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5)|瞿秋白

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5)

　　五

　　总而言之，中国的取消主义（陈独秀），现在认为封建已经只是剩余的剩余，根本无所谓土地革命，只剩得民族主义的任务，还要等无产阶级去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所以认为应当取消阶级的口号，提出民族的口号，而去联合所谓“民族主义的无产阶级之外的，不能无条件接受无产阶级的阶级口号的广大群众”。——事实上，是投降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至于地主和帝国主义。

　　机会主义呢？或者认为蒋介石是集权的统一的反对封建割据的进步的资产阶级，这在逻辑上的结论，应当是赞助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统一战争”。或者认为汪精卫派是中国拿破仑的思想代表，“不能不实行反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因此，要推论到赞助“国民党的改组战争”，至少可以得到些自由权。或者，认为汪精卫等的改组派，甚至于冯玉祥所谓“激进党”代表整个的中国小资产阶级，能够反对豪绅地主和“寄生资本”的，所以，居然有公开主张联合改组派的提议。或者认为资产阶级固然完全反革命的了，可是既然中国还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那就一定要找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权派”来联合：有人猜着——这民权派是学生的智识阶级罢；有人猜着——这是黄色工会的“懦弱领袖”罢；又有人猜着——这是资本主义的富农罢。

　　恰好偏偏没有猜到农民群众！

　　还有假清高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说，现在什么都不可以联合，否则，又要像加入国民党时期一样，“使无产阶级溶化在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里面”。

　　对于这些取消主义及一切种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可以用列宁的话来回答。列宁对于孟塞维克派来说布尔塞维克不知道“无产阶级有溶化在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里面的危险”的话，回答道：

　　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既然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之上行动，那么如果不在某种各个的场合里，同着资产阶级民权派同路走，那就简直不能参加政治。（列宁认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是彻底推翻封建农奴关系的革命，然而不是资本家的革命，却是农民对地主的农民革命”——秋白注）我们（布尔塞维克）和你们的（孟塞维克）的分别，在于我们同着革命的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同走，而不和他们混合；你们却同着自由派君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同走，亦不和他们混合……如果，附加些条件，我们亦可以说：农民群众就等于革命共和主义的民权派……我们有意“去提高这些革命民权派成分的程度，使他们和我们自己一样，能够去斗争而不是只会叛卖”……你们却“无意之中自己降落到地主群众的程度。”（第二版的《列宁集》第八卷，第五四——五五页）

　　中国的机会主义听听罢：你们亦是拒绝领导农民群众——彻底推翻封建地主及买办帝国主义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派”，却想尽方法，去寻找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奸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青天白日主义的富农和工会官僚等等来联合，甚至于自己落到“地主群众”的程度（魏金斯基认为冯玉祥的军队是民权主义的军队！）。

　　中国现时正因为封建势力还占着统治地位，乡村之中资产阶级式的土地制度决没有发达到已经不能从所谓“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上，突然转变到“美国式”的，以至于“苏维埃式”的道路方面的程度——还差的很远呢！所以中国革命的现代口号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的民权独裁”。如果真正像陈独秀或者托洛茨基的说法：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得到完全的胜利，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发展程度，已经使农民分化到如此的地步，甚至中农群众已经动摇，那么：第一，帝国主义真正能够使中国工业化，甚至于非殖民地化（！），第二，共产党应当准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领导“农民”实行民权主义的革命，“工农民权独裁”的口号，根本就应当抛弃。

　　事实上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完结，农民的总的民权主义袭击，不但必定要发动，而且已经开始，不过他的形式，是继续那“长期的游击战争，夹杂着逐渐增多的兵士暴动的爆发”。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团结自己的力量，坚强自己的党，发动群众的斗争，……以领导这个农民战争；工农的联合现在有更高的阶级的意义；“资产阶级民权派内部的分别，就是用暴动问题做标准。谁赞成暴动，无产阶级就同着他一块儿去打，虽然还是‘各自分路走’。”（《列宁集》第七卷上册，七十九页）

　　取消派和机会主义的见解，当然和这个不同。他们所要联合的标准：是谁能给些自由，谁能给些“合法群众”——因为他们自己，很久就很想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的路线，解释成为纯粹退守的政策，解释成为取消准备武装暴动的总方针。

　　取消派说：中国的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所以工人应当组织，只要组织，组织起来不是“等待”革命，本来也不是为着革命而组织，而是去做合法运动，去参加“反对误国”运动——同时也是去参加反对苏联的强硬政策。这种政策也是要引起国际战争，把中国当做战场和炮灰，弄成“亚洲的塞尔维亚”的（看独秀的第一第二封信）！

　　机会主义派说：取消派讲的不大对，政权还不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正在为着自己的政权而企图实行拿破仑主义呢。或者说，资产阶级就等于地主，地主也差不多等于资产阶级，他们没有分别，所以地主有了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也可以算有了政权，只是有许多军阀政客的各派各系，正在冲突。工人只要利用封建军阀和民权资产阶级的矛盾，或者“地主式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各系的冲突，自己扩大些组织，做些运动，得到自由权，就足够了。

　　他们两派，都只看着“上层”，而不看见“下层”。其实，一方面几十个蒋介石冯玉祥正是撕打，几百个汪精卫陈公博尽在唉声叹气，或者摇旗呐喊；别方面就有几万万小资产阶级（农民）群众和一切所谓“小百姓”正在不可形容的受着极严重的压迫，而无产阶级更是首先当着恐怖政策的锋头，可是亦就首先有能力领导这几万万人起来。这几百万和几万万的人，“也是”政权的一个来源吧！——这就是工农民权独裁呵。

　　机会主义派不敢公开的说：中国民权革命已经完结，让我们开始合法主义的斗争罢。他们却不肯相信第六次大会说：“革命新高潮的来到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充满着怀疑和犹豫。他们就设法用各方面的各种论调来证明资产阶级力量的伟大——或者说“稳定”，或者说“经济不稳定”而“政治稳定”，或者说“不会有战争”，或者说“有了战争未必有革命高潮”，并且设法估量革命力量的薄弱，说“党的干部已经完全丧失”，或者“新的干部都没有经验”，或者“旧的干部理论上实际上都已经破产”，或者“工农团体完全没有群众”，所以革命高潮一定要“迟延”。固然广州暴动失败之后，革命势力受着极大的摧残——革命的前一高潮是中断了。须要克服盲动主义，须要做极艰巨的组织工作，须要有系统的去争取群众而准备武装暴动，方能够赶得上必然快要到来的新高潮。但是机会主义者不懂得，游击战争里盲动主义的病根，对于现在中国并不是游击暴动本身不好，而正是因为没有规划去准备暴动不好。因此，机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有计划的行动”、“有计划的组织”只是要去进行合法主义的职工运动和经济主义的乡村运动的“和平发展”。所以他们往往批评政治示威和农民战争说：这只是“自然暴动的野蛮政策”。

　　可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的路线——争取群众，却是为着“准备自己，准备群众去实现更有计划的更有联系的更加进攻的总暴动”（列宁）——正是为着这个，而有一省数省苏维埃政权的可能前途的指出，这种前途现时是日益接近于实现了。

　　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世界革命的先锋队伍里面，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而进攻苏联，使我们先锋队的任务更加加重了。同时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崩溃混战和工农革命运动的生长，明显的把中国无产阶级当前任务指示出来：坚强自己的布尔塞维克的党，组织团结自己的力量，领导正在兴起的农民战争，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民族改良主义——准备群众去实行有计划的进攻的总暴动，“变军阀混战为阶级的国内战争，为武装拥护苏联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和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统治，而建立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无产阶级政党是这个艰巨斗争的唯一领导者。凡是妨碍这种斗争的，例如右倾的取消派和托洛茨基的取消派都应当完全立刻肃清。党内民权主义集中制的铁的纪律，应当坚决的执行，这都是应当强固布尔塞维克的党，加强他的战斗力的，这不是为着取消派的“自由讨论”而设的。取消派要自由，最好是到党外去自由，或者到自由派的资产阶级那里去，那才是适当的地方呢。一切主张党内无原则的容忍调和的论调，无非是替取消派和机会主义派实行缓兵之计。所以党内机会主义的怀疑派，悲观、失望、颓废以及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和倾向，摇摆于取消派与共产党之间，实在形成现在最主要的危险，中国的共产党必须坚决实行反对这些右倾的斗争，绝无调和的余地。

　　选自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党史资料》1952年第4辑

　　署名：秋白

　　注释

　　[1]指1929年6月，国民政府军攻入北京，完成北伐，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

　　[2]取消主义，这里指托陈取消派的取消主义，见本卷第403页注20。

　　[3]陈独秀，见本卷第650页注⑥。

　　[4]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即托陈取消派。

　　[5]指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

　　[6]陈独秀的三封信，即1929年7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及1929年8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7]六次大会，指192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8]指以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所代表的中央委员会。向忠发、瞿秋白、苏兆征等9人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等7人为候补委员。这届政治局至“六大”召开时为止。

　　[9]指蒋介石和桂系李宗仁等于1929年间发生的战争。见本卷第276页注⑦。

　　[10]指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

　　[11]《向导》，中国共产党中央创办的第一个公开的机关刊物，周刊。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办，第6期起迁往北京。后又迁回上海、武汉等地出版发行。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发行201期。

　　[12]太平天国，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领拜上帝会会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行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南京，改称天京。1864年天京被清军攻破，太平天国结束。

　　[13]盲动主义，见本卷第108页注11。

　　[14]恒丰，全称恒丰纺织新局。1891年由唐松岩在上海创办华新纺织新局，后由聂缉椝接办，改名恒丰纺织新局。

　　[15]怡和纱厂，1895年由英商怡和洋行在上海开设的纺织厂。

　　[16]特立，即张国焘，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17]俄国当初的取消派，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孟什维克右派机会主义派别。

　　[18]北方局，中共中央驻北方地区的代表机构。1927年9月首次建立，王荷波任书记，主要领导顺直（今河北）、山东、满洲（东北三省）、山西及内蒙古党的组织和工作，12月撤销。1930年春再次建立，贺昌任书记，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撤销；1935年第三次建立，孔原、高文华、刘少奇、杨尚昆等先后任书记。1945年8月撤销。

　　[19]南京政府，即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成立。1928年12月该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20]魏金斯基（Grigor Naumovich Voitinsky，1893—1953），在中国工作时化名吴廷康。出生于俄国，1913年移居美国，1918年回国。1920年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被派来中国，协助组织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会晤，1921年1月回国，1923年11月再次来华。此后多次往返于苏联和中国。1926年任共产国际远东殖民地委员会书记。

　　[21]指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所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22]即指四·一二政变，见本卷第62页注38。

　　[23]中国劳动共产大学，其前身为莫斯科中山大学，见本卷第367注⑦。

　　[24]广西派，指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一派军阀，又称桂系。

　　[25]即1928年8月8日至15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

　　[26]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本卷第611页注14。

　　[27]郭春涛（1895—1950），湖南酃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法国留学。早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国民党二届候补监察委员。1927年6月被指定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28]斯托柳宾的政策，见本卷第97页注⑨。

　　[29]指1905年俄国革命。见本卷第59页注④。

　　[30]尼古拉一世（1769—1855），俄国皇帝，帕维尔大公之子，1825—1855年在位。

　　[31]亚力山大二世（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年在位，尼古拉一世之子。继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改草。1881年被民意党人炸死。

　　[32]蒋介石派，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权派。

　　[33]指1928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及192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34]立宪民主党，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其首领为米留可夫。它以成立立宪国家为幌子，力图保持沙皇制度。二月革命后，它领导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外依附于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工农群众。十月革命后，多次组织武装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

　　[35]劳动派，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他们要求废除一切等级制度和民族限制，实行地方和城市自治机关的民主化，并根据民粹主义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则制定土地纲领。

　　[36]社会民主党（俄），见本卷第161页注③。

　　[37]十二月暴动，即广州暴动。见本卷第21页注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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