违反了列宁主义。他不信任工人的力量，不信任中国革命力量而坚持争取首先的胜利。因此，结果是可以取消我们在革命领导的前途，表面上虽说是掀动全世界的革命胜利，但实际上反取消了中国的胜利。

　　第二，更明显的走到托洛茨基[12]的道路上去的是革命转变问题，因此，在鄂代会的决议[13]中、六月十一决议[14]以及八月十五日的宣言[15]中，都含有这一精神。其次在土地政纲中，亦有这不正确精神的存在。所以得到的结论，在不可能中去想出不可能的办法（如集体农场等），不在实际的力量中去求解答，而走到“左倾”的机会主义空谈的道路上去，过去托派以及从前的撤回派[16]都是如此。所以，国际指出这一点非常的正确。但三全会不能完全将它揭露出来，确是非常的不足，而有调和态度的遗毒。

　　Ⅱ．具体的事实，在路线的内容说：

　　第一，不平衡问题。在八一会议上，表面上是承认不平衡，他指出特点说：因为（1）帝国主义的势力，（2）军阀的割据，（3）农民战争。但他的解释，并没有拿来做实际工作布置上的根据，没有在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下来保障其胜利，没有在现实中，在阶级力量对比下，了解不平衡而努力求得其平衡，而是反而取消了不平衡；同时，我们对不平衡的问题更应在其他方面去揭露出来，如在七十号通告[17]中，指出了不平衡的特点，但没有在不平衡中怎样在这特点中加强各种力量，在进攻的策略下去求得胜利，而反是空洞的指出很快的可以平衡。随后就走到指出不平衡是其表面，平衡是其实质，实际上是取消了不平衡。

　　其次，革命高潮问题，立三解释为就是直接革命形势，这一点在六次大会上已有争论，而且指出仅是高涨，不知在何时将“高涨”用成为“高潮”，如果说在全国革命形势下，才有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实际上就是取消这前途。因此在表面上之承认不平衡，但实际上是离开这立场。

　　第三，力量的现实的估计，无论在反革命方面和工农方面都没有深刻的去注意。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估计，对于策略上是有很大的关系。（有人说上海是只可做做职工运动，不好做革命运动，这是当时的“西北学说”，在此地我们要说对于“西北学说”，一向没有明显的指出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这已经是错误。同时，立三却又因怕受“西北学说”的批评，而避免任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的任务，走到不要巩固阵地，绝对不要对帝国主义用应付手段，绝对不要准备自己的力量。立三对于反革命力量的估计，是非常轻视，对于革命力量却则有夸大的估计，在几个给国际的电中，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对于工人运动方面亦是如此，因此，在实际工作与事实上，虽然他迫得不能不承认工人斗争落在农民之后，但他说这仅是表面上的不平衡，只要白色恐怖一去，即可不成问题，因此他就不注意工农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现实对比，而夸大了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就敢说只要一个大城市伟大斗争起来，即可以掀动全国革命的“高潮”。少山同志当初对他的批评，以为这仅是一个可能，这是把策略建筑在仅仅一个可能之上的错误，这一批评还是不对，因为实际上这完全是不可能（这我在三全会的政治委员会说的）。这由于立三没有在实际上、组织上的力量来估计，而只是企图和幻想在世界革命中“乘火打劫”的办法。

　　第四，对于组织力量问题，立三有一个极危险的倾向，他固然说要加强主观力量，但如何去加强，他就模糊了，因此，他就提出他的理论，说中国工人对武暴的认识与西欧工人不同；同时，他对于组织工人大多数的意见，他又说：中国组织大多数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在资产阶级统治稳定的时候，一个是在我们专政的时候，除此以外，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组织加强问题，在这观念下就放松了。立三对组织观念，自七十号通告中的发言中，以及各个会议中的发言，总是不大注意，同怡怡与少山同志每次都注意到组织上的问题相反。因为立三有这思想，所以事实上对团的组织的取消，而且对党的组织亦走向取消了。

　　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什么现象呢？到处都布置暴动，但忽视群众日常斗争，无疑的在实际上是取消真正的准备暴动，这一影响是很大的。例如四川来人的谈话（他是没有看见六月十一的决议，仅看见七十号的通告），他们的现象即使自己的同志很少，他们主要的精神，不在去发动群众斗争，而是同样的说暴动，一切都是用兵变打到武汉再说，什么土地问题等都不谈。陕西的党亦以为革命“高潮”到来了，亦是到处布置暴动，此外，山西、河南都是如此，长江局甚至定出时间，顺直省委[18]则甚至以为如果布置暴动是错误，则要求改组省委。南京暴动的经过我不十分知道，但决定镇江暴动时，亦是在不可能条件下估计。这许多事实，很明显的是放弃了现实，放弃了群众的冒险。在城市里的布置，亦是一步一步离开正确路线，放弃经济斗争，而空喊政治罢工。去年在六十号通告[19]中是切实的注意经济斗争，在七十号通告中已有离开经济斗争的注意，因此，在工厂中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党的发展、赤色群众发展等。因此，在任何群众斗争中，有可能领导到为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政治斗争，而在实际工作中是放弃了。在兵士中亦有这现象，而有以下两方面的错误：（1）放弃了斗争而等待大暴动，（2）在兵士中不及待的发动而受到破坏。至于集中武装问题，虽然在赤区内大半是没有看见六月十一日的决议，但对于机械的执行集中武装的决定已受到影响，如在湘东报告中，执行集中一切武装，结果，不保留群众中的武装，后因接到中央九月的指示才纠正。至于一切经济政策的混乱等等，虽然不是直接受立三路线的影响，但在苏代会[20]中，因仅去注意扩大红军向外发展为中心，而没有注意到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在一切问题上去充实这扩大的策略；同时，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不正确精神，始终得不到有力的纠正，以为只要打到武汉，社会主义革命就来了，一切土地反正快要没收的。所以在事实上还是受到他很多影响的。

　　因为立三路线的发展，所以在实际工作中确使党的正确路线受其路线的侵入而遭受着很多的损失。

　　帝国主义问题，亦是如此，一方面以为绝不能妥协，但另一方面并没有注意在实力上来动员群众力量来反帝国主义，这一影响直到现在，还是得不到多少纠正的成效。主要的根源，亦是以为革命很快的就可成功，一切都可得到总的解决，小的问题不要紧，所以各地对反帝工作就因之放松，而等待革命成功时总的解决了。过去反帝策略上犯有很大的错误，亦就是没有注意现实斗争的广大发动，反而站在表面上的空喊“绝不妥协”，结果自然走到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这部分的问题，同志们对事实上的了解，要比我多，当然有更多的事实可以揭露出来，三全会上对于这些虽然指出一些，但是没有指出路线问题，因此，对这些具体错误〔认识〕也不深刻。还须在每一事实上更加具体的来揭露，使在具体的事实上更加明了显著。

　　Ⅲ．党内斗争方法问题，对这问题，我回国后曾与特生[21]、柏山[22]诸同志谈过一些，自六次大会后，即指出党内斗争应在思想上作不调和不妥协的无情斗争，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执行的成绩很少，并且仍然有意无意的走到严厉的命令式的单纯组织上制裁上去，这一方式，是否与立三路线有联系？可以说与他的路线有联系的。因为立三是在“客观上自然发展中去争取领导”，不是争取群众的路线，因此，对于党内的问题，亦在这影响下而忽视了党内民主的执行，和真正政治上的巩固路线。在党的历史上，对于集体的系统的指导，命令主义、惩办制度是有较多的毒素。虽然在八七会议后，在国际的指导下有了纠正，在六次大会后，更有成绩，但还是不能说已很充分，因此，客观上还有诸葛亮式的革命领导观念，在党的组织上还不能肃清许多非无产阶级的组织观念，这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在六次大会后，将小集团的方式和观念打击了，但仍还有存在，因此，许多小组织倾向的分子遂在反对委派制度等等问题上来反对党；但另一方面，命令主义的残余亦尚有存在，这一点必须我们在党内斗争上应加注意的。

　　党对同志的处分如不适当，很易失去党的威信，如果适当，是很能帮助党的巩固，因此，处分不得其当，反可使小组织的分子运用之来作反党的机会，所以必须加以严重的注意。我以为党内斗争，应采取新的方针，在思想上坚决的不调和，再以组织上的斗争继之。对目前消沉的原因，我们固然要指出，主要的是建筑在右倾的基础上，但同时亦应指出另一来源，是由于过去“左倾”空谈的结果。因此，对于一贯右倾的分子，固然应加以制裁，我们要反对“退却”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要揭穿“左倾”空喊的帽子，揭去之后的这种消极基础，要对于“左倾”的空喊，亦同样的应给以打击。在此地，我们必须注意对一切机会主义右倾分子以及其他倾向的分子，党在思想上的坚决斗争与在组织上的制裁和处分、必须很适当的能使所有党的干部都了解，团结在党的周围来拥护党的主张和处置，使对于有不正确倾向的分子失去对他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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