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的意义|瞿秋白

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的意义(1)（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

　　现在中国的形势是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在这种过渡时机之中，能够更加明白正确的规定出进攻的策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的指导（参看中国问题议决案[1]），承认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同时，对于三中全会给了极伟大的帮助，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学习进攻的策略。

　　中国革命有着不可避免的发展的前途，工人和农民要直接反对着资产阶级，来执行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任务。而且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这种前途之下，我们看见新的革命高涨，将要在最近的将来使革命形势至少包括到中国几个主要的省份。然而，暂时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的形势（直接革命的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他们的力量还没有平衡。南部中国的许多区域里面国民党的政权已经推翻，那里建立了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政权。可是，有些其他的区域，尤其是主要的工业政治中心里面，革命运动虽然正在日益高涨，却还没有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这种情形之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进攻策略，应当是怎么样的——这是当前最中心的问题。

　　现在这种情形的具体事实是“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的鼓动口号已经部分的变成事实。长沙战争[2]、各个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发展（和军阀军队里面兵士的革命哗变），很明显的已经是革命战争的局部的开始。城市工人斗争虽然大半还是自发的零星的经济斗争，可是，这些斗争的政治化是日益剧烈。反动统治区域的农民斗争，更加剧烈的转变到游击战斗，以至于地方暴动。所有这些运动，都更加汇合到苏维埃旗帜之下，这正是明明白白的表演着“从工农群众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渡时机”；促进这个过渡的完成，大部分要看共产党有没有正确的策略。首先是能不能正确的解决那领导和发展苏维埃运动的任务。这种领导和发展苏维埃运动的任务，现在有两方面应当注意的：第一，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问题——就是要使苏维埃区域巩固的发展，有阵地的向外扩大，有后方的向前进攻，这样去组织已经各部开始的革命战争。这个意思是说，现在已经胜利的苏维埃区域之中，必须建立一两个军事的基础地，可以改造和加强红军到最高限度，集中军事的指挥，统一红军的领导，造成战斗力极强、政治上坚定的红军，以便在最近的将来，能够进而取得一个或几个工业行政的中心城市。这个意思，亦就是在各苏维埃区域之中，要更加发展扩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肃清反革命势力的残余，深入土地革命，切实执行劳动保护法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赤色工会、工农苦力工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扩大群众的武装和军事训练，在容许自由贸易的原则之下进行劳工监督生产和一般抑制剥削分子的经济政策。这样去建立和劳动群众密切联系的工农兵会议政权，只有这种政权，才能动员广大群众来执行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第二，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问题——就是现在在反动统治区域里面，一切运动都要和为着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联系起来。这个意思是说，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日常部分斗争应当要始终发动和领导起来，应当要集中到为着政权的斗争，不单是组织兵士暴动，去削弱反革命的武力，而且要兵士群众自觉的拒绝攻打红军，自愿的投到红军里去，不单是要从农民游击战争发展到地方暴动，而且要明确底定出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的方针。最主要的尤其是不单要组织政治罢工，而且要在日常斗争的过程之中就巩固扩大工厂委员会的运动，使政治罢工的发展，在准备总同盟罢工的方针之下进行，这就是要广大的工人群众自觉的积极的进到为着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样去真正的积极准备武装暴动，这两方面的任务应当要密切的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以实现中国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目前具体的问题，就是综合全国一切斗争，组织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集的问题，就是根据于群众和红军斗争力量之上来建立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

　　这里，最主要的，很明显是保证并且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保证并且巩固共产党对于一切革命斗争和群众的领导作用及组织作用。所以党本身组织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加强，党的组织的扩大，党的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加强……党对于红军、赤色工会等等的领导力量的提高——都成了极端的重要的问题。尤其要保障党的布尔塞维克的思想上的一致，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倾”右倾以及调和派的斗争，集中火力的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战斗力的加强，而发动领导起最大的群众斗争。

　　三中全会对于这些问题详细的规定，正是明显的指出，现在还是进到革命的总进攻“过渡时机”，如果认为现在已经是革命的总进攻，那末，这就对于客观形势的估量，犯着过分的错误。因此，进攻的策略上，就会发生冒险主义的倾向。但是更严重的危险，现在还存在在党里面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上实际上的表现，许多地方总是党部落在群众斗争之后，右倾的错误是认为革命斗争现在至多只有部分的开始发动，根本不应当有向着革命的总进攻方面进行的方针，甚至于认为应当退守。这样，他们可以把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解释成为“割据偏安”，认为必须向富农妥协，必须缓和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他们可以把发动领导城市工人等的日常部分的经济政治斗争的任务，解释成为抛弃组织政治罢工和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方针，认为只应当领导经济的小斗争，事实走上投降黄色工会的尾巴主义。

　　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揭破这些“左倾”、右倾的错误，坚决的用自我批评的精神纠正党的领导机关过去的部分错误；同时，绝对不调和的反对一切不正确倾向，尤其是右倾的主要危险。这样，三中全会就对于现在进攻的策略有更加明确的规定，组织革命战争和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互相配合的进攻策略，首先就要和争取广大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就是要更加加紧的去发动领导广大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和革命战争及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互相联系——和配合实行群众的下层统一战线，反对并且肃清富农、工头、黄色工会、一切种种“第三党”[3]、“取消派”[4]等类的反动影响。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必定能够领导广大群众，从部分的革命行动迅速的进到革命的总进攻。

　　原载1930年10月30日《实话》第1号

　　署名：秋白

　　注释

　　[1]中国问题议决案，指共产国际执委会1930年7月23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2]长沙战争，见本卷第31页注21。

　　[3]第三党，即邓演达等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中国农工民主党。参见本卷第32页注31、32。

　　[4]取消派，即托陈取消派。见本卷第28、31页注⑥、29。

　　(1)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副刊《实话》，于1930年10月30日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专栏”；这是作者为这个“专栏”撰写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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